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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650—693），华州华阴人（今陕西华阴），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四杰命运多舛，四人中就有三人死于非命，只有杨炯得善终，但年岁也不高，仅43岁，且身后萧条，没有子嗣，其中以骆宾王和卢照邻年岁稍长，杨炯和王勃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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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出身名门，但到他这一代已经衰落，他的父亲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他的伯父杨德裔曾在地方州县担任要职，杨炯自称“吾少贱也”，可能幼时家境并不怎么好。

杨炯也是个早慧的才子，从小聪明颖悟，文章写得很好，10岁就考中童子科，被视为神童，待制弘文馆。

弘文馆是太宗时代就设立的，主要负责整理校正书籍；参议朝廷制度、礼仪的设置；同时又招收弟子、教授生徒，相当于中央直属的学校，能到里面学习都是贵族子弟，且名额有限。

杨炯当时年岁尚小，中了童子科后，继续入弘文馆学习，以待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称为“待制弘文馆”，杨炯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到里面学习，因该是中了童子科之后才有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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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杨炯的辉煌便止步于此，从10岁到27岁，这10年间，一直都是“待制弘文馆”的身份，生活仿佛止步不前，他的心情压抑而彷徨。

这期间土蕃大举入侵西北边庭，渴望挣脱樊笼、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他，写了这首《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描写一位埋首穷经的书生弃笔从戎、从军边塞的过程，写得气格豪迈，壮志昂然，远非当时柔靡浮艳、吟弄风月的宫廷诗可比。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一句更是广为流传，后来王维的“岂学书生辈，窗前一老经”。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想必都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

而这一句更是喊出了作者的心声，只可惜，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杨炯一生都困守书斋，从来都没有机会实现他的豪迈愿望。

直到27岁，杨炯才应制举及第，补九品校书郎（专门校勘典籍的官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也就是这一年，和他同龄的好友王勃，也是27岁，渡海前往交趾探望父亲，溺水而亡。

6年后，经中书侍郎薛元超举荐，杨炯为迁为太子詹事司直、崇文馆学士。崇文馆隶属于东宫，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和为太子提供顾问，这可能也是杨炯心情颇为舒畅的时期。

杨炯生性简傲，自恃才高，看不惯朝中那些无才无德、滥竽充数的官员，称之为“麒麟楦”（用木头装饰而成的假麒麟），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宴会上常有人假扮麒麟取乐，这些人用修饰好的角和皮毛，覆盖在驴的身上，巡场而走，待到揭去这些修饰品，驴还是驴，那些无德而高官厚禄的人，和这个假扮麒麟的驴有什么区别！

其倨傲的性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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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只在太子詹事司直的位置上坐了两三年，没想到远离宫廷的他却无辜卷入一场权利角逐。

684年高宗病死，武则天称帝，杨敬业在扬州发起兵变，杨炯族中一位兄弟名叫杨神让，也参加了扬州起事，杨炯因此受到株连，被贬谪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

但毕竟与他关系不大，所以也没受到太大的处罚，在蜀中呆了4年，期满后又被召回京中，在宫里的习艺馆当个教书先生。

习艺馆就是设在宫廷里教育机构，负责教宫女学习经史、算术、众艺等，后来被没藉入掖庭的上官婉儿，也曾在这里学习（由此可见唐朝中多么重视教育，连宫女、没入掖廷的罪臣家属也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学习知识）

这时刚刚步入仕途的宋之问也被安排在习艺馆教书，他俩在这里成了知交，杨炯没有子嗣，对宋之问托以后事，宋之问也满口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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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中元节，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这天要准备供品供奉佛祖和僧人，宫中也出盂兰盆分送佛寺，这在当时是个盛大的节日，武则天亲自带领众臣上洛南门观看。

这种盛事，朝中大臣少不了赋诗作文讴歌称颂，特别是武则天，大概是反对她的人太多了，对这种颂美之声特别享受，奉承得好的，还可由此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因此士人趋之若鹜。

在习艺馆呆久了的杨炯也没免这个俗，他作了《盂兰盆赋》对女皇作了一番称颂、赞美。

不知道是不是献赋的原因，不久，杨炯就被调到盈川（今浙江衢州）当县令，没多久便死于任上，死因史书没有记载，享年43岁。

杨炯没有子嗣，由他弟弟将棺木运回洛阳，宋之问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亲自为他建造墓地，把他的遗作编纂成集，又为之作祭文《祭杨盈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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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都是才高位卑、名大官小，又恃才傲物、行为不羁，在当时受到很多非议。

例如裴行俭批评他们“浮躁浅露”，不堪重任；杨炯在任上“为政残酷”，为争排名而“愧居卢前，耻居王后”；骆宾王写诗喜用数字对，被讥为“算博士”；杨炯为文好用古人姓名，又被称为“点鬼薄”等等，不一而足，对他们的文学成就、革新诗风的功劳却视而不见。

这些非议引起了杜甫的不满，他写了《戏为六绝句》为四杰鸣不平：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近代的闻一多也对四杰很重视，他认为在上官体风行的年代，是四杰让诗歌“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四杰中，卢骆擅长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帝京篇》便是他俩的代表作，标志着歌行体的成熟；王杨则专工五律。在盛唐之音还没来临的时代，他们的诗歌无异于当时的珍宝！

下次，将继续介绍初唐第3个30年的诗人——杜审言。

以下是初唐诗坛的思维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