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来沏几杯日本茶吧

让我来沏几杯日本茶吧

作者胡泓

在把下面的故事讲给你之前，不把这些关联不大的琐事做些必要的讲述，你也许会把我遭遇的那些心理折磨想象得表浅化。

进到了日本TRP公司工作，那一年是1987年。1987年？是1987年。就是说那个年代的中国，刚刚撤去了封闭的铁幕。在世界上看，是处在一个后几位的落后和贫穷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月收入是四十元上下。黑白电视机即买不起也很难买到。像微波炉、电饭煲这类家用电器连听都没听说过。而中日两个国家的关系却越来越亲密。

我是中国人，哈尔滨人。日本语根本没门儿。是这家TRP公司的社长白石先生，特意把我招到他的公司的设计部做设计师工作。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这个日本人，也想象不到发生这样意外的事。白石社长是偶然在日本的建筑杂志上，看到过我设计建造的一个奇特的大木头房子，立刻写信联系到我。在接到白石社长邀请书和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所需资料并获得签证后，我立刻开始准备行头。为此特意看了一场日本电影，朋友们借给我几本画报上的欧洲男人们的装束看，并研究筹划。总之，要把自己弄得很像样子，这点非常重要。那时我是这样想：我一个人去日本，却是体现着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证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毫无缘由的紧张情绪。想象着将要面临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会惴惴不安。一切都是未经验过的，所有的想象都是从电影电视和去过日本考察研修的人员那里打听来的。还有另一个沉重的压力，就是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出于历史上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尽管四十多年过去，对日本具有天然的反感甚至仇视却没有退去。这是一个沉重的心结，不由自主地控制着我整个思考的方向。另一方面，又认为还没谋面的白石社长，从他的信中可以判断他人虽然很好，对中国满怀友善，在心里仍然存有另一方面不能宽恕的“残忍的侵略者”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一个无法刮去的烙印，像是烙在锁骨上的。他派了大阪营业所长木村先生来哈尔滨考察我造的房子时，我对日本人的看法才稍稍有些转变。我渐渐会这样想：这些人不是日本军人，而且他们也根本没参加过日本侵略军。第一天请木村先生吃晚饭之前，在当时简陋的宾馆大堂里，我们四个人没事就早早的来了坐在布沙发上一起闲聊，等他出来会面。他提前10分钟出现在楼梯口，看到我们已经来了便加快了步伐。不停地鞠躬说（翻译）“让你们久等了”。可他并没有来晚，我有些不理解。我细心观察这个中上等身材，深蓝色西装挺括合身，硬挺的短发皮肤黝黑的脸孔，目光集中闪着光点的小眼睛，表情庄重的四十二岁日本男人。他有事没事频频的鞠躬点头，让人很不习惯。他与我们有着很明显的不同。介绍完毕分发名片后，大家坐在沙发上寒暄了一阵。木村突然这样说：“（翻译）……我的父亲曾作为日本军人来到中国东北，他今年年初已经死了，77岁。作为他的儿子，我在此深切地为我的父亲向中国朋友道歉，并且不请求原谅他的错误。”说完，他双手伏案躬身，把头猛然向下磕去，正好撞在擦得透明的厚玻璃板茶几面上。发出响亮沉重的一声。我立刻为之担心并感到了疼痛的难忍程度。那两个进出口公司的官员看着他笑出声来。我认为他们不该笑，暗自为他歉意。木村慢慢直起腰，依然低着头。看得见他的额头上有一小片白色，渐渐现出了血渍。通常的情况下人都会去揉自己的伤处。而他像根本没有疼痛感，依然是歉意的沉重表情。这一刻，我解除了原来对木村本人所隐藏着的敌意，反而有些尊敬他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除了各种电影电视以外的日本人，又如此接近。心情依旧复杂纷乱，那个长期以来在我意识里形成的反感和敌意依然很沉重。

在那之后不久，日本TRP公司的总裁白石社长就发来聘书。有这样一句话很叫人茫然若失般的美滋滋：“如果先生能接受邀请来弊公司设计部工作，我本人同公司全体属员会感到荣幸。”我觉得“感到荣幸”，好像有一点点傲慢。按中国的习惯应该是“感到万分荣幸”或“感到十分荣幸”吧。我确实把这一点想了许多次。   

当时看到了这份日文和翻译出的中文邀请函，我的确曾经一时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满胸口里激动着骄傲。报纸还把我受到日本公司如此隆重邀请的事发了整整一版的报道。这一阵子，眼神、动作、说话声音都有了明显改变。啊，我竟然是这么了不起的人吗！不过，我第一次懵头昏眼走在北京首都机场，对于居高临下的中国服务人员亮起京腔对我这个“偏远城市的低等人”呼三喝四也麻木不觉了。好不容易在走入日本航空波音747飞机的舱门之前，（TRP公司为我订的一等商务舱机票），看到一排漂亮整洁的日本姑娘微笑着谦卑的鞠躬，口中传出从未听到过那般温柔亲切的轻声问候。（应该是问候声，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很紧张。）记得我也可能是学着她们的样子点头鞠躬。那样子该是多么愚蠢可笑。走进了机舱里，眼前是一片整齐安静的西装，领带，闪着莹莹绿光的眼镜。每一张都是保养得细腻光滑干净透彻的面孔。他们的目光不是在冷漠的审视或观望别人，而是和我所司空见惯的眼神完全不同的善意。这又让我大为惊讶。我第一次看到了机舱内壁的淡淡灰蓝色，还有令人产生好感的空气中鲜花般清香的味道。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星外飞碟的宇宙舱。不知道如何落座在椅子座位，坐下了又不知道带铁卡子的带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把它推向身后，坐在那个卡子上是不舒服的。我成了一个傻子，又不能过分表现出好奇和乱碰乱动探查出个究竟来。安全带！现在想起来真是很丢脸。在起飞前的检查时，一位香喷喷的空中小姐躬身请求我，允许她在我身后抽出带铁卡子的带子。她的那种温柔如亲的举止让我一生不忘。她帮助我扣好了安全带的铁扣子。我还发觉，她微笑的脸上没有丝毫冷漠，反而像在帮助她的哥哥做这件事。我想，她继续说的话一定是在谢谢我，“阿力嘎逗”我是听得懂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谢我呢？前面有脚踏板，下面有白色的绒布似的拖鞋。前排座椅背上的电视怎么打开，还有耳机的蓝色塑料导管前端是空心的插头，这些东西该怎么用呢？我低头查看着属于我的范围内所有设备，脑子在急速地思考所有东西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同时也不动声色斜着眼偷看邻座日本人的动作。但是一无进展，所有的都不是我的思考经验能弄懂得。我无法把这些做的熟练体面恰当，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超越我幻想都无法想到的飞机。我还算有幻想吗？我可笑的自尊心原来如此脆弱。我感到心脏跳动声就响在耳朵里，心口阵阵疼痛。我不敢动手去触碰某个按钮，不知那些按钮会锁着什么魔鬼。只敢老老实实地合手坐着又特别好奇和焦虑。左边年纪稍大的人，深灰色的西装，没有一痕绉褶。他慢慢的弄弄这儿，拉拉那儿。又回归原样。我想他也是不太懂，饶有兴趣的在研究，重复做着各项操作怪有意思的。不过，在他的动作之间我已经看清楚各个设置的操作方法和用途。后来几年过去，回想起这第一次乘飞机时的傻瓜般情形，我也醒悟了邻座的年长者像第一次乘飞机的人那样，东弄弄，西拉拉，把这按一按，把那扭一扭，其实是在暗示给我，并且非常在意不让我察觉到。做到小心爱护别人的虚荣心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善意，是很高贵的人性。

这些事情是在1987年发生的。那个年代经过“文革”、“阶级斗争”的穷苦中国国民，陌生人相互间冷漠无情。妒恨的眼神里含着怨气，时刻准备吵架。人们之间连句“你好、谢谢”也不会说。恰逢刚刚开始对衣食无照的蛮民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这种蠢话。当料想不到的遇见了飞机中的陌生人亲切、尊重、细致入微的体贴，真还是无法适应，更是无法承受的。自己做不好，学也来不及。于是心里涌出了一个激动，总在想感谢谁，可又不知道感谢谁。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情，就有了挚爱，和平就来到了每个人身边。

大约也是从这时刻开始，我不知不觉变得谨小慎微，胆怯又自卑。同时更深刻地思考到这样的主题：不懂得尊重别人将比不懂得遵守一些规矩更容易受到自责。在以后接下来不久，对四周的一切都出现了一种轻微的恐惧感。我最怕的就是被他们看到自己真是处处既无教养又无知。这难道是庇护虚荣吗？当然不算是。却又实实在在的是虚荣！因为我还不会自尊。而目所及处，一切都与我熟悉和习惯的国内完全不一样。

在慌恐、紧张的心理压力下，在一个星期一，我停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大口气，拉开了“日本TRP公司”的门，走了进去。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工作？我会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这公司里的样子我也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想到省经济技术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是套间。里间屋开门时能看到一张床上铺着再怎么洗也不会白的床单和枕头，上面有身体压出的褶痕。墙角是塑料水桶拖布扫把。外边的大屋子石灰刷的墙面，四把铁椅子一张塌陷有破洞的沙发，一张凹痕遍布的办公桌。一个肮脏的陶瓷烟灰缸里水泡着烟蒂，一台黑塑料圆盘拨号电话。桌子的抽屉上的锁鼻子只剩下一只螺丝，抽屉拉开推不进，推进拉不出来。到处是灰尘污垢和厕所的臊臭气。谁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这是厅级干部的办公室。眼下一旦走进日本TRP公司的设计部大厅，我立刻得到的最有冲击力的感觉就是惊恐万状。我被聘到这种地方来作建筑设计师，白石社长会“感到荣幸”。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骄傲呢？我将从何处着手啊！眼前一张张的绘图仪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一眼看上去就会惊讶它的美观和高度的精准。颜色是让我意想不到的特别格调的灰色系。那么好看的一台又一台绘图仪分两排展开在我的眼前。可是，我根本无从知晓如何触摸和使用它。绘图仪前面站着或坐着的设计师们正忙着手里的活儿。每个人旁边的写字台上放着电脑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奶油色隔断壁上挂着家人的旅行照片，孩子的照片，太太的照片，太太喜欢的歌星照片或者小动物模型，一台莱卡相机，一台哈雷摩托模型，昆虫标本，一枝枯萎的花，一张五线乐谱，还有各种报表，笔记单页，电动铅笔削、计算器、小型咖啡机、电话、电动橡皮擦、小型吸尘器，各种盒子里装着各种笔和各种云形规，不知道用途的小型仪器等等。这是多么奢侈的办公设备！我来之前即没摸过电脑更没见过这些与绘图有关的用具。

总之，进了TRP公司的门，第一天的工作就算开始了。社长白石先生向三十多名设计部的人介绍了我。我抖起精神装作表情自信，听着一个刚刚自我介绍说是为我做翻译的日本女人讲着中国话。社长把我说得很优秀，很了不起。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评价我，这是我特别空虚。也许因为他还没去中国，还不知道我的工作室是什么样子。没看到我在一张90公分乘60公分的胶合板做的绘图板上，用丁字尺和三角尺，两、三支铅笔和碳素笔，笨拙而不具精确的设计绘图。不过，我有了一点轻松感和不甚孤独的安慰。是因为那位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女翻译岡崎，她能够讲着很有些深度的中国话。一上午，我整理自己的办公桌，并且时刻留意前后左右工作台的样子。上午休息时，在走廊里遇见了白石社长。他的年龄比我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父亲小两岁。他伸出手帮我向上推紧了领带结，并且向外拉了拉，让领带突出领口。这对我既是鼓舞也算是肯定。中午吃饭，翻译岡崎带着我下楼，我随手按了最下面的电梯按钮，电梯直到了负二层，开门竟然是许多汽车和汽油味道。岡崎伸出手按了一下，这才又上到了一层。这使得我在岡崎翻译面前很难为情，又紧张又恐慌。我根本不知道B 2是地下二层的意思。她倒并没在意我刚才没常识的举动。 

下午，我离开了自己的隔间。走到邻近的正在做着设计的建筑师本间先生那儿，站着细心观察。学习他如何使用绘图仪。他只用日语问了一声好，就继续专心做他的绘图，再没搭理我，更像是没把我当回事。我感到特别不自在。又觉得日本人与人冷淡，甚至猜测出本间这个人对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友好，也许轻视。这样的一天，直到下班，我什么也没做，心里混乱，无法介入工作状态。

熟悉了几天以后，我认为可以工作了。设计部长问过我，是否可以给九洲一个城市的国际博览会展示场做木结构建筑的方案设计，我当然不假思索口气轻松的应承下来。接着，我们进入了开会研讨整个展示场的设计细节阶段。翻译岡崎不停嘴地给我口译五个人的发言。我觉得这些人把多余的细节想得太多，听不进去。设计部长在白板上画着，擦下去再画。甚至把屋顶雨水如何排流讨论了两个小时。这个房子与那个房子之间的声音折射都细细地确认了一番。还有许许多多，在我看来都是些十分细碎没意义的小事。我不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认为许多事做的很多余。岡崎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翻译在中国生活过十年，翻译时常常做比喻，很生动。我都听得明白。后来设计部长有泉问了我的意见。

“差不多就行吧。”我对他们那种没必要的细心和多虑并不在意。可是他直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不知道他在怎么想，我固执的并没把目光朝向他。

我进入了工作状态中，方案设计图做得很顺利。白石社长和设计部长有泉先生都很认可。我当然得意，并且善于喜形于色。公司有两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他们的日语讲得非常好，和我在一起又是日语又是英语。这两种语言我都听不懂，一起谈话就很累。常常找来岡崎帮忙。她严谨又不善言笑，很循规蹈矩。后背像木板一样平。也是不断暗示我和直接说明哪些事该怎么做，怎么样去理解日本人的习惯和行为细节。我常常表现出不在乎，有意让她察觉得到。

三个外国人倒是很放松很无拘束，和日本人大不相同。并且不介意日本人怎样看待他们。奇怪的是日本人好像根本就不去关注他们的表现。日本职员安静不停地工作，而这三个人常常半躺在滑轮靠背椅上，闲散庸懒。他们之间讲着英语，没人知道是否跟工作有关。他们做的是电脑设计。其他人还都在习惯的用绘图仪手绘图纸。那是一块新颖的灰色图板，板面可以调整为水平和垂直间的任意角度。架在自动升降的钢架上，板面上有一个可任意旋转、角度精确的“L”形透明刻度直角尺和操作把手。

每天早上走出社员寮（公司宿舍）心情就开始紧张、发慌。总是在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得体，时刻在意被周围的人发觉出自己是来自于没有教养和落后铁幕的国度。没多久，由于这些忧虑和紧张的情绪时时刻刻的揉搓，脑袋后部开始发木发胀，经常疼痛昏沉。回社员寮后睡眠也越来越糟糕。就是这样，日子过了一个月。

这天是星期二，会社朝礼，就是公司早训。各部、科的人在一个裸色木制的祈福神龛前站立。由部长喊出一声长音后（日语汉字是韵头），大家整齐的鼓掌，是这样的节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重复四遍。然后是自由发言。都是些相互鼓励或者谈谈自己对某件不经意的事引起的感想。翻译岡崎站在我身旁，拉长身体嘴巴凑在我的耳朵后面小声地为我翻译，闻不到口臭。我侧脸悄声地发问。面对着这些人总觉得别扭，自惭不如。所有的人都是双手在腹前扣在一起。我也学着那样做，不习惯又觉得不像，不情愿做出这种样子。而三个外国人却和其他日本人一样的姿态，神情庄重地站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神经紧张又不知如何放松。在众多的人前，更加十倍的在意自己整个人的表现。猜测自己在大家眼里会是个什么结论。我从来没如此深切地观察到：我对自己在这些异类人群中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想法，一次眨眼，一口吸气，都敏锐地刺激着我的自尊心。这些与一个月前，活跃在我的故乡没什么规矩的人们之间，是那么巨大的不同。

站在我四周的这些人，他们穿着整洁平挺、合身又帅气的米白色工作服，布料和式样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每人都系着各自喜爱的领带。他们脸洗得透澈，没有一个人的鼻孔里串出鼻毛，脖子的皮肤干净。头发理得十分精致，梳得丝丝不乱。穿着如同从包装袋里刚取出的新衬衫。举起手的时候，袖口像硬纸板一样弯成一圈围住了手腕，上面也许有闪着异彩的贝壳雕刻的袖扣。手指甲修剪得整齐，很少有人嘴里有异味，只是看他们的面孔才犹豫的认定，这是和我们中国人没什么大区别的东方人。有的长得并不英俊，有的很不英俊。小眼睛，目光凝重又呆滞，眼球不乱看乱转，神色比较单一又专注，没有过多的变化。看不出变幻不定的防备，也看不到对别人不停地打着主意或放任的猜忌。这样的一群人，真是一群精英。休息时他们和三个外国人谈笑自如。这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开阔的大工作空间中，从地上到天棚布置着精密整齐莫名其妙的设备，每个人都有自己工整的工作小空间，依着自己的个性，在隔断壁面上贴着喜欢的照片或明信片，也有的挂着可爱的小玩意儿。这样前所未见的场面，构成了我到这家公司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发达国家中作为设计公司这种企业所具有的巨大冲击力。我还是必须尽快适应这个在心理上强烈排斥着我的环境，这个幻觉般的环境。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1987年而不是现在。没有见识的我，就是从世界上一个可怜的角落，一个穷困落后的城市，一个野人，来到了这个未来世界般的大空间设计室里。这里是最发达国家的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公司的一个设计部。里面是这几十个非同寻常的建筑设计师。他们之中有人设计过世界上著名的建筑。这样的人在我看上是去闷头呆脑，行为多少古怪，却平平常常，毫无个性似的。这个公司正在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着许多方面的合作，主要是美国和英国。

就是在这些被一百二十公分高的米色隔断分割成几十个小隔间之中的一个，坐在绘图仪前常常发呆，或站起身舒舒筋骨去茶室做杯茶，这个茫然若失如同来自遥远的亚马逊流域的原始部落，腰上只围着一条草帘的土著人，年龄三十五岁的男子，就是我。在这些人之间，在这些隔间中间，我差不多是个内心惊恐慌张的傻子。这是我近几天才发觉的。刚来的时候可不这么想。我在我的城市郊外设计建造了一个奇模怪样的木头房子，三层，一千二百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那时我倒没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建成后不久，这家日本TRP公司的老板手里拿到了一份有这个建筑物照片的杂志。由此他开始派人来找我，并且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工作。我很得意，这才认为自己确实有些了不起。

白石社长刚刚61岁，身高176公分。戴着一副玳瑁上边框金色下边框的眼镜。人长得挺帅，身体笔直，精神十足，可亲可敬。他善写俳句，喜欢文学。他十分讲究自己的衣着装束。身上一定有扑鼻的纯正古龙香味。他的生活十分节俭，喜爱喝酒。属于那种特别讲究礼节礼仪的老派绅士。用他精明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精心引航着这家很有名望的公司。夫人在枥木县老家照顾年迈的父亲。他却从没单独和某个女人在外面喝过一杯咖啡。生活态度严肃又有规律。因此他有很高的威望。每天下班后都要在外面吃饭，喝两瓶啤酒或清酒，偶尔喝醉却不失态。不管睡的多晚他都在早上六点以前起床。不论和谁，他总是使用敬语。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公司，渐渐地我对它有些熟悉了。至于我的工作，自从认定了我的设计设计方案后，一直就做着细小的改动没停过。我渐渐反感这些改动的讨论，不仅仅琐碎，我就根本不明白改动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特别腻烦。

前面，我讲了一个叫做日本ＴＲＰ建筑设计公司，讲了我，讲了这个公司的简单情形和我的心理状况。现在，可以讲我们要讲的故事了。不在前面把公司的必要状况介绍清楚些，故事听起来就可能没有根基。如果弄清楚更深刻的背景含义，没在外国公司工作过的读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在日本的公司工作过的读者，联想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些。

没多久，在翻译岡崎的说服下，我熟悉了乘坐电车和地铁的去公司的最佳方法。从社员寮快走到小竹向原地铁站是六分钟，那时候的小竹向原站改札口（检票口）还是人工检票。检票员手里的切口钳子娴熟地在手里旋转花样打出响声像是杂耍。有人经过也不影响检票，在连续有节奏地打响声中迅速接过乘客的票打出了缺口又立即递给乘客。我快步走到尽量前面的车门位置线等待。进了车里后，第七站到了市谷下车。从地铁挤出来就是电梯口，快步或小跑踏着梯阶电梯到上面。站在四号登车口候车，地上画着车门位置线和车辆序号，停车时车门不会有超过十公分的误差。等了两分钟电车准时进站停下，上车非常挤人们却悄无声息。最终在第二站四谷车站下车，车门距离坡形电梯口最近。随着人排走出了改札口（检票口），大步快走四分钟到公司电梯前。进公司设计部，看表，提前十六分钟。是的，上车的车门要在下车时距离电梯越近越好，可以节省时间可以早走出改札口。电车时间误差仅仅几秒钟，因此一切都要计算得极其精确。否则就要跟在人排后面，浪费时间。开始我还真是不情愿听翻译岡崎啰嗦这些与乘车有关的细节。早上上班的人如潮水，安静、匆忙、有序。这些，对于习惯于散漫无序混乱无章的我，真是疲惫不堪。

这一天我进公司时，时间提前了３２分钟。已经有人来了。设计部次长本间已经站在绘图仪前专注地看着昨天的设计在思考，也许他为了这个问题在家里思考了很晚。还有几个人也早早到了。早上公司里的气味很特别，好像受到某种净化空气的电子设备的影响，是一种崭新的好闻气味。空调机和空气交换机在工作着，发出“呼——”的气流声音几乎听不到。所有的设备都打开了电源。“受付处”的工作人员泽田纯子小姐到了。她进女更衣室换上了灰条纹白地上衣，颈前有一条深红色领带，深灰色的裤子。她的样子长的还算好看，具备那种传统日本女人的样子。比如单眼皮，眼睛不算大却很耐看。皮肤细致白得发蓝的脸庞，罩在黑油漆般的头发下显得有些耀眼似的。嘴唇涂着半透明的唇膏，红润而不过份。中上等身材，和许多日本二十几岁的女性差不多，体形清瘦也不算丰满。但是看到她第一眼就让我联想到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中，舞女薰子小姑娘的样子。只是偶尔这么想过一两次。再也没大关注她。早上到了公司后，泽田小姐的首先要做的是给几个部长副部长把茶水倒好，用托盘端去放在各自的桌子右上角。不会放错杯子。

因为我这天来的早，就把自己茶杯取出来。这时她刚刚换好衣服走到茶室的炉台前，她一到公司就烧了电热壶里的水，已经发出声响快要开了。她站在一边犹豫地看着我手里的杯子，好像要帮我做什么又插不上手。我把柜子上的一只金箔图案黑漆茶盒子拿到手里，打开盖子，伸进手用五根手指把新茶捏出来，丢进台子上那只表面深蓝色有粉红樱花的瓷壶里，觉得还不算少。心想帮她把茶沏好。日本这个国度，通常女人是一定要伺候男人的。我倒认为这点事为什么一定要让她做而不能自己做呢？她依旧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做着这些事，又像在等着我做完。水也开了，便把开水倒进壶里，沏了满满一壶茶。我把自己的杯子里倒满，壶里还剩了大半。我想：可以倒满那四、五只杯子了。于是我放下樱花瓷壶，又察觉到放的位置不是在原来的一块六边形花纹细密好看的草编垫子上，又重把它端起放在垫子上。我指了一下瓷壶，说明里面的茶请用吧。端着我的茶杯转身，走进我的隔间，坐在了我的椅子上。突然发觉到我把一种香味带来了。嗯，是泽田身上香水的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花的香味，像木兰花又有点不像。我没闻过樱花的香味，以后曾经闻过樱花是一种极其微细的香味儿，就是花蕊也不那么明显的香。就如同溪流上卷过岸边小花的暗影。我随意朝泽田望去，看到的情形竟然让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不能容忍被鄙视的屈辱！我看见泽田正把我好意为了她方便而留在瓷壶里的茶水倒进洗碗槽，把壶里的茶笼取出来，把我刚刚沏过的茶叶全都倒进了洗碗槽角落的衰茶桶里。还在边缘上不停地磕着茶笼，把里面的渣叶磕尽为止。我非常震惊，无法容忍。她拿着一把量勺，重新从金箔黑漆茶盒里舀出几勺茶，添进瓷壶中的茶笼里，动作准确，平稳又老练，像个茶道老师那么认真庄重。看到这一幕，我心情变得混乱。被她这种装作若无其事的动作用力在我胸口推了一把似的，猛退了下去。她在羞辱我！我受到了羞辱，无地自容十分难堪。低下头看着我眼下的茶杯，我真想立刻将它倒掉，或者站起身就从我坐的地方远远地对准洗碗槽泼过去，泼在地上也无妨。这杯茶我真是不能喝了。先放在桌角，过会儿再说吧。我绝对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反感，是不是还抱有恶意。细细想来我从未有过一点对她失敬之处。每天早上和大家一样与她打招呼。平时没说过话。也没有任何不经意间的误会。她今天如此反常如此不能让人平静的举动，究竟是源于何因？一整天我都在为这事思索和苦闷。我弄不明白这些奇怪的日本人都在想什么。难道你的举动，在一个群体共处的环境中，可以做得毫无道理、让人费解，以致引起别人这样强烈的被厌恶被羞辱的苦恼吗？没错，依我的习惯看，一些日本人的行为都无法理解或者难以理解。偶然会碰见一些举止反常的人，真是无法推断他们的想法。（这是以我具有的习惯来看）可是刚才这种事发生在了泽田纯子小姐身上，怎么也让人不能接受。那么是我走进了她的领地以致引起她这般恼怒？别人也去到那里做茶做咖啡呀。这可不是理由。我看到泽田正拎起瓷壶，身体稍稍向前弯下去一点儿，一只手按着壶盖为五只杯子注着绿玉般的茶。在最后一杯的时候，她倾尽了最后一滴从壶嘴边上脱落下来的一粒绿玉般的小珠子，掉进了一只深灰色花纹的日本式无柄杯子里。她把瓷壶正好坐在六边形草编细花壶垫上。稳稳的，又是轻轻的，还是静静的。看到她的这一连续的动作，的确见到了一种优美。这在她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是自然而然做出的，不是那种认为在大家的注目下，心虚气短的做做表演。她端起托盘，把五只杯子给部长副部长们送去，放在他们桌子的右上角。动作熟练轻柔。回来时从我桌前经过，她并没有向谁看，低着头习惯地拉上去嘴角，如微笑一样的表情，走回她的“受付处”即接待处。

这一整天，我心情压抑又苦闷。做着自己的工作，一会儿忘记了早上的烦恼。偶然间这种苦闷感又从情绪的底层窜上来，让我不时的走神。我找个机会问了翻译岡崎小姐，把早上的情形说了一下，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泽田把我为她留下的一壶茶全部倒掉。岡崎听后，眨着细长的眼睛，没说明什么。她说她认为这也许没有什么含意。日本人做事有时也很难说明其缘由，说不清理由，大概出于习惯吧。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早上再也不去茶室弄茶给自己喝。我自己买了几盒英国红茶袋，放在杯子里冲上水，再回来放在办公桌上。有时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在绘图仪前绘图或者在小会议室讨论设计。岡崎一直如初，认真地为我翻译。把我们设计组的讨论，说的很详细。我看到她口干舌燥的，不改变直挺着身姿坐在那儿，面孔和眼睛常常显露出疲倦。我尽量少问话，让她轻松些。

泽田那个方向，我绝不多看。不管来了什么样的客人，她如何做接待，都与我无关。她每天很忙，很少能坐下来写些回信或弄弄各种事物性的工作。白天大多数时间里，她不断地接待各种来访客人。隔着有六米远，还是能听清她轻声用细软的嗓音接电话与客人交谈。当然每天早上她照例给几位部长副部长做茶并悄无声息地踩着深兰灰色的干净如新的地毡，悄无声息地送到每个人的桌子右上角。并随手再把杯子向里稍稍推一下，或转一下杯子垫摆成与桌边平行。这说明她工作不仅有条理而且细微工整，讲究对称，平行，横平竖直。这些我当然都看在眼里。不过，她那个早上对我冷酷的不屑与排斥行为，彻底中伤了我，我无法忘记。我曾经这么狭隘地想过（别的事也常常就会这样联想）：她大概对中国人有反感，或者没准她的祖父曾作为日本侵略军来到过中国。这并不是不可能。她对我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太不正常了。再看看几十个日本建筑师在这间大厅里工作，和中国的情况也完全不同。人们似乎很独立相敬如宾，绝对没有过份亲热的表现，甚至闲聊着各自的家长里短、屎尿杂货的话题。大家不多说，偶尔会有谁发出几声笑声，或一两句稍大的说话声打破了沉默。大家都在专心倾注自己的工作。

尽管如此，这些日子以来，我只要注意到“受付处”旁边的茶室，或无意中看到泽田纯子在那忙碌，随之，遭排斥遭歧视的苦闷就会出现在心口上方。以致出现一种奇怪的强烈压迫感，导致我产生严重的胸闷甚至呼吸短促。这真奇怪。

我是个中国人，是一个不会英语又不会日本语的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再说那个时代谁敢学敌国语言呢？我是属于一个在世界上排在最后面的贫穷落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没办法像美国人和瑞士人那样，两腿向前伸直摞在一起躺在靠背椅上，双手十指插在一起按在肚子上。三个人就这么聊天，边扭动着身体。我是一个没有受过自尊和尊严教育，不懂发达国家的文明和习惯的人。我做不好体面的样子，连吃饭不要“吧唧”出声这点事儿都常常忘记。我一定有让人无法承受的口臭，我却满脑子的虚荣。我最为费尽心思的不是交给我的设计工作，而是向周围的人们做细致入微的观察，模仿学习。一点也不希望别人看到我这副愚民的样子，我看到了我和他们的遥远的差别。快一点和四周的人们一样吧，这样就不会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了，我也就不被自卑所折磨了。我不想看到泽田的身影，越发想换个工作隔间，远离她，不看到她。这样，我这明显是精神强迫症的症状或许会好一些。每天联想到遭泽田倒茶羞辱的机会就会减少些。心情也许会宽松，难过也许会减轻。这种沉闷压抑的神经症状很糟糕，越来越糟，毒害人的正常心态，而从表面又是看不出来的病症。

我确定我得了这种忧郁症。胸口憋闷，频频想起泽田把我好意留给她倒给其它杯子里的茶水，当着我的面倒进了下水管道。又把茶笼里的茶倒进垃圾桶，还在边缘上磕打了好几下。我已经不能再想起这件事，也看不得泽田纯子了。有时走在过廊里碰见，她马上侧开身让我横着膀子走过去，面带平时的笑容。可这在我看来，总觉得她是故意做出这种谦恭的样子。再说日本的女人都是这样谦让。我急切希望早些提出来调换位置。一时竟找不到借口。什么理由呢？换到那个挨着小会议室的角落去？我问了一下设计一科博多野主任，他说那个位置是有意留出来的，是防灾安全通道。他特意让岡崎翻译告诉我：日本小岛国很小，常常发生地震和各种灾害。还好奇的看着岡崎问：康先生为什么要换位置呢？有什么不方便吗？我回答：没有。只是离门口和“受付处”近了些，人们进进出出，有时心里不安静。博多野主任想了一会儿，看着我的位置，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一科就是在这个区划。不然和里面那排桌子的合野先生换一下，我跟他说说看。

位置换了，心情暂时好了一些。怎么说不会时时听到泽田的接待客人的声音和接打电话的声音。只是这个位置离着空调近，每天在头的右上方吹出强劲的冷风，我无法适应。才发觉这个位置依旧很糟糕。我浑身发冷，穿上了一件西装。非常想戴上一顶帽子，可这成什么体统呢？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我还是戴上了一顶帽子。我又想提出换位置，已经对现在的位置产生了惧怕和反感。每天早上起床无意中就会想到空调，挤在电车里门口上方也是空调。还有被冷风吹得酸疼的肩膀，真就是一下子堕入了又一个烦恼的深渊中。偶尔忘记这事的时候，心情还算好过。渐渐的无缘故就会产生反感或烦躁的情绪，不可控制不可驱散。直到某个时刻它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才算轻松些。而后不久，又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种糟糕的情绪又重复出现了，十分苦恼与无助。我开始想自己的家，想回国。不管怎么说，是在自己熟悉和习惯的环境里生存。那里是猪圈，大家都是猪，就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不需要尊严，没有这么多的讲究，这么多的规矩、习俗、礼仪、生活细节。连扔个垃圾都有着繁琐的规定难以记住。而且无法求证，无法说明，无法解开，无法让越积越多的胸中烦闷消散掉。非常沉闷非常累心，又无法驱散。眼下，我做的这套方案设计又被认为很出色。想到这儿，又常常公开违心地向别人说：我要努力做得更好。其实很心虚，只想早日离开这里。仿佛被扭紧的一条馊了的破毛巾，那是我的一束神经。

眼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日本。由于泽田纯子的一个排斥或不存好感的动作，引起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坏。倒不见得可以把这个原因都归于泽田，还有许多人和周围所有无法习惯的事物。如设计部长，在们六个人讨论时，用一种叫人不舒服的眼神看着我做的图纸，看了几分钟不出声。之后他说：卫生间的隔板不可以有离地面十几公分高的间隙，只可以一公分。我辩称在中国都是这样。他毫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墙上某个地方，好像不是在跟我说话：那是中国。中国允许的事情，在日本也许不行。我听了差点顶撞他。几年后我才发现日本人是多么注意这些和隐私与尊严相关的细节。而且对卫生间的精致如艺术作品般的要求是我从来未曾想过的。是啊，不就是拉屎撒尿肮脏的排泄吗！还有，熟悉了一些之后，觉得岡崎翻译也不如从前那么客气了。她常常以一个日本人的角度告诉我，站在电梯口的这边不对，不要阻碍出电梯的人。我却从未想到过这种事。也小声地好意告诉我，在买电车票前应该早早把零钱准备好，不能在售票机前临时翻口袋找零钱，会给后面的人带来困扰。这些琐细的事每天都要说很多。天哪！累死啦！怎么这么多的事儿！她还要顺便解释日本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怎么想怎么做的，等等。这些话多了，我开始厌烦了。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回击她，让她少些废话。不需要告诉我日本人如何做，我不是日本人。每逢这种时刻，我都会有一股怒气和反感。为什么对我抱有歧视？我非常不爱听这些叨叨咕咕的废话。终于有一天我板起脸厉声对她说：你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吗，何必要总告诉我你们日本人的想法作法。他们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岡崎正在写什么，她突然扭过脸，满面惊讶地看着我，竟然不知如何对答了。我并没有觉得过分，不去看她。半天她才缓过神来，说：很对不起，也许我的想法不对。我觉得了解一个不同国家的人是很有意义的事。

她总是爱用“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词，很不明朗。

还有许许多多细节，晚上躺在铺上，越想越清晰越深刻。就越发地看到一些人开始对我真是吹毛求疵，挑剔责难。能想起的小事越来越多。而刚来时，可并没有谁向我提出过这些不尽人意的事情来。难道我有越来越多的缺欠被大家看出来了吗？第二天情绪低落，依旧心烦意乱。又唯恐做错一点事被路上的、电车上的、所有地方的陌生人察觉，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是那么不对劲，那么不懂规矩。特别是在电梯里遇见了同僚或单独走出电梯经过“受付处”看到总是提上去两个嘴角做出微笑的泽田纯子。还能想起来刚上班的头几天，我还随随便便大咧咧的跟她说句日语“早上好”。发音不准且不说了，我很清楚的记得那是一种虽说是好意却丝毫谈不上庄重认真。我也记得她的神情立刻变得惊愕，不是受到尊重的愉悦。可她还是接受了并回复了我的问候。我把这许多细节思来想去，认为这些异邦人对我，也可以说对我这个中国人，确实有许多不认同之处。我更加想回故乡。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朋友。

等待吧，等这个展览会的设计全部做完了，我就立刻回去不再来了。快了，快了。

我开始期待回家回国的日期。看情形，10月底设计就全部完成了。到时候我将提出辞呈。我实在承受不住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刺激，这些刺激又是来自极其细小琐碎如尘的细节。其中也有我在自己立场的判断，也有想讲出去却不可能做到的释明情绪。不会语言无法让四周理解自己，这些聚集在胸中，无比苦恼。我时刻都觉得自己像个蠢驴似的与周围格格不入。而且，四周又都在好奇和嘲讽地看着这头驴在那里扭着脖子翻开嘴唇怪声嚎叫。岡崎的翻译也不如从前那样声情并茂、细致入微。她似乎也看出我的思想越发古怪，是不是我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了呢？她在翻译时省略了许多文句，而且常常奇怪的瞪大眼睛看着我，已经发现我在说着废话或者疯话。在这个群体里，以我对我个人看，几乎垮掉了。我看出了人们对我越来越不解的神情。特别是泽田纯子小姐，我无法看她的面孔，无法看她假装亲切热心而提起嘴角的微笑。就是下班出了公司走在街上，这种沉重的自卑自贱的感觉也一直持续出现。不论把头扭向何处，注意力转换到何处，一会儿这恼人的苦闷又袭上胸口。胸口里像被浇注了水泥那样憋闷难受。

十月末快到了，设计工作差不多都完了。我向白石社长交上了辞呈。原因写的是离开家快三个月了，非常惦念，会非常怀念在这工作的美好时光。为自己能在贵公司做出有意义的设计而感谢白石社长和各位同仁。辞呈刚刚交上去，就出现了奇迹：整个人又变成了两个多月前刚来时的那种轻松、欢快的状态。刚才还是持续了两个多月备受煎熬的精神症状，就像被压紧的弹簧突然松开。走出社长办公室后，进了设计部时。看到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友善很亲热。我很奇怪：和十几分钟前看到大家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我没有了以前对泽田纯子那种厌恶和被歧视后的报复心，现在心胸开阔。情愿大家贬低我，我也情愿把自己说得很糟很可笑。在廊道里正好撞见了泽田纯子。她急忙把身体闪到一旁给我让路。我对她用日语说：“噢，对不起。”她愉快地看着我，好像要祝福我。可她还不知道我刚刚提交了辞呈。

第二天刚跨进公司，白石社长就让人告诉我去社长室一趟。我叩响了社长室的门，进了这间宽敞的房间。岡崎已经坐在中央的两端半圆形的黑色长条会议桌边，似乎和对面的白石社长说了一阵话了。白石社长站起身非常庄重地向我鞠躬，岡崎也急忙随着站起身向我鞠躬。我同样向他们鞠躬问好，就坐在了白石社长的对面。岡崎坐在我的左边。白石社长眼睛看着我，郑重地说：“我很理解远离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之情。这种乡愁有时候会让人心口都疼痛。我想起1946年在美国的一家工厂研修时的情景，由于日本刚刚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人对日本人很仇恨。那三个月的日子过得真苦透了。我到底爬到工厂的烟囱上要跳下去做为对抗。在烟筒上面坐了四个小时。厂长弗兰克也爬了上来，在我的脚下仰着脸不停地劝我。他的声音也变了，样子比我更可怜。我终于放弃了前面的决意，继续坐在上面可就太不尽人意了……我懂得离开家乡亲人的感受。不管怎么说，该回去看看。这么远的异国，你的日本语又不太好，真是很难为你，你很勇敢。我还是想，你如果继续在日本工作几年，也许会有许多新认识和新想象，那时候，你非同一般的才能会更好的发挥在世界上。如果过了一阵子你还想回TRP，请你写信告诉我。我会即时发去邀请函件和为你办理相关手续。”

我再次俯首向白石社长道谢。

我站起身，走到门旁时，他又为我拉紧领带结，把领带向外边提了一下。说：“那么就到这个周末吧，为你举办个欢送宴会。”

在TRP公司最后的一天，就是这个周末。设计部的许多人都送给我小纪念品。主要是各种绘图用具和笔，还有式样新颖的小工具。一个不熟悉的人送给我三个打火机，只要打着火，印在火机上的裸女才显现出来。他竟然叫来岡崎翻译了他的话：“下次来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领你看真的日本美女。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这我知道。”他的微笑表情很耐人寻味。

泽田纯子提着一只素朴结实的大纸袋交给了我，里面有一只稍大些的木盒子，外面包着日本室町时期的古典褐色家纹图案的白底纸。和岡崎说了一些有关这礼物的话。面前还有几个人，大家都围着我的办公桌。我忙乱中听到说是一只日本有名的瓷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泽田的爷爷亲手烧制的。

这天晚上我和白石社长还有大家，在附近预定的一家餐厅里喝了许多酒，很痛快又依依惜别。我好像还哭了。而回宿舍坐在电车上，身边是一大堆装着礼物的纸袋，拿起来可不是简单事。我学着喝醉了的日本公司职员的样子，即小心翼翼，又目光安定，只是身体随着电车有些晃动，轻声哼着什么歌。

想着，啊，快要回家了，真有些舍不得呀。

三天之后，我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走下飞机，是熟悉又突然觉得不能容忍的杂乱无序和肮脏野蛮的四周。最明显的是发现了人们间固有的冷漠和不友善。从前怎么一点也没感觉出来呢？即使如此，这里也是我的故乡。

在我的家狭窄的房间里打开旅行箱，取出购物纸袋堆如小山。里面大部分是曾经的同僚送的小纪念品，也有我买的东西。每个纸袋里都有送者的名片。而那只壶的纸袋里却没有泽田纯子的名片。我很想把这个由于沏茶引起的两个多月来的抑郁症与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细细说说。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吧。我小心地拆开白底褐色古典家纹图案的包装纸，再打开薄木板的盒子，看见里面有一只灰蓝色的瓷壶，上面有淡粉色的樱花瓣，分布得稀疏，几分惆怅由衷而生。我重又想起了泽田纯子。现在，一切都原谅她了。一张5毫米厚的白色吹塑板隔开了两只小杯子，杯子的颜色各一不同。一只是淡绿色，有一枚樱花瓣。一只是樱花色，有一枚轻盈的淡绿色樱花树叶。这是给男女二人专用的杯子。这个时刻，在我这杂乱破旧灰尘四起的穷家陋室里，这只美丽的瓷壶让我产生出一缕由遥远而来的思念。双手捧出这只壶放在桌上，又看到在贴着硬纸盒的侧面有一张对折得如一张纸似地说明书。正面照片印着一只手在捏着旋台上的泥壶胎。打开折页，印着小字体的煮茶和沏茶说明。分出几种茶，每种茶都有不同的方法和要求。条款细致，讲述的繁琐。用我的粗浅的日本语加上里面的汉字，我是明白了一些的。不过我们不需要这么做茶。把茶捏出来放进壶中的茶笼里，浇上开水，倒进杯子，再加水再倒。直到茶没有味道为止。就这么着，一直用着这把壶和两只杯子，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白石社长常常来信。最近一封信上，还谈到如果可能再邀请我去日本，并希望我学习日本语和英语。他总是说：他的一个愿望就是中国、日本、美国应该一起做些大的事业。因为他有美国的青年朋友叫麦克。中国又有我这么个人。联合起来总能做大事业。当然，到最后他去世也没能如愿。我还是学习了日语。后来，我用日汉字典对照，看着图，弄明白了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大错事，也是那件由泽田纯子倒掉我沏的茶而让我几乎疯掉的事情原由：

那张对折的硬纸卡上写着许多茶的做法，其中宇治茶：

一、请先将宇治茶投入茶笼，每茶匙可做一杯份。

二、再将70度沸水先注入杯中（最多4杯），然后再将杯中之水依次绕圈均匀注入壶内茶笼里的茶叶上。

三、在壶内浸20秒后  将茶水尽快注入茶杯中  一定要空净壶中最后一滴水  并且将茶壶盖子掀开置于一旁  让茶叶上的水分迅速蒸发  以保持第二次沏茶时茶的清香可口和减少苦涩之感

四、前两沏茶味道为最好

（还有许多条款就不必要写了）

下面的落款是:茶人泽田史郎记於明治元年（即1846年）。

其实读懂后，也不是立刻联想到泽田纯子的沏茶事件的。而是过了一个下午，在晚上，看照片时，想起TRP公司和“受付处”的泽田纯子的。是在这个阴历九月十五的月圆之夜想起来，恍若初醒。原来泽田姑娘遵循着一百多年的传统沏茶方法，应该是她爷爷的爷爷吧。就是那位“泽田史郎茶人”。我在去日本之前，坦率地说，几乎不喝什么茶的。只是家里有客人来，才从那只油腻肮脏用了多少年多处坑凹已经脱漆看不清原貌的铁茶桶中，几根手指捏出一摄便宜茶叶扔进来客的玻璃杯里，自己也一样。从竹皮暖瓶上拔下软木塞，把浑浊的水倒进杯子里。茶叶也飘悬在杯子中间。边吹开漂向嘴里的茶叶，边吸吮着干榆树叶味的水。这算是喝茶了。喝光了，再向杯子里注水。直至喝饱为止。这也是喝茶，就是喝茶。从淡味开始到涩苦，又从涩苦味再到淡涩味儿。剩下半杯子都是泡涨的茶叶。

在这个阴历九月十五的圆月下，我重新烧好水。按着“茶人泽田史郎”的旨意，重新沏了一杯日本的宇治新茶。就在这又脏又乱四处油污的小房间里。我把窗台上的杂物全部推到一边，空出一本书大小的地方。把绿地一片粉色樱花瓣的茶杯，小心翼翼的放在这小片书本大的空地上。把茶壶举起来，向那只淡绿色底子一片樱花瓣的杯子里，注进了一线清茶。直到壶嘴儿滴尽最后一滴后，半分钟都不再滴出。一切是在阴历九月十五的月光下做的，又准确又细心。怀着一种崭新的对茶的敬仰之心，对那些友人的思念，还有对自己那时候出现的那么一种莫名其妙自讨苦吃的眷念，端起杯子，从上嘴唇的细隙间吸进如一片鲜嫩茶树叶子般的茶汁。

我胸中立刻如喷泉似的冲出了一股力量，直冲出了我的头顶骨。

我一定要对泽田纯子说：“让我来沏几杯日本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