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大义观”

中国人很能忍。为顾全大局，舍自己不顾，谓，“大义”。

潜意识中，部分人（以下姑且简称大众）总会有种观念，“既然承担大义，难免牺牲个体”，成为公义的某种刻度。

三聚氰胺、地沟油、qiang拆、疫苗等事件中，个体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大义”掉了。

受害者本人，面对这种难以对抗的群体（国家暗示）暗示，不得不背负国家大义，对所受的不公和苦难进行忍受和煎熬。成了苦难者不得不承受的“责任感”。

大众，一边享受着个体苦难对社会推进的成果，一边又对苦难漠视。对“受害者”的眼光，变成某种限于“仪式感”的形式上的同情，似乎这些本该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义务。

由此，无论是作恶者该付出的代价，还是社会保障本该承担的责任，很难能真正安抚受害人。

三聚氰胺责任人，孙咸泽后来升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疫苗事件前，即今年2月份，他光荣卸任。两件大事儿，好像与他无关。

莫非，中国乳业进步，还要反过来为他记一功？

“社会发展，这是必要代价”，是不是这些人的心声？

此次爆出疫苗事件，再次有少人跳出来：为药品行业痛心疾首者，为社会发展而顾全大局者，为利益而删帖者。问题是，他们为孩子们痛心疾首过吗？

一套“国家至上，社会至上，行业至上”的落魄价值观，真要把深受残害的个体当成“代价”？将他们视为推进社会发展所该承受的“职责”？

三聚氰胺事件后，相关责任企业拿出的赔偿：死亡赔偿20w；重症赔偿3万元；普通赔偿2000元。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不值钱。

同时，卫生部当初还作出承诺，会对三聚氰胺造成人体影响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扩大对婴幼儿的筛查和治疗问题，在没有权威结果前每年为患儿做一次全身检查等。

新闻报道，后续十年内，有家长反映，此前的很多承诺没有兑现，孩子们没有享受到免费的体检，只有少部分重症家庭在后续的治疗中报销成功。

身负惨剧的家庭，为病痛和生活身心俱疲。他们不再奢望生活和未来，仅仅只是为了活着。

无论是公众，还是公器，对苦难进行容忍，不是对作恶者深究，更不是对受害者进行安抚，成为常态。

中国人自己没吃饱，掏心掏窝的去实验那套“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把遭遇苦难和悲情的个体，当成历史进步的祭品，然后给予“形式”上的纪念，因为他们是被历史“选中者”。

他们认为，国家和历史的前进，总是伴随着牺牲和悲剧，这些付出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宏大历史视角下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变成了冷眼旁观和冷漠。

这难道是人人吃人血馒头的社会？

大有人向社会呼吁，要大众冷静，要媒体冷静，以免毁了疫苗行业，真正便宜了外资。这叫“有国才有家”嘛。直到今天，这依旧是挂在门房神龛上的名言警句。

个体让位于集体，谓“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心理脉络成为族群烙印。因此，每次搞出公共事件，总有几个声音站在舆论对面，为集体和所在行业说几句“公道话”。

这些公道话，为谁主持公道，为“天下之忧”而主持公道，为行业之危主持公道。怎么没见为成百上千的孩子“主持公道”？

面对来自“文明”世界的个人的权和利，和自由主张，我们习惯了睁眼瞎，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

还是鲁迅当年说的好，“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洋务学，社会上便以为是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

个人的权利主张，在许多人眼里，到底还是把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学”啊，是学不得的，即便是腐烂的国产疫苗，也不能便宜了美国人。

公众不能愤怒，媒体要冷静，大家不能乱，不然，就是对不起老祖宗的遗产和这么一大家子的大好河山。

没错，社会和国家发展，被历史选中的人有承担苦难的义务和觉悟。以这句做结尾，献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