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的劳动被机器所替代，那么人还可以干什么？

我们说，现代经济体系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地用机器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过程。

这个观点引发了很多人的恐慌。因而，就有人出来安慰说，虽然我们一部分工作将被机器所替代，但社会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担心，有一天全人类都会面临失业。

他们会举出汽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汽车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也非常担心它会抢了很多人的饭碗，比如马车夫、养马的农夫、修理马具的工人，以及清理马粪的清洁工等等。

的确，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也因此产生了更多的工作，比如司机、更多的修车工人、更多的修路工人，以及制造汽车带来的一长串产业链上庞大的产业工人。

但是，我们要说，这条长长的产业链上的产业工人数量正在下降。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正在无情地替代人类的工作。

那么，这次的替代会不会产生更多的工作呢？

不可否认，新的技术会替代掉一部分工作，有时候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之所以我们还需要人类参与到工作中，只是因为技术还不够先进，很多工作我们还无法用技术进行替代。

人类的劳动具有独特的价值，但是劳动的某些部分比较容易被替代，比如运用四肢的体力劳动，有一些比较难替代，比如视觉、听觉、触觉等遍布全身的传感设备，有的却很难替代，比如智力运算设备——大脑。

当代技术飞速发展，大量的体力劳动已经具备了被完全替代的可能，传感设备也日益具备了被替代的条件，而人工智能对大脑的替代虽然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目前，人类仍然没有被替代掉的工作，要么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要么就是这些工作对大脑的依赖程度较高，技术水平还难以替代。但是，这些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安慰那些担心工作被替代的人们呢？

我们的工作有两项职能，一个是作为职业，一个是作为事业。前者主要的功能是作为分配的依据，所谓按劳分配；后者主要的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

我们所说的工作替代，主要是指对职业的替代，没有了职业，我们仍然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但是，没有了职业我们该如何来实现资源的分配呢？尤其是只有部分职业消失的时候，按劳分配的机制仍将长期发挥作用，而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们要怎样才能取得养活自己的报酬呢？

去年，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美藉华裔杨安泽在他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为每个美国公民每月发放1000美元。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基于他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洞见。他经过调研后发现，新一轮自动化和信息化浪潮到2015年已经摧毁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在未来的十几年里，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技术的出现将进一步替代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新工作的数量并不够多，出现速度也将进一步下降，根本无法弥补岗位的损失。对此，杨安泽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为最广大的美国人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杨安泽准备对美国企业加征增值税（美国现有税收体系不征收增值税）。

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信息和自动化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多，而政府是不可能从机器人或软件那里征收所得税的。因此，杨安泽的计划是对这一部分企业所得征税，再将它平等地发放给全体美国公民。

支持杨安泽想法的人里面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但是，这种普惠性的收入分配是否会降低底层人民的劳动意愿？比如疫情期间，特朗普和拜登都采取了普发失业援助金的措施。

其结果正像人们所预料的，它降低了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意愿，因为对他们而言，现在不用劳动便可以获得比之前参加工作时候的报酬还要多。由此也造成了今年二三季度美国劳动力的严重短缺。

其实，解决办法可以参照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由政府出面雇用失业人员从事兴修水利、护堤护林等公共事业。这种以工代赈的方法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农村扶贫政策的重要措施。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这种以工代赈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本身的效率会成为问题，并且是否同样会对其他领域就业岗位人员形成挤出效应？

首先，就效率而言，它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必然低于民营企业。况且，以工代赈解决的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一项救济措施。至于效率，那就交给市场去解决吧，机器正以无比的效率加速替代人类的工作。

对于用工的挤出效应就更加不用担心了。因为，如果存在挤出效应，它的后果就是加速了机器换人的速度。

并且，只要确保这种以工代赈的工资处于较低水平，就不会对其他岗位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它更像是一个蓄水池，如果新的岗位诞生了，他们就可以离开以工代赈的岗位，去到新岗位，挣取更高的工资。如果岗位消失，他们就可以回来，以便获取最低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