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笔记
探索未知，固然勇敢；质疑已知，更需勇气。 ——卡帕斯
理论观点
变得愈多，愈是不变。 ——法国谚语
人的知觉和思想都是相对的，必须通过比较和对照才能运作。（有了“不变”的概念，“变”才有意义。）
问题的发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源自事物的天性，而是因人而异、依观点而定。
在人类事务与难题中，我们常常不断地为某一问题而煎熬时，我们虽然急欲扭转情势，但是心里总会先浮现两个问题，即“这一恼人的状况为何持续不变？”以及“该如何才能改变状况？”
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将通过数理逻辑领域中两个抽象而普遍的理论，来介绍和理清某些已达成的结论。——群论和逻辑类型理论
群论
a. 群由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成员组成，至于成员的实际本质为何，乃不相关的事。（只要有某一共同特征就可以了）——>成员组合还是这个群里里的成员（变而没变）、成员不同的排列，还是这个群——>群的第一个特性即允许在群之内产生无数的变化，但是任何成员或成员的组合，都无法置身于系统之外。
b.群的另一个特性是，成员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顺序来组合，而组合的结果仍然相同。——>如，朝一个方向转四次（组合规则），回到原点。——>过程允许变化，结果不变。
c.每一个群皆包括一恒等成员，其特性为：任何一位其他成员与该恒等成员组合，其结果仍为该成员自身。（如，在组合规则为加法的群里，X+0=X；在组合规则为乘法的群里，y1 = y）——>假设所有的响声成为一个群，则其恒等成员为寂静；而一切位置的变动（即运动）所组成的群，其恒等成员则为不动。——>某成员可能有所行动，但却不造成任何变化。（变了白变*）
d.每一成员皆有其相对或相反成员，任一成员跟它的这个相反成员组合，结果为恒等成员。（如，在组合规则为加法的情况下，5+（-5）=0）——>这一组合造成了显著变化，但结果仍在群内（系统内）。
——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让我们借以思考变与不变相依存的奇特现象。“凡事愈变，愈是不变”。
群论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模型，以解释那些超越某既定系统或某参考架构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介绍逻辑类型理论。
逻辑类型理论
“凡涉及某集合的全部成员者，必定不是该集合的一员。” ——《数学原理》
（人类不是一个个体，这两者属于不同层次。）
如，一个大城市人口的经济行为，不能以一个居民的行为乘以居民人数（如400万）来解释。400万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和一个个体不同，在质上亦相差甚远，因为前者涉及个体之间互动的种种系统。
我们常常会碰到不同层级的逻辑种类，因此种类层级的混淆及其所导致的迷惑，可以说是无所不在。这一点在行为科学中更不易看出来。
如，位置的变化——运动；运动本身的变化——加速或减速（位置的变化之变化）；加速（或减速）的变化——位置变化之变化之变化。这几种运动是极为不同的现象，解释这些现象将牵涉极为不同的原理，运算时也牵涉极为不同的数学方法。
“变”总是会涉及较高的一个层次，例如想从位置到运动，势必得从位置理论架构中向外跨出一步。在位置的架构之内，运动的概念根本无法产生。
“.....人们每当失去这一‘对其不准确性的’警觉，最后就会造成思想的混淆。” ——哥特雷布·弗雷格
如，汽车加速，加大油门就可以。但如果你所希望的表现落在该范围之外，就得换挡了。——>对踩油门这个动作而言，换挡属于更高一个逻辑类型的现象。
”变“——状态之间的变化；转型之间的变化（变化方式的变化）。
从逻辑类型理论的推论，我们得到两个重要结论：（1）逻辑层次必须严格区分，以免矛盾混淆；（2）从一个层次转到较高一个层次（即从成员转到种类）需要一个换挡、一种跳跃、一个超越或转型。（跳出系统之外）
小结论: 群论提供我们一个架构，以思索一种变化，该变化可以在某系统之内发生，但系统本身维持不变。逻辑类型理论对于种类内，也就是成员间发生的事，并不在意，但这一理论提供我们一个架构，以考虑成员和种类的关系，以及由某一逻辑层次转到更高层次所蕴含的奇特改变。——>一种改变发生在某一系统之内，而系统本身维持不变；另一种改变发生时，则改变了系统本身。
如，在噩梦中，我们可以跑、躲、打、喊等，但是都不能停止噩梦（第一序改变）。跳出梦境的唯一方法，涉及了一个由梦到醒的变化。转到完全不同状态的一个变化。（第二序改变即改变之改变）
请记住，第二序改变总不改其不连续或逻辑跳跃的特性。我们可以想见，第二序改变在实际问题上所呈现的是一种不合逻辑与悖论。
实践的观点
“矛盾对立的运作”——荣格 “每一种心理的极端现象，都暗含其反面，或与其反面维持某种密切而根本的关系......一项习俗再神圣，偶尔也会变成另一极端。而情况愈是极端，我们愈容易预期一个‘矛盾对立的运作’，即转变成另一极端。”（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情况并没真正变好）
一个系统可能发生一切可能的内部变化，却不会造成系统本身的变化，此即陷入没有结局的游戏。该系统无法从内部产生改变自身所需的条件，也无法产生改变自身规则的规则。（这些游戏之所以永无止境，因为自身并未包含如何结束的规定。）
然而不可否认，第二序改变是一种日常现象，绝非不可能发生的事，人们的确会发现新的解决方法，社会有机体的确能够自我修正，自然界总会找到新的适应方式，而科学发现或艺术创作的整体过程所依据的，正是走出旧架构、进入新架构。
但是第二序改变的发生，通常被视为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理解之事。
但我们的经验是，第二序改变只有在由第一序改变的观点，亦即从系统之内来看，才是不可预测的、突然的、不合逻辑的，等等。
从系统之外来看，这只不过是控制系统整体的前提（在群论上，即组合规则）之改变罢了。**
我们都经验过被困在某种处境之中，即不管我们多冷静和逻辑地企图解套却只在原地打转。从第二序改变的观点来看，它只是在同一逻辑类型中由一组假设转换到另一组而已。
我们是自己为现实游戏中顺从的羔羊，还是是自己为创造或接受游戏规则的玩家？后者是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人，而前者则只是无力地受困于现实中。
逻辑类型理论清楚地指出，我们不可以用讨论成员的语言来讨论其种类，否则将造成逻辑层次的误置，而导致逻辑诡论那令人迷惑的困境。因此第二序改变不能以适用于第一序改变的语言来表达，也不能以适用于第一序改变的方法促成，否则势必造成最难解且矛盾的结果。
原地踏步或者当解决之道变成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利用对立者（如暖气对寒冷），有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维持在某一种程度（不被冻着），但许多问题如果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非但维持不了多久，而且容易趋于恶化——尤其当错误的解决方案一再被使用时。（如禁酒令）
如，丹麦对色情的完全解禁反而使人们对色情淡然处之，且加以斥责。——>“持续加强同一行动”的解决方案（法律抑制）不但是两个问题中的较大者，甚至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此若无这一“解决方案”，也就不会有问题存在。（但似乎那些主事者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如，亲朋好友逗抑郁者开心反倒令其更痛苦。——>他们被“理智”和“常识”牵着鼻子走，看不出（病人则说不出）他们的帮助等于是要求病人应该有某些感受（高兴、乐观，等等），不应该出现其它的感受（哀伤、悲观，等等）。——>对于病人而言，原来可能只是一份短暂的哀伤，现在却混合了其它的感受，即失败、恶劣、不感激那些深爱着他又急欲帮助他的人。这一点因此成了抑郁本身——而非原来的哀伤。
在某种情况下，新问题的产生，纯粹是因为改变既存问题的方式错误。
困难与问题的区分
“困难”，我们指的只是一种不可欲的状态，可以通过一般行动（通常属第一序改变，如暖气对寒冷）来解决，不必运用解决问题的特殊技巧；或者，我们更常指的是一种不可欲而相当普遍的生活状态，因为无解（至少目前如此），所以必须接受。
“问题”，我们指的是因处理困难不当而造成的僵局、停顿、死结，等等。
基本上，处理不当的方式有下列三种：
a. 企图以否定问题存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应当有所行动，但无人采取行动。
b. 企图改变某种困难，而该困难以现实的观点来看，不是无法改变（如代沟，或总人口当中少部分无法治愈的酗酒者），就是根本不存在：不应当采取行动，却采取了行动。
c. 犯了逻辑层次设置的错误，而导致为没有结局的游戏。一种是，试图以第一序改变改变某种状况，而该状况必须从更高一级的逻辑层次才得以改变（如，9点问题或抑郁症、失眠症、嫉妒等）；第二种正好相反，当第一序改变即足以解决困难时，却试图促成第二序改变（如，不满意别人行为的改变，而进一步要求“态度”的改变）：在错误的层次上采取行动。
可怕的简化
典型公式：根本没有问题（或顶多只是个小困难），谁认为有问题，谁就是疯子或坏人。
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否认”兼“攻击”，是因为他们粗糙地简化了社会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们简化了我们这个极复杂、互相依存而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这一态度若想站得住脚，只有拒绝去看事物的复杂性，然后将自己的井蛙之见视为实在而真诚的人生态度，或自认为“讲求实际，实事求是”。
以上所述，并非意味着所有的简化都是不恰当的，无法导致改变。其实，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科学家企图让科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涵盖更多的例外和不一致现象，使得科学理论日渐复杂；直到有一位天才出现，才抛掉这个拼凑出来的包袱，发现一套新的、巧妙地前提，来解释他所研究的现象。这种简化正是一种第二序改变。
许多所谓的天才，其才情只不过开始于他无法把握一个复杂的情境，或是对别人的权利熟视无睹。从后面这点来看，违反令人觉得不便的规则，或者做出歹徒般的举动，倒真的显出了天才的勇气。
否认问题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需要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形象。
如果有人说出他看到假面背后的真相，便会遭人诅咒；如果他明明看到真相却连自己都无法承认，便会发疯。
小结：处理问题的不当方式之一，就是对问题的视而不见。（原因在于可怕的简化。）简化的后果有二，其一，谁承认问题存在，将被视为疯子或坏人，更别说企图解决问题了。其二，因处理不当而制造出新的“问题”，使原本需要改变的问题变得极为错综复杂。（人类的问题愈是悬而未决，愈容易恶化。）
乌托邦症候群
我们一味追求不可能的事物，却使那些可能得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罗伯特·阿德里
过度简化者对于一个问题可以熟视无睹，而跟他相对的另一极端——乌托邦主义者——则是无中生有：问题明明无解，他却坚信有解决之道。
我们正处于乌托邦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煞有介事地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秘方，这不只是一种赶流行，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征。各种各样的“大师”，在连天使都不敢置喙的问题上大放厥词。
乌托邦症候群的三种形态
-
“内射式”
他们设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目标，即目标无法达成。他不会怪罪于目标的理想性，而只能怪罪自己无能。
我的生命应该更丰富，更有收获，而我却生活在平凡和无聊之中；我对生命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可是我却无法从内心唤醒这些感受。
后果：疏离、离婚、虚无的世界观，甚至酗酒和嗑药——>得到短暂麻痹之后，又回到更冷酷、更灰暗的现实——>使他们更容易保持“退出社会”的生活态度（忧郁、退缩，甚至自杀）。
- 第二种类型
“满怀希望地跋涉，胜过抵达目的地！” ——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斯
他们设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目标，但认为过程才是重要的，永远在路上。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终点。
导致的问题：
“宁愿忍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飞越至陌生的境地。” —— 哈姆雷特
这种旅人从来不抵达一个目的地，只是到处飘荡。那些永远的学生、完美主义者，以及每次在成功前夕开小差的人，即是最好的例子。
原因：
可欲而不可得的心理，往往使人在如愿以偿时感到失落和亵渎。
对虔诚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的政治实现，只不过是在嘲讽他们世世代代对救世主的期待；对于一个终于掳获美人心的男人而言，胜利的滋味跟当初他所梦想的相去甚远。
“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心愿无法达成，另一个是终于达成心愿。” ——萧伯纳
大众相信一个神话，认为人生的许多重要转折都是毫无问题、非常愉快的经验（结婚、生子、退休、来到陌生城市）。但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人生的转折，通常都给人们带来不快、困扰和失望。
-
“投射式”
这些人认为自己是站在真理一边的，肩负者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
产生的问题：
那些不认同真理，或对真理置之不理的人，就被视为坏人。推演到最后，则变成必须消灭这些坏人，才能维护全人类的利益。
“推诿的时代”——自然使我快乐和善良，如果我不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怪这个社会（父母等）。
“屡试屡败”——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据视而不见。这种态度，还可以使人觉得自己的痛苦和世界的可悲，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灾难。
我们讨论的例子，都是企图以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这种改变的方式又跟某些不可改变的困难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问题。
但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负面的乌托邦：事情愈是美好顺利，其实愈糟糕，因此非把它弄得困难重重不可。
正面和负面乌托邦都将人生中常见的困哪和快乐视为反常现象。
小结：
乌托邦症候群患者，认为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比现实还要真实。当他们遭遇挫折时，回去怪罪外在因素（如，社会）或自己的笨拙，而不是去反省自己的前提（目标，理想的基础），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前提即是真理，是最真实的。
（人们根据某个前提而认为事物应当如何，这与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有所差距的。需要改变的是这个前提，而不是事物“实际的”状况。）
如，一个研究计划不出什么结果，其主事者若是采取这种态度，他将投入更多钱，再扩大计划，来试图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呢？
为了掌握“改变”的种种不可捉摸的特性，必须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前提。
人们之所以解不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先有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而不是尚未发现“正确的”方法。
许多人到最后之所以想要自杀或真的自杀，是因为未能达到某些期望（生命毫无意义等）。
心理治疗必须专注于“解除人们的痛苦”，不能将“追寻快乐”的工作独揽到自己身上，否则心理治疗本身将成为疾病。
我们不可以为了后代子孙，或为了某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幸福理想，而牺牲任何一个时代的人。
（人们的痛苦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幸福并非最迫切的问题。信服的获取应该让每个人私下去处理。）
“国家之所以会变成人间地狱，是因为人们想把它变成天堂。” ——费利弗里希·荷尔德林
悖论
要求一个纯粹自动自发的行为，但是因为该行为是在被要求下才做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自动自发的。
问题在哪？
它硬性规定，凡是服从某一处外在规定的行为是不被许可的，因为这一行为应当是很自然地发自一个人内心。这一规定涉及了所有的规定（种类），但是它本身也是一条规定，是属于该种类的一个成员，所以又适用于自身。
如，睡眠（失眠）、性生活（试图用意志力来达到一个自然的、自动自发的状态，往往适得其反。）
如，独裁者想改变人民的思想、价值和观点（你不应只是忍受统治者的强迫，你还应该希望统治者来强迫你），精神分析学生与导师的关系，精神病院解释患者哪些行为是被动服从，哪些是自动自发的表现，教育中的民主，人际间的自动自发的希望。
婚姻治疗中所碰到的问题，通常是因为当事人企图改变原本建立在互相回报基础上的关系，而遭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小结：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这种人际之间并未说明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消逝，终将为人所抛弃，而必要的改变将是改变此协议本身（此即为一种第二序改变），而不只是在协议框框内的第一序改变。（不要去试图改变协议，而是去改变改变的方式。）
第二序改变
第二序改变的原则：
- 第二序改变的应用范畴针对的正是那些第一序改变中的问题解决方案；因为从第二序改变的观点来看，这些解决方案正是问题无法解决的关键之处。
- 第一序改变是基于一般常理而产生的策略，而第二序改变的方法常常是令人不可思议、不可预料，而且超乎常理的；第二序改变的过程中，常存在者令人困惑不解或矛盾的元素。
- 第二序改变的解决方法是处理此时此地的情境；它直接处理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探究问题发生的假设性原因，重要的是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 第二序改变的方法是让问题情境超脱于人们在尝试解决问题时所掉入的悖论纠结的陷阱，并且将问题置于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框架之中。
就算我们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和演变，我们依然能够去解决问题。在解决过程中，我们是在问是什么，即问题的情境是什么，此时此地发生了什么事？（“转化所关切的是发生了什么改变，而不是改变为什么发生。”）
“黑箱”
日常生活与临床上的发现告诉我们，改变不仅可以不经由彻悟，而且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行为或社会改变是对问题的起源有所彻悟而发生的。
我们发现在有计划地介入人的问题时，最实用的方法不是去问为什么而是问是什么。也就是去了解此时此地到底是什么行为，使问题持续不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使改变发生？
一味地探究过去经验中的成因，只是一种自我设限的“问题解决”方式。
第一序改变：当A发生，而且情况令人难以忍受时，用A的替代物或对立面来避免问题发生。（不是“A”,就是“非A”。）
第二序改变：不是“A”，也不是“非A”。（跃升到更高的逻辑层次去思考。）
重新框定的艺术
重新框定是指将人们赖以理解或经验某种情境的概念与情绪的假设或观点，改变成另一组同样也能“符合事实”（甚至更好）的假设，经过这一转换，该情境对人们的意义已全然改变。重新框定的机制并未涉及情绪的变化，而是当情境并未变化时，人们赋予该情境的意义已经改变了。以至于结果也不一样了（但具体是事实仍然维持不变。）
“不是事情本身令我们困扰，而是我们所持的关于事情的意见在困扰我们。” ——爱比克泰德
（任何意见（或是所赋予的意义、观点）是对该意见或观点这一客体的后设层次，亦即另一较高的逻辑层次。）
“真实”是有足够多数的人都同意称它为“真实”的事物——只是这个事实常被大家忘记，所以到后来，这个大家同意的定义，却被人们经验成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现实”了，而只有“疯子”（或精神异常）才会无法看到“真实”。
种类并不是一个可触摸的确实客体，而是概念，是人们心灵所建构出来的。我们指定一个客体为某一特定种类，是学习来的或者说它是选择的后果，他不是不可改变的真理。
（并不是我们所发现的，而是我们所构造的。）
是什么使得重新框定成为达成改变的有效工具呢？
一旦我们觉知到另一种类成分后，便无法轻易回到原来的格局或先前对“实体”的设定之中。
困惑是达成第二序改变的重要步骤。 ——>艾瑞克森“困惑技术”催眠引导
由于当事人想要寻找新的参照架构以走出困惑的需要，这会使得他急切地要抓住任何一些给予他的具体信息。这个困惑为重新框定铺设了发生作用的舞台，也成为达成有效第二序改变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步骤。
成功的重新框定需要将当事人的观点、期望、理由及假设都纳入考虑。艾瑞克森提出他解决人类问题的最基本的规则是：“就地取材，利用病人告诉你的！”。
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说：重新框定并不是让我们注意到什么——不是生产什么洞察——而是教我们玩一个不同的游戏，以使得老把戏不再管用。也就是说，“另一个人现在看事情已经不一样了，也不再能故作无邪地继续玩下去了”。
改变的实践
处理问题的四个步骤：
- 以具体的词语清楚地界定问题；
- 探究截至目前为止已企图运用过的解决策略；
- 对想要达成的具体改变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 形成与执行一个能产生这一改变的计划。
要解决一个问题首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问题”。将一个模糊陈述的问题转换成具体词句的过程，能使我们分辨“假性问题”和“真正的问题”。
不可否认，问题被澄清之后，一个人有可能将面对一个无法可解的困难（无解），还得学习如何与这一困难共处。
对先前被使用过的解决方法的仔细探察，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哪一种改变千万不要尝试，同时也指出了对那些维持问题情境不变的因素必须设法改变。
一个可被具体界定及实际达成的目标，是对问题解决者的一种安全防护措施，以免问题解决者被困到错误解决之道后，选择了“妥协”而非“解决”问题。（乌托邦式目标、冗长过程）
当我们聆听许多人对他们所想要的改变进行描述时，无非都是听起来有意义但实际上却是无用的名词。（好一点、快乐一些、减少担心.....）。这些“目标”非常模糊以至于不可能达成。
如果我们要求对方明确回答：“要特别发生什么或停止发生什么”，因而可以较快乐或沟通好一些时，他们通常表现出失落的样子。这一种困惑的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单纯地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
“当‘答案’不能被表达时，它的问题也同样不能被陈述表达” ——维特根斯坦
除了去寻求“对的或恰当的问题”以及用具体的词语界定目标之外，也要对改变的过程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制。
选择的策略必须要翻译成当事人自己的“语言”；这就是说，这个策略要以一种当事人能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概念化现实”的形式提供给当事人。
所有人类的问题皆包含了“无可逃避”的这个元素（悖论），否则它们就不会成为问题了（可能只是困难）。
“经由悖论而产生的第二序改变”——毫无疑问是问题解决最优雅的形式。（“强迫自己保持清醒”治失眠——>让他积极主动地“从事”这件事，而不是对抗和战斗。）
实例
在典型的人类冲突情境中，事情愈变愈不变；相反的道理同样存在：事物看来一成不变，但事实上它们却改变了。
多做无益：
父母对年轻夫妇过度“宠爱”——>在他们来访前什么都不做，显得过渡依赖他们。
什么特别的事情的发生是可以代表目标足以达成的证明。
解决之道是允许父母继续扮演“好父母”的角色——这是一个他们永远不会放弃的角色。为了不至于过度纵容与溺爱这对小夫妻，做父母的应致力于与先前“照顾”相同重要的“断奶”这一父母角色。
化暗为明：
夫妻吵架——>让丈夫故意找其他人吵架（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争吵是以怎样的模式形成的，丈夫的撩拨，妻子的反应刺激丈夫发怒。）
女儿与妈妈吵架，丈夫不作为，被妈妈认为是帮着女儿欺负自己——>争吵时，爸爸自然地给女儿十块钱（“困惑技术”，目标模糊）
妈妈为精神分裂的儿子支付生活开支时把他“当成一个婴儿似的”，儿子希望父母每个月固定给一笔生活费，自己可以负责打理自己的衣食住行。——>儿子表现出“疯狂的举止”，加强“濒临住院”印象。（重新界定，他是可以控制并可以表现自己某种疯癫的行为，并用它来为自己谋福利的；同时，这一做法使得母亲直接看到儿子疯狂，而不只是隐约地被威胁着。）
宣而不隐：
还有一类为数不少的问题，可以说是某一种被社会抑制或令当事人尴尬困窘的障碍；或是某件不该做但是当事人却不能克制而一再去做的事；或是他想做却做不出来的事。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较容易去定义问题，而典型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对自我意志的一再肯定，虽然这种意志力的自我肯定不见得有用。
害怕当中演讲——>无效的第一序改变：控制紧张——>第二序改变：在演讲之前告诉听众自己非常地紧张，而且焦虑可能会升高到自己无法承受。
（他原先企图解决问题的行为本身正是“问题”，那么当该问题解决的行为被扬弃时，问题也就消逝了。）
这种用“宣传”来响应“隐瞒紧张”的技术，同样可以运用到：脸红和神经质颤抖、害怕在异性面前表现得无趣和无聊、性冷淡与阳痿等问题。
小题大做：
有些人经常生活在害怕犯错的恐惧中。其实他犯错的可能性及数量并不真得比另一个人高，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能减轻他的焦虑。结果，他们的“担心”反而使得自己更容易犯错。
药方：每天刻意去做一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看起来却十分愚蠢的小错误。（控制力）
（还可用于尿床、强迫性行为及其他状似由不可控制的条件所引发的问题行为。）
过了不久，她开始发现整个练习其实很蠢，这时所谓的第二序改变终于达成了！
勾搭男人回住所与自己爆发冲突的白领——>她对自己动机的无自觉状态，以及玩着自甘堕落的游戏。——>每当自己感觉又想作践自己的时候，要以一种小幅度不雅或堕落的方式，使自己被贴上社会标签。——>如穿两只不同款式的鞋子或是顶着有油污的脸去上班，或是衣着凌乱地出门，或是故意在百货公司摔一跤，等等。
（行为之所以产生了改变，是因为在她发现自己暴露在那些小小的困窘事件中时，都是很可怕的经验，因此，她已经不愿意犯下以前那种令自己极度羞辱的行为了。）
认为自己很廉价，没人要的频繁交男友又被抛弃，做爱后不满足的年轻女性——>我们教她告诉她的下一位男友说：“我无法告诉你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你要和我做爱的话，一定要给我一枚25分钱！而且是旧制的银制铸而非新发行的合金物。”——>她惊讶地发现，男人并不会只是因为她拒绝上床而摆脱她。
贝拉克的巧计：
持续不断的人际纠缠，即一个环节扣上另一个环节再反馈回来。一个非常小的改变可以导致整个模式的改变。（事物看起来一成不变，但事实上他们却改变了。）
与上司相处困难的执行助理——>把他邀到一旁，以一种尴尬的语气告诉他：“很久以前我就想告诉你，可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实在有点神经病，可是每当你像刚才这样待我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与父亲的关系有关吧！”说完后，不等他有所反应就走出去。
（这种问题解决形式之所以有效的道理是，一个人赖以处理先前具威胁性情境的知识改变了。这种知识的改变通过她的行为传导给另一个人，即便前述行为处方并未真实的被操作出来，该信息的传导可以带给双方对人际现实的重新建构。）
利用抗拒：
人们对改变的“抗拒”可以转变为改变的重要工具。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抗拒”重新理解为当事人对改变的一种预测或改变的另一种方面。
不少人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目的来接受治疗，他们参与治疗其实是为了攻击专家，以便证明他的问题是无解的。——>我们只要问他：“你为什应该改变？”
（这个问所引导的逻辑和他一向准备好进入的逻辑是不同的。依据他的游戏规则，毫无疑问应该改变——事实上，这整个“游戏”都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这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新的游戏，他不能再玩老把戏了。）
（“你怎么可能改变呢？”）
有一组人类问题是和人们乐观与支持的态度有关，这种乐观与支持的态度只发挥巩固与维持既存问题的作用。如果我们能避免浪费时间在询问当事人为什么要玩“帮助我，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游戏，转而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有一种人乐于玩此游戏），我们就能够专注到他们在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嵌入在当下的脉络中，以及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它。
仁慈的破坏：
对青少年来来说，反抗则是对抗父母不断逼近的要求以确保心理生存空间的唯一手段。
第一步：父母采取一个低姿态（我希望你这样，如果你不这样，我也没办法。不唠叨，不在意，不主动。）
第二步：在青少年每一个不当行为之后，父母都跟着进行一个容易实行的破环行为（牛奶不小心泼到他身上，盐当成了糖），表达自己的歉意和混乱的心情。
（“仁慈的破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情境，父母明显地变成无助和允许子女不当行为，但却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来处罚子女，使他们无法很顺畅地反抗。与其使用“空洞的威胁”、“说理”和“劝戒”等无效的方法父母需要一种安静但却更为有力量的方式来对待子女。）
忽视的好处：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付出注意力的程度是影响彼此关系性质的一个重要元素，同时也容易成为问题的来源。
问题学生——>停止去做那些无用的充满关爱的行为。——>学生寻求注意，捣蛋（忽略），进步（认可和称赞）。
离家出走的青少年——>父母不主导探询、寻找——>青少年主动联系父母
（借有意忽视的行动以获得对方的重视）
学习问题：
拖延的研究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更改第一个句子，如果自己在读这个句子时，觉得它超出了及格边缘的水平的话，他要在后面的文章中，故意创造一些缺点。
另一个处理企图致力于专心读书但却陷入痛苦与拖延习惯的方式是是设定时间限制。
例如，问学生“什么时限是一个合理的完成作业的时间——譬如说晚上9点”。然后，我们要答应他，如果9点以前他没有做完功课的话，除了不能继续做功课之外，他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事。
另外还有一个有效的技巧，即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对另一个问题来说是一个“惩罚”的时候，我们将它们关联在一起。
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同时有学习和约会的困扰：如果他无法达到或符合他所承诺的一个特定的学习要求，他得同意第二天要去约个女孩子出来。
对付乌托邦：
在所有人类问题的处理原则下，按“常理”出招总是最容易招惹自我防卫反应的，有时甚至是最具破坏性的解决之道。
恐惧症病人的疑心与害怕并不会因为你告诉他这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被治愈，他的典型反应是：“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好怕的话，别人也不会一直试图要对我提出保证啊！”这正是一种跷跷板似的问题。
同样地，一个具有远大不现实生命目标的人不会轻易被说服去修正和落实他的目标。对他来说，修正目标无疑是一种自我放弃，是一种痛苦而抑郁的生活。
对付悲观主义者的方法是胜过他的悲观，以此类推，理想主义者只有在被要求超越自己的极限时才会迅速地放弃自己的理想。
魔鬼的约定：
有些人的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故意拖延不去做某一些必要的行动，因为这一行动涉及某些冒险和不方便。（害怕失败）
策略：让当事人在不知道计划是什么的情况，不知道可能发生的危险性的情况下，给出一定实行计划的承诺。
（这一策略带领病人进入一个好奇的位置：他只能反应“要”或“不要”。如果他表示不要，便无法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如果他接受的话还有可能解决他的问题，他被迫作出一个决定。）
“同意依照别人的指示而行动”的这个行动（有风险），已经改变了他原先“小心算计所有危险”的取向取向。
只要当事人和治疗者同时处于当事人所设定的框架中，“问题”一定会持续不变的。——>用一个新的游戏替换旧的游戏。
开阔的视野
对于很多根本的社会问题的处理——例如贫穷、老年化与犯罪问题——人们习惯的取向是把这些困难分割成不同部分，赋予不同的诊断性的类别名称，这些问题都是各自不同的，也都需要极不相同的解决方法。接着，创造了庞大的物理和行政机构，以及一大群的科技专家，结果却产生了更多比以往深具无能感的个体。我们视此为对社会需要发生了反生产性的一种取向，这种取向要求庞大的人群来支持那些只发挥了纪念碑作用的机构与部门的存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