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人区》到《我不是药神》看中国电影审批制度的进步

       

从《无人区》到《我不是药神》看中国电影审批制度的进步

    《无人区》，一部艺术家与剪刀手的故事。本来其可以是更好看的。无奈被冠以灰色电影，反映人性之恶之名。因为在《无人区》里，人都以动物性为主，所有人可以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甚至警察可以为了利益而杀人。这种主题绝对是不会也不让出现在现存的中国电影体制大屏幕上的。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就是一个活教材。虽然反映的都是人性、现实，都是痛苦之后的思考，但这类电影却总是不免被禁，被夭折。

      宁浩导演虽竭力申言《无人区》没删多少，但看后总觉得还是有点怪。结尾更是有狗尾续貂之嫌，不免让人唏嘘。如果不是有韩三平当监制的话，这样的电影就是再阉割十次也不会通过的。

      艺术与政治之间，在中国向来渊源颇深。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彻底割除了艺术为艺术的真谛，让艺术在政治的羁绊下越走越血腥，引致了十年的文革，让像沈从文那样优秀的作家，从此再不谈文艺，真是可悲。而更可悲的是这样的故事还在上演，还将变成一个个的事件，在这个爱讲上头条的年代，展现风骚。

       

从《无人区》到《我不是药神》看中国电影审批制度的进步

      《无人区》上映五年之后，《我不是药神》也上映了，同样是徐峥主演的片子。同样具有深刻的意境和内涵。不过这次《我不是药神》更亲民、更具有革新味道。影片在一种灰色的，让人压抑的直叙中通过演员精湛的演技于无声处见惊雷，让剧情的张力、影片的感染力渲染的淋漓尽致！有头发的徐峥，摆脱了操着日本口音固化了的关谷形象的王传君等可以说贡献了爆炸式的演技。

    《我不是药神》的核心是：通过关注、揭示中国社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小部分病人群体——慢粒白血病患者的问题而直击当代社会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于生活在底层、生活没有保障的老百姓说，患上重大疾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没钱看病，因为药价太贵。正如电影里面那位老奶奶说的:“我吃了三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钱没了，命也没了。像《我不是药神》中治疗漫粒白血病的格列宁怎么如此之贵呢？一是，因为是救命药，因此药价贵；二是，因为这种药国内研发不足，太少，大多需要进口，因此药价贵。“世间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这病没法治，也治不好。穷与看病难之间可以说是一对无法调和，永远相背的矛盾，“有钱任性，没钱认命”贫穷真是大大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虽说国家现在有医保，这对百姓虽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利好，但医保的报销滞后性与我们立即要为重大疾病交几万，几十万之间的矛盾性，还是让人恐惧、害怕。因为大多数患者就是砸锅卖铁也筹不到这么多钱。我们生而平凡，都只想让自己、家人好好活着。剧中当谭桌饰演的刘思慧为了给女儿治病委身风尘，当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因为没有印度廉价药而为了不连累妻女选择跳楼时，我们潸然泪下。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看病与教育是压在国人身上最重的重担。国家虽说，下大力改变，但却难以根除。因为金钱的珍贵、稀有性与大多数人都能拥有太多的钱之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真希望有那么一天穷人和富人可以同等相待，不以钱多钱少，每个生命都能得到尊敬、敬畏。这么大尺度的反映生命、反映医疗现实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绝对是第一次。它让我们感动，就是因为感同身受，就是因为呐喊出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心声。

      大尺度的《我不是药神》的过审，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大进步。我们的电影要想走出去，走的更远，就必须注重影片的品质，抨击假恶丑而挖掘人性中最光辉的真善美，为民请命。像韩国的《熔炉》《辩护者》等直击社会现实。我们的电影审批制度，既有他积极的方面，去粕存精、传播正能量，但有时为了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主题，而对影片进行强行剪辑、阉割。有时，我们就应该多兜兜低，要勇于正视自己的不足，这样我们的电影才可能走的更远。我们也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像《肖申克的救赎》这样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