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年味
四十年前的春节和现在的并无多少区别，日头也是白亮亮的却没有多少暖意，树枝也是光秃秃的透着萧瑟，透骨的寒风照样让你裸露在外面的耳朵先发冷后发热然后再发痒。
物质上的享受自然和现在没法比，但劳作了一年的农家人，总会从牙缝里攒下几个小钱，扯上几尺布，割上几斤肉，买上几条鱼，沽上几斤酒，让自己的孩子吃个肚儿圆，身上穿得暖融融，自己喝得醺醺然，一家子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地过个舒心年，也算是对一年的辛劳来个总结，给自己有个心理上的慰藉吧！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肚里有了酒肉，身上有了热量，多余的精力无处渲泄，平时关照不到的精神需求便会悄然而至。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哪有什么文化生活，县城里还有个“东方红”影剧院，邮电局门前的大街上还有几个连环画小书摊，而农村里除了一个满是噪音的整天不知所云的高音喇叭，剩下的就只有呼啸的西北风和干坼的黄土了。这样，赌博这项活动便像罂粟花一样在苏北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盛开了。
一
说是赌博，贴切地讲更应该像是一种游戏。因为那时大家手里普遍没钱，赌本最多的也就五六块钱，最少的只有几毛钱。大家群聚在一起只是图个热闹，消磨一下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谁也没想靠这个来发财。公社里也从无抓赌一说，其实就是想抓也没法抓，全公社就一个公安助理，都已经五十多岁了，警力严重不足。再说助理也是人啊，也要回家和亲人团聚，何必在此举国同庆之日被人骂祖宗八代呢！
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庄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庄子。一般的村庄有个二三十户就了不得了，而我们的村庄足有一百多记，西头连着陈庄，东头连着官庄、张庄，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长蛇，横亘在空旷荒凉的苏北平原上。
庄子长，人就多，人一多，场子就多。就这样几乎隔个七八家就会形成一个规模大小不等的赌场。集聚效应一经形成，吸附能力就大大增强，前后三庄方圆二三里乃至四五里地的人们，就像铁屑向往磁铁，簌簌簌地全被吸纳了过来。每至年关，大庄子就像一个感召力极强的领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人虽多，但都穷，因而赌具乏善可陈，基本上都是扑克牌。形式也只有两种，就是十点半和两张死。相同的都是一点对多点，即庄家对散户。一个人坐庄，众散户押注。庄家堆里的钱输光了，如果不再追加，就叫“炸堆”，简称“炸”了；如果庄家一直在赢，堆里钱已经让他很满意了，他就会宣布不再坐庄，叫“满堆”，简称“满”了，喻沟满河溢之意。如果庄家和散户点子相同，那么庄家有获胜的优先权。
十点半是一种斗智斗勇的游戏，特别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真正的高手一般都极为冷静，无论牌孬牌好，脸上始终波澜不惊，无法看出半点端倪，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惧的大将风度。
当然也有的高手风格迥异，一上场子便放浪形骸，嬉怒笑骂皆成文章，牌好时或悲或喜，牌差时或喜或悲，往往你以为摸到了其规律之时，却不知是他故意卖出的“破绽”。这类人一般比前一种人更难对付，因为一不小心就被其诱导而跌入他的陷阱。然而正是因为其变幻莫测，所以难度系数也高，没有一定的高智商高情商驾驭不了。所以学得不好，反而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高手各种各样，但庸材却基本上千篇一律。一旦抓到好牌，便顶门冒汗，面部充血，兴奋得身上好像沾染了“毛辣子”一样骚动不安。更有甚者，两眼似饿狼灼灼有光，恨不得立即就把别人面前的钱全都扒过去。而一旦抓到孬牌，那脸立即一律的阴沉得比死了娘老子还要黑。
十点半的规则是：十点半点子最大，“花人”为半点。超过十点半的点子称为胀死，意思是吃撑了死俅了。低于十点半则是比点子大小，大胜小。但有一点，无论是庄家或散户手中的牌均不得超过五张，手中有牌五张而没有胀死，则称“小五对”，其威力与十点相同。
庄家一旦翻到了“十点半”或“小五对”，则需直接把牌摊开，嘴里大声吆喝道“吃通”，示意各散户不必再忙乎了，因为他已经站到了无可超越的最巅峰，一览众山小了。如果庄家揭到了“十点半”，而不立即摊牌，那就会判为“烧死”，反而要赔钱给散户，因为他愚弄了散户的感情，失却了公开公平正大光明之意。
假如庄家手中已揭了五张牌，脸上浮现出憋尿一样痛苦的表情，那么散户就会一片欢腾。因为大家都知道，庄家胀死了，大家都赢了钱，这叫“通吃”。虽然同样的点数庄家拥有优胜权，但散户也有庄家无可比拟的权力，那就是散户如果揭到了“十点半”或“小五对”，那么庄家要翻番给予两倍的赔偿。
如果庄家“堆”里的钱快没有了，庄家又不准备续堆，那么在被“通吃”的情况下，只有比点子大小来决定优先赔付权了。点子大的先得，次之后得，依此类推。到最后钱没有了，点子更小一些的只能自认倒霉，简称“喝水”。意味着连汤也没有，只有寡淡无味的清水。
二
俗话说：“赌场无父子”。上了赌桌，人的贪欲就被成倍地放大了，人性的丑陋也暴露无遗。平时大家并不在乎一毛两毛钱，而在赌场上却是锱铢必较，连一两分钱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赌场上还忌讳借钱，因为借钱会把好手气和财气也借走了。
在利益的驱动下，大家的聪明才智也被极大地发掘了出来，察颜观色、推理归纳的本领个个堪称“老江湖”。
茂才哥是个四十来岁的光棍汉，平生无甚爱好，就爱耍两把小钱。然而，就是这一点小爱好却毁了他一生幸福。为他牵线搭桥的媒婆虽也不少，但女方一察听到他这个“小爱好”，无不摇头摆手，逃之夭夭。茂才哥午夜梦回之际是否有悔意我不知道，但在喧嚣的赌桌上总会年复一年地发现他的身影。
正所谓走夜路多了就会遇见鬼。在赌场上呆的久了，茂才哥的一些小特点便被善于分析总结者挖掘得淋漓尽致。
比如他坐庄时，只要手里的牌点子比较大，他的鼻尖上便会冒汗，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偏偏他又长了一个大红鼻头，四五点亮晶晶的汗珠由内至外慢慢渗出，正是艳如桃李，珠烁晶莹。每当这时，散户手中的牌即便已有七八点，仍像飞蛾扑火似的拚命要牌，不弄个九点以上决不罢休。也许是两强相遇勇者胜罢，每逢这时总会有奇迹发生，有时甚至会翻出个两三个“十点半”和“小五对子”，气得茂才哥不住地“妈个巴”的骂个不停。
而当茂才哥手里的牌胀死了的时候，他的脸上便会浮起一丝不自然的微笑，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会肉眼可见的微微抖动，就像慢性酒精中毒的患者一样无法控制。这时，即便是手里只有一点的散户也会立即停止要牌。“七寸”被人抓住以后，茂才哥的赌运自然极差。庄子上明眼人都知道的事，偏偏他自己却不自知，当然也没有好心人刻意去告诉他。
茂才唯一的一次大胜是在一场醉酒之后。那一天午后，他踉跄着脚步，醉醺醺地上了场子。面皮赤红到发紫，不仅红鼻头上有汗，而且满脸都是油汗，吆喝声如牛吼，视人如无物，手指半点也不抖了。所有的“破绽”都消失那一副嚣张的气势之下。牌运有如神助，好到出奇，即便是三五点、甚至胀死了都能“吃通”，仿佛一辈子的好运都聚集在那个飘雪的下午了。也许是上帝也看不过眼了，让这个屡战屡败的可怜人终于辉煌了一把吧！
恕四爷外号“一撮毛”，原因是他的右脸颊上长着一颗大肉痣，痣上长着三根长长的黑毛。在赌场上，不知是谁捕捉到了这个规律：只要是抓到一把好牌，恕四爷的一撮毛便顺顺溜溜地往下垂，一副怡然自得像是老寿星；而一旦抓到一副烂牌或者干脆胀死了，那右脸颊便会不由自主地抽搐，带动着那痣上的三根毛也上下不安地起起落落。心中恼怒到极致时，那三根毛居然根根上指，呈现出一副怒发冲冠的奇景。
每到这时，赌场便诡异地静谧下来，大家的眼光都锥子似地盯着那一撮毛不放，似乎那里就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忽有一人叫道：“动咧！动咧！”大家便一齐鼓噪道：“动咧！动咧……”然后大家便都再也不要牌了，坐等着恕四爷来付账。此时，恕四爷的脸便阴沉得能滴下水来，嘴里喃喃地咒骂道：“动你个娘……”然后十二分不情不愿地拿出一只旧不拉叽的钱袋来一一付胀。
终于有一天，恕四爷在一片“动咧动咧”的恬不知耻的叫嚣声中出离愤怒了，摔了牌，掀了桌子，恼羞成怒地大踏步离去了。大家这才觉得有点过份，却又脸上下不了台，只好讪讪地声音小小地埋怨四爷赌品不好。
据说从那以后，恕四爷每天都要对着镜子苦练控制那一撮毛的本领，一度时间歪嘴伸舌眨巴眼过于频繁，被人误认为是面部神经出了问题。等到他终于能自如地控制那一撮毛时，第二年春节一露面便大杀四方，所向披靡。那一撮毛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运转自如，众人莫测深浅，屡屡上当，一度不敢正视那肉痣上的一撮毛。而恕四爷则像报了大仇一样开心地哈哈大笑。
三
“两张死”又称“两张比”，规则简单、蛮横、无啥技术含量，就是每人揭下两张牌比一比点子大小。最大的是十点，十点半反而最小，称半点；两张牌如果大于十点，则取其相加的个位数算点数，比如一张八点，一张七点，两者相加只能算五点；而如果两张都是十点，则称为“蹩十”，此为最差的点子，比半点还小。当然，同样的点子庄家仍有优胜权的。
乡下人多是不爱动筋的，因为用多了脑子不仅脑仁疼，还容易掉头发。他们认为“两张死”这种规则最公平，赌的就是运气，跟智商无关。怎见得我的运气就不如别人呢？因而这种博彩的方法最受人欢迎，这种场子也最多最热闹。
有的赌本少或者来得迟没捞着上场子的，便站在圈子外面“看二层”。一旦看到某散户的牌风兴旺，便顺势在这家的“注”上再加上自己的一点钱，俗称“带小驴子”。赢了，庄家照赔；输了，庄家照吃。比较有富有戏剧性的是，往往在台上的人输钱，而台下的“看二层”却赚了个盆满钵满。
看得久了便会发现，“两张死”这个东西，与其说是比运气，倒不如说是比胆气。腰包比较寒薄的人，赌本小，怕输。于是愈发患得患失，战战栗栗。正是怕什么来什么，愈是怕输，堆“炸”得越快，关键是炸了堆就再也不敢续堆坐庄，从而失去了翻本的机会。而腰包鼓则腰身壮胆气豪，大马金刀地朝那儿一坐，气势便压人几分。最重要的是这类人赌性“光棍”，输了就一定要翻本，一庄不行两庄，两庄不行就三庄，不找回场子决不罢休！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圣经》上也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看来，奖赏胜利者，惩罚失败者，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从而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小小赌局，却暗含哲理呢。
大虫、二虫兄弟俩是徐州煤矿上的挖煤工人，虽说这也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但那钱却来得着实鲜活，每年春节都会带着大把大把的票子衣锦还乡。他兄弟俩的赌运其实并不好，往往一上场就连着四五庄都“炸”了。然而这两个家伙就是个疯子，抱到庄就像搂着美女一样死占不放，而且不论你下多大的注他都接着。
赌到性起，两人两眼充血，像饥渴的野狼；扔掉帽子，裸露着光头，额角上青筋爆凸；老棉袄敞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就像威虎山上跑下来的土匪。这是拿着在暗无天日的煤窑下挣命的劲头来赌啊，土里刨食的农民哪会是他的对手呢！果然，这俩家伙只要一转运，那钱就像百川归海一样直往他的钱庄上涌流。
“下注下注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儿了……”这俩得意洋洋地吆喝着。明明桌子上的钱都已经堆不下了，可是他俩就是不“满”庄。看样子要是不把乡里乡亲兜里的钱全榨干，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面对这两个“无耻”的家伙，大家在德高望众的久云先生的主持下，起草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就是对这俩家伙的行为作了一些限制：一是坐庄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无论“炸”“满”，时间一到，立即下庄；二是每次下注不得超过一块钱，超过了也按一块算。否则，开除他的赌籍。这俩家伙知道犯了众怒，明知是不平等条约，也只好捏着鼻子生受了。
四
除了扑克以外，比较高雅的玩法就是麻将、牌九和掷骰子了。说其高雅，主要是因为麻将牌九这种赌具昂贵稀少，方法又过于繁奥复杂，乡下人玩不来看不懂罢了。因而这类玩法只局限于少数年龄较长的生于民国初年甚至晚清的“耆老”，躲在一些比较僻静的孤宅深院里孤芳自赏。
我有幸在“跑江湖”的大姨叔家偶尔看到过一次。几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龟缩在一间黑洞洞的小屋子里，窗户都用毡子蒙上，方桌子上摆放着一些黑沉沉的木头块子，姨叔说这叫牌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牌九。孤灯如豆，老人们身上散发出难闻的腐朽气息，皱纹堆叠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嘴里还念叨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名词，默默地在享受着他们时日无多的与众不同的乐趣。
掷骰子的局虽然不多，但总算是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只陶碗或瓷碗，三粒或六粒骰子就是全部的赌具了。因其简单，所以比较常见。但即便如此，玩这类游戏的也大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了，只不过在年龄段上比玩麻将和牌九的稍年轻一个层次而已。
在这类人群中最老且最显眼的就数歪四奶奶了。歪四奶奶有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如银，人瘦削得如同一张纸片，似乎一阵风吹来，就能乘风仙去。她的嘴其实并不歪，这个倒霉的称号来自于早已死去了的歪四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木桩抱着走。旧社会的女人大都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歪四奶奶一生无儿无女，是个五保户。年轻时靠自己养活自己，年纪大了就靠国家了，这也是赶上了新中国的好政策。她一生吃素，却并不修道，也不信佛。只是生活清贫，极度节俭，两根竹筷用了十多年，磨得像锥子一样尖锐，也舍不得更换。她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惜福”。
大多数时间她是静止的，特别是坐在冬日的暖阳下，慈眉善目地像一尊泥塑的菩萨。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一个心如止水，爱静不爱动的人。直到有一天，她出现在掷骰子的人群里，这才颠覆了几乎所有人印象。原来老妪也疯狂。
只见她端坐小桌子旁，挺直腰杆，捋起一只衣袖，单手抓着三粒骰子，劲道十足犹如鹰爪。那具瘦弱的躯体里仿佛是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苍黄的老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潮红。待到抛掷的时候，嘴里尖声喊叫着“四五六”等自己想要的点数，声音压倒了周边所有的嘈杂声。一旦喊到了自己想要的点数，就“嗷”地一声，发出一嗓子高分贝地大叫；而一旦掷到了差的点子，则又“哦”的一声，满是失落之意，浑身也像抽掉了骨头一样蔫了下来。其时，歪四奶奶极像电影里妖异而神勇广大的女巫。场子周边的人都惊悚不安，生怕她情绪转折落差太大，用力过度超过极限而死去。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我的家乡春节期间的一项最常见的娱乐活动，而且是占绝对主体的一项活动。十多年前我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它还在延续着，只是已经堕落成了赤裸裸的赌博了，赌资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血腥，已经有了输钱杀人的恶性案件，已完全不再有娱乐的内涵。
当然，无论如何赌博都是一项不健康的活动。它以攫取金钱为目的，无论数额多寡，总会能激发起潜藏在人类心底里的贪婪和自私。然而，哲人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那个特定的文化娱乐极度匮乏的时代，是人们精神上的绝对空虚催生了赌博这个畸形的产物。尽管它粗野、丑陋，为文明人所不齿，但这是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家人仅有的一点卑微的乐趣了。因而，尽管它名列“五毒”之一，虽历经了数十年的岁月长河的淘漉和清洗，却深深地熔铸于我的记忆深处。每年的春节期间，它总会从岁月长河里如残渣一般泛起，涮一涮存在感，暗示一下它也曾给那些荒漠般的心灵带来过快乐。也许，这就是它的存在价值，一种别样的年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