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
文/雪映寒松
汪曾祺先生是短篇小说名家，他的小说语言平实，重叙事，少抒情；重客观，少主观。他的小说，很重视锤炼语言。句与句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常常有互动，所谓“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汪曾祺先生写小说非常重视语言。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
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吾文如万斛泉源”。
比如，他的代表作《受戒》：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结尾处：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
结尾这一段很耐读，按照小说的正常写法，到了结尾处，该抒情了，但汪曾祺先生没有主观抒情，只是平实、客观地去呈现芦花荡的景色。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
也没有具体说，青浮萍是什么样，紫浮萍是什么样，长脚蚊子是什么样，水蜘蛛是什么样。所有叙述都只是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白描，就像是电影的镜头语言。因为直接，反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关键在于叙述时多用名词和形容词，少用副词。他的小说有一种“气”，永远气定神闲，娓娓道来，不紧不慢，收放自如。
他还非常经常使用短句，重视长句和短句之间的搭配——我称之为“长短句互动”。他的小说句子与句子之间是有互动的。句与句之间，互相映带，互相顾盼，文气贯通，流畅自然。比如：
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
大量使用短句，写出了赵大妈的勤劳能干。叙述很有特色。下面这段的语序看似有点奇怪，其实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简洁。
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
假设这一段，改成：
这里嫁闺女，陪嫁妆，都要用梅红纸剪出“丹凤朝阳”、“白头到老”、“子孙万代”、“福寿绵长”之类的吉祥花样，贴在磁坛子、锡罐子上讨个吉利，也才好看。
读起来味道就完全变了——没有了那种不急不慢，娓娓道来的悠闲劲儿。
又如，《钓鱼的医生》里的描写：
送给王谈人的只有一块，匾很新，漆得乌亮，匾字发光，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倘若：
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改成：
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用颜体写着“急公好义”。
读起来是不是味道也变了？
叙述时注重长短句配合，显得张弛有度，娓娓道来。这种功力非一朝一夕能够达到，这是长期“炼字”的功夫。
又如，《鱼》对庞家兄弟杀猪场面的详细描述：
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放了血”、“吹气”、“刮毛”，使用三个动词构成的短句，写出了庞家兄弟杀猪的熟练。
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
写“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怎么个好法？
“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
一个短句就形象刻画出来了。实在是高！
又如《八千岁》，写八千岁（一个米店老板）卖米的动作：
八千岁每天的生活非常单调。量米。买米的都是熟人，买什么米，一次买多少，他都清楚。一见有人进店，就站起身，拿起量米升子。这地方米店量米兴报数，一边量，一边唱：“一来，二来，三来——三升！”量完了，拍拍手，——手上沾了米灰，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回身走进柜台，一扬手，把铜钱丢在钱柜里，在“流水”簿里写上一笔，入头糙三升，钱若干文。
“一边量，一边唱”、“量完了，拍拍手”、“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一扬手”等大量短句的使用，成功刻画了一个手法娴熟，动作麻利的米店老板形象。
又如，《异禀》里面写吃的：
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
“现切”、“封了口”、“倒出来”、“切成片”……看得口水都就出来了！
《三姊妹出嫁》里写吴颐福卖糖：
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
吴颐福手艺之娴熟，令人赞叹不绝！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此外，有的作品例如《陈小手》，构思精巧，结局出人意料，简直是欧·亨利式的结尾。
看，越是成熟的作家，越来越少抒情，越来越多白描。语言往往简洁，精炼，静水流深，融奇崛于平淡，字里行间充满了最大的信息量和张力。
这是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