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远方

这是一座南方小城，我叫她“故乡”。在我印象中，这里人们都有着相似的记忆和关联。我们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我们住的房子只相隔一条街，我们彼此不见面却相识。这是一座微观城市，是所有城市中个头最秀气的那一个。这里没有重工业，人们依山傍水，过得安逸朴实。

许多人并不安于现状，他们试图逃离。从绿皮火车，高铁，再到飞机，人们选择各种交通方式，都是为了抵达那个远方。我们都歆羡能够飞翔天际，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被赞誉围绕，欣喜。

有人飞走了，不会再回来。他们常说，“故乡太慢，跟不上我的节奏”。

2012年，我抵达南半球开始我的新学业。本以为我将面对繁华绚丽的异国人生，却不曾想，我所见所闻皆是小人物的市井。他们都是不安的无脚鸟，他们来自大洋洲之外的地方，选择一处异土，却就此生根发芽。

我遇到过一名当垃圾处理员的尼泊尔小伙儿。他黝黑的皮肤衬托出他洁白的牙齿，他每天穿着制服在车站一带工作。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尼泊尔口音，说起英语来速度飞快，但表情丰富，音调总是显得很雀跃。

“嘿，你在干吗？”

“我在上班，很忙啊，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开心？”

“因为我的名字就叫Happy啊！”

他的工作，在我们中国人眼里，那是不太高档的，并非写字楼里的西装革履。他每天要在垃圾车旁边呆上一整个下午，常常也落得满身酸臭。有时，工作累了，他会向商铺老板讨一罐冰镇的可乐。随后一通豪饮，好不欢畅。看到那样的画面，我在想，人生每天如此，怎么能不快乐。

我还遇到过一位书店老板，上海人，上世纪90年代“逃离”中国，手上揣着东拼西凑的5000美金就开始他漫长的澳洲移民路。他戴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声音细细小小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说，他这一辈的人，早就习惯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亘古不变，从天亮到日落，他只守着他的书店。

他指着窗外，对我说，“喏，那条街，我开店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连周围的建筑物都没变过”。

反而是上海让他不适应了，每隔几年，他会回国探亲，但最近这些年，他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站在小时候玩耍的地方，他常常感到迷惑，那些平房已经被高楼大厦替代。没过几年，那些高楼大厦旁边又多了几栋古怪的建筑。人们感叹，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日新月异绝不是故弄玄虚的说法。

但是，他已经习惯了平淡，不愿再改变。“回去了能干什么？还是不回去了吧。”

另一个，是在做餐饮的厨师。他是个操浓重广东口音又半句英语不会的粗人。早年，他在国内北上南下到处揽活儿，跟着别人做后厨承包生意，曾沾染许多不良嗜好。每次回家，都要和家人闹，和妻子的矛盾日益加重，终于感情破裂，离婚收场。

2003年，他和小时候的青梅竹马重逢，没过多久他再婚了，并且带着儿子跟随她来到了澳洲。但好景不长，儿子和这个后母的关系一直不好。事情逐渐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他又离婚了。

心灰意冷的他带着儿子相依为命，偶尔一次回国探亲，见到了前妻，两人冷静聊了聊。他看到儿子始终和母亲关系好，加之周围亲戚好友的劝和，于是他决定和前妻复合。

但这些不过是他来找我帮忙编的故事。真相的落脚点是，他在03年因为配偶的关系移民澳洲，如今离婚后，他希望用自己的澳籍身份将妻子也接来澳洲。于法律上，他必须说明其中的缘由，于是我便成了这段故事的编撰者。事实上，他来澳洲，是和小时候的青梅竹马达成了假结婚的协议，最终目的是想把家人全部安置在这个异国他乡。

真相，有时显得比故事更加故事化。孰真孰假，其实我并不知道。

我问他，用尽十年时间，只为一个身份，值得吗？

师傅笑笑，说我太年轻，不懂事。

“我没有大的梦想，没读多少书。但我知道，只要我的孩子有个好的未来，那我就满足了。”

他停顿片刻，继续说：“人生哪有那么多的成功？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很真实。”

这些画面一直落在我的脑海。

无数个小城上演着无数个离别与落脚的故事。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甚满足，我们妄想逃离，每日每夜歆羡着别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在路上的姿态。有人游走于城市边缘，誓言做个永远的过路人。我们大多数人都徘徊在异乡的莫名街道，只不过偶尔从巷口张望别人洗衣做饭的琐碎。

我打工时，遇到一名为人尖酸苛刻的店长，但她又时常打翻东西，落得一身狼狈。情绪阴晴不定，我们背地里都叫她“杀姐”（她名字中有个莎字）。

可有一天晚上，在做完所有工作时候。她突然问我，“你真的要回国吗？”

我说是。她继续问，那你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说记者或者编辑吧。

她忽然一阵沉默，片刻之后，她说：“我留下来，是因为老板答应给我办工作签。我既然已经离开马来西亚，我就必须在这边拿到身份。其实，谁不想回到家里呢？但是现在，就算我想回去，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你很好，你有自己的梦想。但是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安定的生活。漂泊，也是为了以后的平静。”

我有些讶异她突然对我说的话，她察觉出，却只是笑笑。那个瞬间，我有种错觉，她其实和我一样，多少人都如此，陷入了平淡与漂泊的迷思中。

我忽然想起库切《耶稣的童年》里的那个“我”：西蒙。没有身份，没有亲人，没有过去，西蒙远离家乡，为了寻找大卫的生母，他带着大卫来到了异乡小镇。

西蒙有野心，他讨厌每天都吃同样的黄油面包。但小镇的人却不这样，他们甚少关心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都是库切笔下的那个不知足的西蒙。我们从不曾抵达远方，亦没有逃离故乡，我们只不过是跋涉千山万水，窥探另一种平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