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与日本国民性（一）

提起日本武士，你可能通过日本的一些动漫作品跟影视作品有过一些了解。

不知道你看过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最后的武士》没有，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电影，讲的就是日本武士的故事。电影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阿尔格兰，受美国政府的委派来到日本，目的就是帮助明治天皇训练日本第一支现代火器军队，希望借此平定叛乱，彻底铲除武士阶层，为制定更加西化的新政策打下基础。

不过阿尔格兰出师不利，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被武士集团的首领胜元俘虏。他本以为自己在战斗中杀死了胜元的妹夫，一定难逃一死，但没有想到，胜元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派了自己的妹妹多丽子对他悉心照顾。

第一次深入武士及其家属聚居的村落，近距离感受到武士们的精神世界，阿尔格兰对武士文化充满各种不解。比如，为什么武士会如此注重荣誉，甚至不惜在失败后切腹自尽？为何自己对多丽子有杀夫之仇，她却能如此隐忍，对自己充满尊敬并悉心照料？

《武士道》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武士道精神是如何塑造了日本的国民性格，在日本武士阶层消亡以后，武士道精神对日本社会还有哪些影响。

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新渡户稻造。从1984年到2004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新渡户稻造的头像一直都出现在日本的5000元纸钞上，由此可见他在日本的地位。

这本书主要从武士道的精神内核、武士道的教育训练、武士道的文化影响这三方面来介绍什么是武士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先讲讲我对这本书关于武士道的精神内核部分内容的个人感受。

武士，最开始被称作侍，意思就是卫士或随从，它是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很多封建领主需要雇佣一些勇猛善战的贴身随从，给他们非常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用来换取这些武士的效忠。当武士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阶层时，自然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准则来约束武士集团的不端行为。

所谓武士道，就是关于武士的道德伦理体系，有点相当于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意思。武士道伦理体系有很多具体的要求，不过核心就是“忠义、勇敢和仁爱”。

一、以忠诚为大义

如果说基督教是以“爱”作为行为原动力的话，那么，武士道就是以“义”作为行为的原动力。只要是忠义所需，即便再爱自己的家人，也要为之让路，压抑自己对家人的爱而去实现对主人的忠义。这种“忠诚”于“义”的精神是无条件的，所以日本人受武士道的这种忠义精神的影响，即便不爱父母，或者父母没有道德不值得去爱，儿女基于义的要求，也必须孝敬父母。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是，只要是我的主人和上级，都必须效忠于他，而不论他是否值得去效忠。

这种“以忠诚为大义思想“很容易形成愚忠。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唯天皇之命是从，而从不反思这些命令本身是否正确，从而在亚洲犯下了累累的战争罪行，其实就是对这种愚忠思想的最好说明。

再看勇敢。我们提到日本人，可能会想起在影视作品中日本军人动不动就切腹自尽的画面。可这用性格刚烈来形容或许更贴切，很难说是真正的勇敢

第二、以沉着为大勇，并且文武双修

认为真正的大勇其实应该是平静和从容，真正有勇气的人是非常沉稳的。同时要在大勇和匹夫之勇之间做出区分。比如，日本江户时代有一个大的领主叫水户义公，也就是德川家康的孙子，他曾经讲过：“裹尸沙场很容易，随便一个男人就能办到，但真正的勇敢是在该活下去的时候活下去，在该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去死。”

同时，尽管武士必须勇猛，但武士道同时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一些人文修养，以平衡刚猛的性情和戾气。日本武士可以忽然勒住战马，从腰间箭筒中取出笔砚来写诗，已经阵亡的武士，可能会在头盔或胸甲内藏好自己吟咏的诗稿。

第三、仁爱

武士并非残忍成性的群体，而是用悲悯仁爱来约束武力的职业群体。

作者举了个例子，发生在日本本土的1184年须磨浦激战。一个叫熊谷的日本将军追击一个敌人，在决定杀掉这个已经被自己制伏的敌人之前，熊谷希望知道他的名字但被对方拒绝，熊谷拉开他的头盔一看，才发现敌人原来只是一个少年。熊谷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因此瞬间心就软了下来，告诉少年在其他人来取你性命之前，抓紧离开回到妈妈身边，但少年武士认为战场脱逃是不可饶恕的耻辱，为了两人作为武士的共同荣誉，恳请熊谷把自己杀掉。熊谷仍然不忍心动手，但在其他士兵即将赶来的时候，为了让少年不至死于无名之辈的手上，终于动手结束了少年的生命。但从此以后，熊谷就放弃了戎马生涯，剃发出家，去当和尚了。

不容否认，传统的武士道或许是包含这些正面的价值，但是，如果说武士道精神和武士道的罪行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恐怕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有时候，同意杀人，可能就会走向滥杀。所谓忠义，有时离偏执和残忍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是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