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那么迫切，把那点知识换成钱吗？

自媒体平台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网络将原本单向性的消息传播变为了多向性的消息制造，人人都变成了消息源与传播器。同样的，在知识的制造与传播中，资历和权威认证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与模糊，只要有一技之长（更具体地说，就是在文字的制造编排上有独到之处），你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各种课程传授，进而利用富有噱头的标题和引人注目的文案，吸引网络受众的关注，而各种9.99、19.99、99.99不等价格的网络课程，充分利用了对象群体的购买心理，再加上“无限制回听”之类的保证，使得网络课程异军突起，成为教育领域一种不可忽视的尝试和存在，甚至有超越传统教育的野心和势头。

存在即合理，合理方存在。有销售则必然有购买，因购买热烈方会销售繁荣。网络课程的热销，足以说明在一个“出名要趁早，赚钱不嫌多”的时代里，人人都想掌握一本独门秘籍，从此可以纵横江湖横行霸道，却不知此事犹如早年热销的各种成功学课程，最终“成功”的都不过是制作者本身，而到底有几人在书店机场旧书摊的成功学课程里一炮而红，我却真的是孤陋寡闻，从未听说。

说得难听点，在你高兴付费认真听课仿佛已经打通大小周天浑身通畅恨不得马上出去号令天下时，给你上课的各路大咖大神正在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呢。花钱听一些自己也懂似是而非的道理然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血汗钱或者爹妈的血汗钱双手奉上给网络大神们，是否有点穿新衣的皇帝的感觉？

我在微信上随意一搜，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美丽画面：

上面这张还算是比较克制的，下面这个文案简直就是新时代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代表作：

再看看文案内容，是不是非常熟悉的鸡汤套路？

不好意思，我在通篇的文字里真没看到啥正面的东西，铺天盖地扑面而来都是个“钱”：高中成绩差考了个二本——所以工资不高；通过付费的课程成为网红，年收入超过300万。如果这叫做“知识改变命运”，还不如叫“网络课程改变钱途”来得贴切。

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通过合法的途径增加收入本是无可厚非，奈何当新生的事物在神州流行之后，一众聪明人看到的却是其中的生财之道。通过贩卖各种“即插即用”的实用技能，试图告诉消费者只要按图索骥，亦可获得同样的成功。通观此类的课程，充斥着各种“职场突围术”、“机会把握术”的醒目字眼，先给你树立起“他能我也能”的信心，接下来便是各种写作和演讲的技巧，“三个方法”、“四个周期”、“五个维度”，然后就可以六六大顺了。

这个套路，罗永浩早就告诉你了：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而他能把那几千个GRE单词背下来，却是靠与滚滚红尘的天人交战泪涕交加绝情绝义换回来的，而那十几斤成功学的书不过是充当了精神鸦片的角色：有它，好过点；靠它？那就喝西北风吧。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曾说，“可爱之学问不可信，可信之学问不可爱”，大凡经得起考验的知识，都要经历一个必要的长时段（所谓的“10000小时”法则）的学习。不妨与各位分享一则梁任公的有趣往事：晚清民国之际，正是欧美新知传入日本再转售中国之时，不少中国学者以日译本为据而翻译欧美著作。梁启超先生则在《新民丛报》第９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一时间洛阳纸贵，众人纷纷寻读该书，以期一夜之间精通日语，进而翻译外籍，成名成家。

但后来有读者详询此事，梁启超的对答则耐人寻味：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恕我直言，今日诸种网络微课，大多似梁先生的“和文汉读法”，但一众微课主讲是否有梁任公的自觉甚至于“汗颜”，则难以得知了。但如此迫切地将知识兑现金，恐怕还是被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名言”所惑。君不见最近知乎上讨论“阶层固化”的国博解说员“河森堡”，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这样说

当然，这位小哥有着他的终极目的：

当一切对知识的追求都已经赤裸裸地物化为金钱与名利时，实则问题又回归到了最根本的起点：读书是为了什么？求知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所有的努力付出，都不过为了眼前的苟且以及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加华丽的苟且吗？

陈寅恪先生曾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挽词并序》明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无论是人文学科的神游冥思还是自然科学的严谨创新，抑或是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种种使用技能，恐怕我们都不能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我们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在这现实追求之上应该还有对价值理性的自觉和思考，不仅要想“我要这样”，更要思索“我为什么要这样”，大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陷入“俗谛之桎梏”，或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从教育的终极追求来看，爱因斯坦有一段话非常易懂却也非常经典：“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尚不能摆脱“钱多、人傻、速来”的怪圈，可能依然落入一个知识经济“大跃进”的虚假繁荣之中，在林林总总的“课程”里迷失，最终却失去了安身立命引以为据的根基。

在一个碎片化成为事实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把牢自身知识架构的本源和根本；在一个不甘平淡害怕失败担心落后于人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份因自信而产生的淡定应对这个浮躁且日益功利化的社会及他者；在各种情感鸡汤、成功技巧乃至于专业技能充斥于生活中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回应的依然是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自己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可以避免许多被人套路的尴尬和损失。

说到底，教育是希望达到胡适先生所说的“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当我们越是面对各色各样的“知识”诱惑时，恐怕越发地需要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别到最后自个光溜溜地感觉良好东游西逛，还真没那么个诚实的孩子告诉你其实最后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