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 (10)

2021-02-21  本文已影响0人  文学爱好者王亚平

        我的春节 (10)

1970年春节休假的那一次,那台干校唯一的宝贝嘎斯车在车库里搞保养。我也在那里一手油污地跟着参和。

忽然走进来一个瘦瘦高高、年龄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人,他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带着衡阳腔的双峰话,嘻嘻哈哈地跟大家打招呼。

修理工们也很亲热地跟他说话,而且原本蹲着在油盆里洗零件的老袁还站起来跟他说话。

我注意到,老袁的脸上除了高兴还有尊重的表情。

瘦高个走后,我好奇地打听这个人是谁。

老袁说他姓曾,也是六连的。是抽到校部来开拖拉机的,就是干校新买的那台“铁牛55”。他开起来可神气了。

我注意到,这个一脸灿烂阳光的男人好像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而且在笑和说话的时候都有一股隐隐的傲气,有时候会不自觉地仰起脸,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这在当时的“牛鬼蛇神”中间可是非常罕见。

我说,这个人好像很——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下,选了一个合适的词汇,“有点意思”?

说话喜欢阴阳怪气的吕师傅说,他的意思就不止一点啦,他的意思大了去了。

见我稀里糊涂,袁师傅一脸神秘地说,老曾过去曾是国民党新一军的卡车司机,是开那种“大道奇”的。

看见老袁郑重其事的样子,我说,新一军怎么啦?很厉害吗?

老袁说,新一军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过去牛皮得很啦。老曾过去很神气的。

我说,他过去很神气?我怎么看他像个农民。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老曾很像反特电影《铁道卫士》中那个国民党特务马晓飞。只是比那个狡猾狠毒的特务瘦些、高些。

老袁又说了一句,他过去是开“大道奇”的呢!

我问,什么是“大道奇”?

老吕说,“大道奇”你还不知道?就是美军的十轮大卡车。打仗的电影中美国鬼子常坐的那种汽车!

说这话的时候,老吕的脸上满是吃惊和不屑。

老袁马上维护我,说,他才十多岁,他那里知道!再说,这种车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进口美国车。在战争年代缴获的那些车也由于年代久远,缺少零部件维修保养而逐渐淘汰了。

当时见得最多的就是在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根据苏联“吉斯150”型中型载重卡车的图纸仿造生产的“解放牌”4吨载重卡车。而且这种卡车在当时被看做是一种高档汽车,等闲也是难得看到的。

即使是在我心目中已经很庞大的解放牌卡车,也只有六个轮子。那么十个轮子的大卡车是什么概念?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开着这种汽车在公路上飞驰,那一定威风极了。

混的很熟了以后,我甚至开始用玩笑的口吻教训他,说你们这些血债累累的国民党兵痞要好好改造,要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

当老曾用那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时,并且眼睛里开始冒出隐隐的小火苗的时候,我又威胁他,说我跟老冯关系很好。(老冯是现役军人,干校的军代表,也是干校的最高领导,常常在我家里蹭吃蹭喝,因此老曾绝对相信我们关系好。)我跟老冯说说好话,没准那天他一高兴就能早一点把你给放了。

这些话比灭火器还灵,老曾眼里的火苗一下就被扑灭了,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经典的老实巴交的模样。

有时候,老曾高兴起来就会不由自主地吹嘘起他过去当国民党兵的事。

他说他们新一军是国民党的王牌军,是战功卓著的部队,如何如何的了不起,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说,你们再厉害还不是让我们的解放军把你们给消灭了?吹什么啊,八百万军队,你就是猪,要一个一个来抓,也得抓几年。你还王牌军!

老曾像挨了一闷棍,舌头在嘴里僵住了。半晌才挠了挠头皮,黯然神伤地说,是啊,真有点想不通。

我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从古到今,坏人就打不过好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三岁小孩都懂,你还想不通!

老曾笑了,说,是啊是啊,我是坏人。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不过呢,你也别笑,你爸爸当八路军,当解放军,还是共产党的官儿,现在不也成了坏人?你是坏人的儿子,就是狗崽子,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坏人!

这一下轮到我张口结舌了。

老曾说,那个时候的汽油好贵!人家说是滴水贵如油,那个时候是滴油贵如金。有一滴油一滴血的说法。

而我们的“大道奇”有的是油烧。当官儿的常常从油箱里抽汽油跟老百姓,主要是地方的卡车司机换钱。

那个时候的黑话叫“喝老酒”。

在路上碰见地方的司机了,就把车停在路边,做一个端酒杯的动作,说,哈罗!喝老酒?地方司机十有八九会来买油。靠这个,当官的一年要弄不少钱呢!

说得兴起,老曾又做了一个端酒杯的动作,大声说:“哈罗!喝老酒!”

说完哈哈大笑。

我感慨地说,难怪都说你们国民党腐败,连你们自己都承认了。你还得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老曾赶紧说,用油换钱那是当官儿的事,我们可不敢。我们顶多抽一点油,跟老百姓换个鸡吃吃。一酒瓶子汽油能换两只鸡呢。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烧上一堆火,把鸡的脖子一拧,肠子肚子一掏,抹点盐,再用泥巴一糊,架在火上用大火猛烤,烤得吱吱流油,那个香啊,几里路都闻到了。

说着,老曾被口水呛了一下,连连咳嗽起来。

我也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口水。

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我说,你们是狗改不了吃屎,有什么样的官儿就有什么样的兵,上梁不正下梁歪,难怪你们国民党老是打败仗。也难怪你经常借着帮老百姓拉货的机会在人家家里吃吃喝喝,犁地的时候还要趁着喝水那么一点时间到地里刨老百姓一个红薯吃。你呀,真不愧是国民党。

老曾说,你不知道,我是饿怕了。当兵的时候差一点没有饿死。我倒是想不吃不喝,可那样就变成神仙了。

他又打量着我,慎重其事地说,你呀,别老说我是国民党。我其实不是国民党,人家国民党还不要我呢。他们入那个党要求得可严了,没有一官半职的人,你想当国民党人家还不要你呢。

老曾还说,他们家乡那个出了一个名人,叫曾国藩,那可是清朝一个鼎鼎大名的大官儿。说不定自己还跟曾国藩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呢。

我说,曾国藩怎么啦?我知道那个人。那也是个坏人,而且还是个大坏人,是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一句话又把他后面的话堵回去了。

看着他噎得上不来气,我有一种恶作剧的开心。

后来,我去芷江修铁路,了解了一些国民党的抗战史。

再后来,我当兵,参加工作,读大学,逐渐逐渐知道了许多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知道了一些远征军的故事。

我知道了十万远征军把七万将士的尸骨扔在了缅甸的异国他乡;收复云南腾冲的时候,七千阵亡的国军官兵的尸体堆得比城墙还高!还知道了远征军的汽车兵们怎么一面提防着头上日军飞机的轰炸,一面还要提防坠入滇缅公路险要地段的万丈深渊。每一次出车都是去了一次鬼门关。

后来每当春节闲暇的时候,或者看到有关远征军的故事,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了老曾。

可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曾。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曾向袁师傅打听过,可他说他也不知道。

后来袁师傅也去世了。

老曾,您还健在吗?如果在,您应该是九十多岁快奔一百华诞的耄耋老人了吧?

愿普天下的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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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春节期间闲来无事,信笔写点有关我们过去过年的一些回忆。本想写个一篇两篇就收笔,没有想到下笔之后洋洋洒洒就收不住了。

我小孩说,你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有意义吗,谁看啊?我生气地怼她,看不看是他的自由,写不写是我的自由。谁愿意看谁看,我一点都没有强求的意思。历史和文化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地传下来的嘛。

文革中下乡,后来修铁路,再后来当兵,春节基本都没回家过。在工地和部队也是过得简简单单,没有什么仪式感。所以春节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个普通的节日。

只能写到这儿了,以后闲得无聊了或者心情好了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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