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
文/雪映寒松
汪曾祺先生是短篇小说名家,他的小说语言平实,重叙事,少抒情;重客观,少主观。他的小说,很重视锤炼语言。句与句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常常有互动,所谓“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汪曾祺先生写小说非常重视语言。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
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吾文如万斛泉源”。
比如,他的代表作《受戒》: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结尾处: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
结尾这一段很耐读,按照小说的正常写法,到了结尾处,该抒情了,但汪曾祺先生没有主观抒情,只是平实、客观地去呈现芦花荡的景色。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
也没有具体说,青浮萍是什么样,紫浮萍是什么样,长脚蚊子是什么样,水蜘蛛是什么样。所有叙述都只是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白描,就像是电影的镜头语言。因为直接,反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关键在于叙述时多用名词和形容词,少用副词。他的小说有一种“气”,永远气定神闲,娓娓道来,不紧不慢,收放自如。
他还非常经常使用短句,重视长句和短句之间的搭配——我称之为“长短句互动”。他的小说句子与句子之间是有互动的。句与句之间,互相映带,互相顾盼,文气贯通,流畅自然。比如:
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
大量使用短句,写出了赵大妈的勤劳能干。叙述很有特色。下面这段的语序看似有点奇怪,其实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简洁。
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
假设这一段,改成:
这里嫁闺女,陪嫁妆,都要用梅红纸剪出“丹凤朝阳”、“白头到老”、“子孙万代”、“福寿绵长”之类的吉祥花样,贴在磁坛子、锡罐子上讨个吉利,也才好看。
读起来味道就完全变了——没有了那种不急不慢,娓娓道来的悠闲劲儿。
又如,《钓鱼的医生》里的描写:
送给王谈人的只有一块,匾很新,漆得乌亮,匾字发光,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倘若:
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改成:
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用颜体写着“急公好义”。
读起来是不是味道也变了?
叙述时注重长短句配合,显得张弛有度,娓娓道来。这种功力非一朝一夕能够达到,这是长期“炼字”的功夫。
又如,《鱼》对庞家兄弟杀猪场面的详细描述:
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放了血”、“吹气”、“刮毛”,使用三个动词构成的短句,写出了庞家兄弟杀猪的熟练。
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
写“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怎么个好法?
“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
一个短句就形象刻画出来了。实在是高!
又如《八千岁》,写八千岁(一个米店老板)卖米的动作:
八千岁每天的生活非常单调。量米。买米的都是熟人,买什么米,一次买多少,他都清楚。一见有人进店,就站起身,拿起量米升子。这地方米店量米兴报数,一边量,一边唱:“一来,二来,三来——三升!”量完了,拍拍手,——手上沾了米灰,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回身走进柜台,一扬手,把铜钱丢在钱柜里,在“流水”簿里写上一笔,入头糙三升,钱若干文。
“一边量,一边唱”、“量完了,拍拍手”、“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一扬手”等大量短句的使用,成功刻画了一个手法娴熟,动作麻利的米店老板形象。
又如,《异禀》里面写吃的:
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
“现切”、“封了口”、“倒出来”、“切成片”……看得口水都就出来了!
《三姊妹出嫁》里写吴颐福卖糖:
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
吴颐福手艺之娴熟,令人赞叹不绝!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此外,有的作品例如《陈小手》,构思精巧,结局出人意料,简直是欧·亨利式的结尾。
看,越是成熟的作家,越来越少抒情,越来越多白描。语言往往简洁,精炼,静水流深,融奇崛于平淡,字里行间充满了最大的信息量和张力。
这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