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点滴

        小时候最矛盾的事就是生病了，一方面身体上受折磨，头疼，鼻塞，打喷嚏，感冒缠上甩不掉。一方面心灵上受煎熬，反复低烧是不是肺结核？高烧不会是白血病吧？手麻脚麻铁定高血压。可等病情好转，有精力挑剔吃喝，看起电视也目不转睛的时候，便开始感慨生病可真是逃学和优待的庇护所呀。"妈，我还是不太舒服，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是不得劲。"无上的自主权，痊愈与否都靠自己把握。

        那时候生病无非就是感冒。一般不至于去医院看诊，江湖上有很多诊所，林林总总，比公共厕所还要多。谁家的窗上醒目的贴着红十字，或者晚上遛弯的时候，被喊上一声张王李赵陈大夫，就算是群众的认可了。

        说来也是不争气，小时候一年感冒不下三五次，最常光顾的是转盘拐脚处极负盛誉的洪大夫诊所，那时候看金庸武侠，听到洪这个姓氏就觉得是侠之大者。见面才知是医院儿科的退休老太，那些关于她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设想就不消自散了。

        洪大夫短发，不高，带眼镜，不太和蔼，也谈不上凶蛮，但我笃定拿着针头谈笑风生的还能是善类吗？心里不免抵触。不过她行走江湖，也算有点本事，素以准狠稳著称。准是指她诊病不含糊，头疼发烧，咳嗽咽喉痛，很多小孩子描述不清的症状，程度，她都能加以引导判别。狠是指她配药剂量大。说明书上标注的儿童一只，她定要给你加上两只，因为这个，妈妈总是会和她周旋一番。至于稳，是说她扎点滴技术一流，小孩子的血管本就细，加之我的胳膊又像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一样，一次扎好的确为难。等她配好药，催促着我躺下，用粗皮筋勒紧手腕，攥拳，攥拳，她轻轻拍打着我的手背，再用沾了碘酒的棉签反复擦拭隐者蛛丝状血管的皮肤，一切准备就绪，她转身取针，摘掉上面的塑料帽，我防佛接到指令一般赶紧扭过头，咬着牙，不敢看了。这时候她都会安慰一句，不疼，我不理会，一脸紧张，等着想象中的剧痛，竟也并不知道那冰凉的针尖已经刺进了温热血液。啪的一声，皮筋松开，像是一声呐喊，我又是一条好汉了。

        诊室里有六七张床，大多躺不满。这时候，空床上的杂志便可以收到自己麾下了。一般都是读者，知音，故事会。那时候并不知道知音故事会将在十几年后以另外一种方式火起来。只记得听着里面的故事可以屏蔽掉来苏水的味道，也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正躺在床上。

        洪大夫一般不提供上门服务，一是诊所需要照料，二是江湖地位颇高，凡人自是请她不动。那遇上冬天，生病再出门折腾自是吃不消，这就有劳了自家三楼的陈阿姨，姥姥家楼下的象大夫，还有三棵树家英俊的孙叔叔了。他们虽然不挂牌行医，却很有知名度。无论什么时间，天气，一个电话，总能赶到。这几位医术上本是不分伯仲，但是因为孙叔叔很帅，我就多次向妈妈称赞他医术高超，算是一点小私心吧。

        记得最后一次在家里打点滴是高考前，那次是陈阿姨带着儿子来的家里，小男孩七八岁的光景。再后来，象大夫年迈，体力不支，投奔儿女去了。孙叔叔感慨行医责任重大，下海经商，干起了运输。上次碰到，发现陈阿姨的孩子都上大学了。

      如今医疗机构愈加规范，就算家乡这样的小县城也早已经没有了赤脚大夫，小诊所。但当我再感冒发烧时仍旧不爱去医院，不是讳疾忌医，只是那里陌生的理性，冷酷的严谨，时常让我觉得以前生病在家也是一种温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