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余英时《互校记》之不可信

初，余英时作《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载于香港《人生》杂志第八卷第六、七、八期（1954.8-9），又先后收录于《犹记风吹水上鳞》（三民书局,1991,10）及《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12）。收录时各撰一跋语，其跋语一言较原载“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废除旧题，改用副题”。其实后书较前书仍有删改，如跋语一举批钱穆《系年》一文，《犹记》书明言是白懿寿所作，并云“中共官方学术界”如何如何，而《钱穆》书皆删。

近读余先生《互校记》，窃谓其郭沫若抄袭钱穆之说欠妥，请试言如下：

细观《互校记》凡十二条，所据无非二者所引史料相同、观点相近。而审《互校记》所列相同史料，大抵皆《韩非》《国策》之类，寻常可见，不足以明证抄袭。况所考事同，材料又岂得相异耶？唯汤聘尹《史稷》王世贞《读书后》殊非易见，然未尝不可由他书转引。《系年》考稷下学宫引《太平寰宇记》，《十批判书》误为《太平御览》，或从《系年》转引，亦不可名之为“抄袭”。至若观点相近，若二者皆误，甚至谬之千里，或可谓为抄袭。二者持论皆精，何怪之有？俗谚曰：“英雄所见略同”是也。二先生所论，或其时学界共识，任公、适之、芝生诸先生皆述之。况二人意见又常相左。小子鄙见：欲证抄袭，寻二者相同处不若考二者几无相异处也。

余先生自陈对郭沫若怀有偏见，对其老师钱穆，想必是有几分偏爱的。虽然余先生自认不以偏见偏爱妨碍公正，但纵观全文，更像是先定罪名后找证据。至如“而他（郭沫若）所记的书籍却只有一部《吕氏春秋》”“‘一千八百余言’确比‘凡二千言’为精确，但更是‘欲盖弥彰’了”，几近无赖。余先生说“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他（郭沫若）对先秦史研究所花的功力及其所运用的方法都和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著述很相像……即使所得出的结论和钱先生的偶有相同之处，那最多也不过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虽然后面紧跟着“但是”，然细读互校所列十二条，倒让人觉得更像是“但是”前的情况。《十批》与《系年》我皆未细读，抄袭与否，不敢定论。余先生才识名世，小子识鄙。然以此《互校记》认定抄袭，虽鄙，固不服也！

余作《互校记》后数年，翟清福、耿清珩合撰《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亦可参考。

我也学余英时写个跋语

前些日子听讲座，主讲先生提到了这两篇文章，所以有了一读的想法。主讲先生还说了俩事，真伪待考，聊附于后：

一  翟、耿二先生撰文毕，先发给了余先生，过仨月，未见回应，遂发表至《中国史研究》。主讲先生评论曰：“余先生对于有关他的任何学术评论，或长或短，总会发表意见。而此文至今未见回应，大概是默认了。”观《评<互校记>》措辞，应该较发给余先生的有增补。余先生《互校记》跋语中说“中共官方学术界”如何如何，“非官方学术界”又如何如何，言下之意大概是“非官方学术界”的观点一概不予回应。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学术界如何去界定官方非官方，余先生大概觉得《评<互校记>》是属于非官方的？其跋语举白懿寿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明言其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而后来发表《评<互校记>》的《中国史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似乎更能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

二  主讲先生曾在一次学术会议茶歇时与某先生谈及《评<互校记>》一文，某先生一拍桌子：“这文章当然是我写的，哈哈！他二位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

前面说了，这两件事真伪待考，尤其是第二件。不过有个事我能确定：听讲座时，元宝和温柔一起睡着了。

丁酉十月十三夜

參考文獻：

[1]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A].錢穆與中國文化[C].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91-132.

[2]翟清福,耿清珩.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評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J].郭沫若學刊,1996,(03):6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