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俊祥/戒酒

酒适人自坦，过量害无边。

频频端起碗，神仙难过关。

                        ——题记。

武俊祥/戒酒

在羞于启齿的年龄，初读《水浒》后竟与同学第一次把酒向天。虽然是小小的三杯两盏，却让我彻醉于夏日午后的生产队谷子地里。一觉醒来，夕阳西沉、雀鸟止鸣，挎着书包，头昏脑涨地踉跄回家。

母亲探问：“这是咋了？”

父亲摸着我的额头说：“咦，怕是喝多酒了吧？！”

母亲赶紧打来一盆洗脸水，让我清洗了嘴脸；父亲站在一边咧开嘴笑：“可不敢再喝了，伤脑筋哩。”

曾记得父亲和长辈们在逢年过节时，常常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喝庆祝酒。每当酒至半酣，他们就会互唱酒曲儿助兴：“烧酒本是五谷水，喝进肚子里养身体。”那不想喝酒的人便回唱到：“烧酒本是五谷水，喝进肚子里胡日鬼。”

第一次喝酒可把我给“日鬼”扎实了，感觉就是一个词——头痛！自那以后我再没敢喝过酒。好像酒与我今生无缘了。

当兵后，很多战友因为喝酒而背了处分，我也差点儿因酒误了大事。在我当班长的那一年，战友马宝在年三十的晚上上监门哨。那时候部队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酒令”，我这个“兵头将尾”就从床头柜里拿出来一瓶新疆产的“苞谷烧”，正准备打开瓶盖和全班战士们喝两口，过年了嘛，共同庆祝庆祝。没成想马宝“叭、叭”放出来两声清脆的枪响，仿佛击中了我们每一个人手中刚刚端起的搪瓷牙缸。不容犹豫，大家全都撂下搪瓷牙缸，从班用枪柜里取出来枪支弹药，鱼贯而出——枪声就是命令。是犯人逃跑的信号！

那个年三十，幸亏我们没有把酒喝进肚子里，否则是没法展开设卡堵截、追击捕歼冲出监狱大门的逃犯的。

在我当上中队长以后，应目标单位的邀请出去“坐一坐”的机会便多了起来。那时每天只有一趟航班。相对于“两看”勤务来说，我们遂行的守卫勤务任务相对要轻松一些。民航站的领导便经常在周末下班后邀请我和警场连的连长一起去喝两瓶。带兵打仗是不能酗酒的，经常喝酒也会误国误己。别的不说，早操跑五公里武装越野跟不上部队，班长会笑你“熊样儿”；另一方面，部队疏于管理势必会有损于战斗力生成，首长要拿你是问。对上、对下都没法交代呀！看来必须得戒酒了。又想为了和目标单位搞好关系，辄取了中间方案，司务长不是管中队后勤的吗？那喝两杯的事就交给司务长去应付得了。

总算消停了好一阵子。可是时间长了民航站的领导就不让了。我只能再三解释，总不能实事求是地说喝酒不但没有“喝出战斗力”来，反而把我的胃子喝成了“溃疡”吧？只好撒了个谎，正在执行计划，我已戒酒好多天了。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2003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工作以后才算领略了大陕北“酒”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一点，我的师、友作家马语在他的《消逝在酒馆里的岁月》（2011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第67页）里已做了详尽的描述。我就不再做画蛇添足的事了。

从新疆到陕北的十几年岁月，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个“酒徒”的最后归宿，为他们深感痛惜。母亲开始害怕起我经常“半夜三更”地喝酒晚归的恶习了。一直生活在农村的母亲，每逢赶集、过会到了镇上，偶尔听见谁家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喝酒喝成了半身不遂、喝出车祸丢了性命的传闻，更加害怕生活在车水马龙、形形色色的闹市里的儿子有一个什么闪失。便隔三差五地在夜里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询问她的孙子作业做完了没有，其实还是在担心我出去喝酒了没有。这上辈人往下疼的本能什么时候才能换得“羊羔跪母”的反省呢？与母亲一次次的通话结束前我总要安慰她一句：“妈，您就不用操心了，我已经戒酒好多天了。”

本来在时分八节和朋友远道而来，喝几杯酒助助兴、拉近一下感情，是无可厚非的。也是人伦常情。只是酒这个东西，愁也好、欢也好，谁沾谁知道。同是一个词牌“如梦令”，李清照却写出了醉酒与残酒的两重意境来。一句“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道出的是活泼率真、热爱生活的李清照；而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却表达了女词人无限凄婉而又惜春的纯净心灵和高雅情趣。

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戒酒。偶尔还是要喝上一两场的，主要是看“摊场”对不对。我的家乡流传着这么一句喝酒小令：“人对事对摊场对，三杯两杯喝不醉。”若果真正遇上了那些缠酒的摊场，我肯定会极其认真地说：我已经戒酒好长时间了。常喝酒的人都懂得：不怕和精明的人喝酒，就怕遇上了缠酒的人。

（2016年7月6日下午写于陕北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