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
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是好人。
——<俄>列夫·托尔斯泰
惊人的无知
西方人有“天启四骑士”之说：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人类自古以来共同面对的苦难，也就这四种。而今天，除了死亡，仍旧无法避免，其他三者似乎都在渐渐隐去。
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需要乞求某位神或圣人来解救人类，而是已经相当了解怎样预防饥荒、瘟疫和战争，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此类灾难发生的次数及频率确实都在下降。因营养过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传染病死亡者，自杀身亡的人数甚至超过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杀害的人数总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
战争，瘟疫和饥荒在渐渐消失，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人类在苦难中的感受，以及在其中产生的人性变量，从此也被遮蔽了。这不仅是一个遗憾，更是一种危险。
人性恒长，生活在繁荣，安全和进步中的一代人，是经受不住人性阴暗面的突然反噬的。
2007年在成都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科学史教授江晓原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辩题是，如果世界末日到了，只剩下他们俩和现场的一位女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
刘慈欣的选择是：吃。因为全部文明，包括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等都在他们手里。“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晓原的选择是：不吃。他的话掷地有声：如果吃人，我们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这段辩论一直在我脑子里翻涌。站在今天看江晓原教授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真到了那种绝望的时刻，刘慈欣会怎么选？江晓源会怎么选？我们又会怎么选？谁能知道呢？
毕竟那个选择其实并没有真实地摆在眼前。
这是我们要读书的一个理由。书籍中不仅记载了苦难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保留了苦难下人性的状态。瘟疫、战争和饥荒不难想象。但是那种情况下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经常会大出我们所料。
陈忠实的《白鹿原》里，有一段关于饥荒的描写。
一个过门一年的媳妇，饿得半夜醒来，再也无法入睡，摸摸身旁已不见丈夫的踪影，怀疑丈夫和阿公阿婆在背着她偷吃，就蹑手蹑脚溜到阿婆的窗根下偷听墙根儿 ，听见阿公阿婆和丈夫正商量着要杀她煮食。阿公说：“你放心度过年，馑爸再给你娶一房，要不咱爷儿们都得饿死，别说媳妇，连香火都断了。”新媳妇吓得软瘫，连夜逃回娘家告知父母。被母亲哄慰睡下，又从梦中惊醒，又听见父亲和母亲正在说话：“与其让人家杀了，不胜咱自家杀了吃！”这女人吓得从炕上跳下来就疯了……危言流语像乌鸦的叫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陈忠实《白鹿原》
饥饿带来的苦难，不是人“没得吃，饿死了”这么简单。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留下那么多“易子而食”的记载。在那样的处境下，人性的底线能变得多低？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战争期间，人性的变形就更严重了。战争可不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那么简单。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发起者就有了一项内在冲动：必须把杀人说成一件正当的事。在和平时期无法想象的观念在战争期间反而会被广泛宣传。
张宏杰有一本书叫《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面收到了明末的张献忠。张献忠未必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杀人最多的，但是他提出的杀人关确实是独一份的。
张献忠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认为自己是老天爷，派到人间来收人的，杀人是他的天职。他曾经修萁了湖北上津县的关帝庙，还撰写了一篇碑文，其中写道：“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在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故亦莫之为而为也。”在这样的观念下，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崇祯十七年六月二十一，重庆通远门外的空地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桩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留在岸上的手指还在抖动。血如喷泉一样，从断臂上喷出，执刀士兵一脚踢开他，喊道：“下一个，快点！”
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所在处理被辅明军。六月二十，张献忠攻破重庆城。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经顽抗，但八大王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尽剁手为戒。
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却伸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拦住：“右手！”
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其实张献忠这么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文化中确实有一个说法，那些乱世豪杰都是应劫而生，是上天派到下界的魔头。比如在《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就被说成了洪太尉误放的妖魔。
当年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好几个段落让我非常费解。
《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里，武松冲进都监府，从马夫开始，一路取走了女史、丫鬟、都见夫人等十九条人命。但这些人既跟武松没有前仇，也未参与迫害武松，更无法对他构成什么威胁，在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里，这是一种无意义，无节制的滥杀。
宋江劝霹雳火秦明上山时的做法，就更骇人听闻了——他先是滥杀平民，然后栽赃给秦明，害得秦明一家老小被处死。
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馀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
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
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惠，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事，若何？”
——<明>施耐庵：《水浒传》
今天隔着纸面，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宋江一伙儿得意洋洋的神态：死几个平民算什么？赚得好汉上山才是正经事。你的妻儿死了算什么？给你另娶一房就是。
别忘了《水浒传》可是把梁山好汉当做正面角色来写的。 这种观念差别，是不是仿佛两个世界？如果不借助这些书，我们对战争和饥荒时代的人的想法，很可能就会陷入惊人的无知。
全文摘抄自 罗振宇《阅读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