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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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副驾驶坐着一个很老的男人，表情木讷，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小绳牵着他，有人跟他说话，他会突然抬起头呵呵笑，不住地说，是的是的。老陈说那是他父亲，九十多岁了在家无人照顾，只好带着他跑业务，很多人因为这件事不坐他的车。
十二月刚过，岛上还是夏天，气温比想象中高。蔡桂芬坐在后排，她化着妆，嘴唇涂成淡粉色，眉毛描得细长，跟年轻时相比，现在的她瘦一些，像晒得半干的葡萄。她穿一件带花朵的连衣裙，脱掉的棉衣揉成一团，放在正方形的小编织袋上。汽车里冷气开得很足，但隐约有股尿骚味，蔡桂芬微微皱起眉头，并没有说话。她和那个味道相伴很多年，早就习以为常。老陈看一眼后视镜，打开了车窗。
窗外的椰子树上，挂着很小的椰子，电动车在马路两侧飞来飞去，没戴头盔的被交警拦个正着，蔡桂芬看不清，好像在扫二维码交罚款。偶尔会飘过去几辆拼接的三轮车，右侧是摩托，左侧挂着带简易棚的车厢，车厢前面贴着广告，红纸上印着大字，讨债、补牙、开锁、律师咨询，下面是联系电话。蔡桂芬双手举起手机，眯着眼睛，用大拇指按拍照键。她把照片发给女儿，女儿跟往常一样，什么都没说。
出租车停在一家临街的店铺跟前，六层小楼，细长的门洞，门柱两侧贴着红色、蓝色和绿色的招牌，分别写着旭日电竞、旭日旅馆、旭日台球厅，色彩摞着色彩，让人眼花缭乱。门柱侧面有个小杂货店，门前的玻璃柜里放着烟和槟榔。门缝里面有张黑色躺椅，躺着个男人，其貌不扬，因为常年嚼槟榔，牙齿乌黑，后来亲戚领着蔡桂芬跟男人聊天，她才知道那人是这栋六层商铺的主人。旭日旅馆在四楼，没有电梯。蔡桂芬来这里，是为盘下这家店。她在朋友圈里看到侄女发的旅馆转让，立马打电话问盘下来要多少钱，侄女说这里不挣钱，女儿也不想让她折腾，蔡桂芬谁都不理，拎着行李就来了。
下车时，老陈少收她两块，蔡桂芬激动地说，哎呦，哎呦，谢谢你。老陈绕到副驾驶，打开车门，从后备箱里拿出拐杖递给父亲。蔡桂芬抱着小行李袋，说，你穿得真年轻。老陈看一眼自己的牛仔裤黑球鞋，一拍大腿笑着说，嗨，孩子说这衣服过时了，不要了，我看着浪费就拿来穿，老人嘛又不讲究。侄女等在楼梯口，接过蔡桂芬手中的行李，等她一起上楼。蔡桂芬待在原地，老陈表现出来的轻松让她觉得迷惑，她说，你给我张名片，我需要车了还叫你。然后指指门口的招牌说，上面是我的旅馆，你来住我给你打折。其实蔡桂芬很少打车，她只是想认识老陈。她快忘记自己的欲望。自从五年前丈夫去世，她就没在镜子中看过自己，她看的最多的是母亲的身体，骨头外面挂着薄薄的一层肉。
前台不大，是张很像讲台的桌子，乌红色，放着台式电脑。蔡桂芬手指轻叩桌面，像回到了她熟悉的三尺讲台。客房有五间，侄女把一串钥匙和几张门卡交给她，又交代了几句网上订单的事，就匆匆走了，她让蔡桂芬先适应几天，转让的事不着急。蔡桂芬放下行李，喝口水的功夫，就有人带着身份证来办入住，网上下的订单。蔡桂芬把侄女留下的手机翻了一圈都找不到订单在哪，她满脑门都是汗，天太热了，最后还是客人自己操作电脑办好入住。侄女回来后，又教了蔡桂芬三遍，她从包里掏出老花镜做笔记，好像是学会了。
和在家时一样，蔡桂芬早上五点起床。退休后，她和母亲一起生活，每天最放松的时间就是赶早市，采购母女俩一天的食物。岛上的早市比家乡还要热闹，卖肉的摊贩从街头排到巷尾，黑猪肉放在三轮车车厢里，码得整整齐齐，故意留一截原生态的黑色猪尾巴。戴斗笠的老渔民坐在道路两侧，箩筐里装着各种形状的海鱼，没有水，还在活蹦乱跳。路口有辆香蕉车，三层铝板，里面堆着青黄色的香蕉。摊主是对老年夫妻，头发翘着不一样的角度。蔡桂芬踩了一裤脚的水，她拎着五条小海鱼，一块老豆腐，两斤黑猪排往回走，一路上她看着买菜的、卖菜的、修鞋的、修拉链的、配钥匙的，一大早把缝纫机踩得生机勃勃，他们花白的头发，眼角的皱纹让她觉得亲切，而不远处八九点钟的太阳刚刚升起。
吃过早餐，蔡桂芬开始干活，她拖地，铺床单，洗床单，擦镜子，刷马桶，连地砖缝隙都被她清理干净。来这里之前，她就知道，只有五间客房，不会太累。她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头脑一热做冲动的事情。跟母亲一样，她只是看起来冲动。她想起母亲生病前还在拼命干活，洗碗做饭，收拾房间，站在桌子上擦玻璃，那时母亲多大岁数了，至少八十岁。
蔡桂芬洗干净拖把，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她跑进房间翻自己的行李袋，她记得老陈把电话号码写在一张撕开的烟盒内侧。侄女出去玩了，她不想一个人吃饭，可是电话播了几遍都是空号，她认真数了一次，老陈给她的号码只有十位数。吃饭时她心不在焉，后槽牙一直隐隐作痛。葬礼的时候，她开始牙痛，她以为人难过的时候牙就会痛。
牙科诊所在旅馆的隔壁，蓝色招牌，写着“十年老店啄木口腔”，店主是个年轻男人，三十岁出头，人们叫他张医生。诊所不大，最多三十平，放着两张牙科椅，倾斜成一百八十度，最里面墙上贴着大镜子，把诊所放大了好几倍。蔡桂芬忍耐了几天，还是推开了牙科诊所的大门。进门时，她听到张医生说，你这颗牙太松动，没用了，需要拔掉。蔡桂芬忍不住凑到他们跟前，眯着眼睛聚焦在对方黑乎乎的嘴巴里，一股臭气迎面飘来，她往后退一步，说，没用了，就要拔掉吗？张医生看她一眼，说，要不然呢，这是自然规律。姐，你要看牙吗？在旁边等一下。张医生接着问躺在椅子上的老人，血压血糖高不高，心脏有没有做过手术？有没有药物过敏？就你一个人吗？你家人呢，最好让你家人过来一趟。
蔡桂芬坐在诊所门口的蓝色沙发椅上，默默地在心里跟着回答。退休前她是小学数学老师，她常问学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家长呢，让你家长来一趟。没想到年纪大了，事情会倒回去。老人颤巍巍地从椅子上坐起来，哆嗦着手拿出手机，说话不清楚，蔡桂芬知道那是脑梗的后遗症。十分钟过后，老人问，这这会儿……能拔牙了吧？老人的姐姐坐在他旁边，头发稀疏，满脸病容，一只胳膊无力地垂着，像是脱臼了。张医生说，哎呀，怎么都是老人，你孩子呢，让他们来一趟。
张医生送走老人，约好等老人家的孩子周末不上班，再带他来拔牙，然后他摘掉蓝色的橡胶手套丢进垃圾桶，挤一点免洗洗手液，让蔡桂芬平躺在牙科椅上。他从工作台上抽出一根棉签，扒拉蔡桂芬的后槽牙，是这颗牙吗？疼多久了。蔡桂芬说，有半年多。张医生语气很差，疼半年了，你怎么才来，先去拍个牙片看一下。蔡桂芬说，不用拍，你帮我拔掉。张医生说，你别着急拔呀，老了就靠这口真牙吃饭才香，能保住我就尽量帮你保住。蔡桂芬说，我妈满口都是假牙，也没影响她吃花生米。张医生说，那她吃肉啃骨头呢，也一样香吗？蔡桂芬记得母亲吃肉的样子，用手撕成小块慢慢吃，有时候情绪太激动，假牙会从牙龈上滑落，像胡乱叠在一起的脚手架。后来母亲瘫痪，假牙用不了，吃什么都要先捣碎。蔡桂芬拍过片子，张医生却说，牙根断了，只能拔掉。
打过麻药，蔡桂芬皱着眉，听到嘴巴里传来一阵电钻声，震得她脑门嗡嗡响。张医生拿着持针器，在她嘴巴里翻找断掉的牙根。牙肉被翻过来翻过去，像一本活页印刷的菜单。两颗牙齿中间出现一个空洞，红色的，张医生把消毒棉塞在空洞处，让蔡桂芬咬紧，不需要缝线，伤口会自己愈合。接着，他拿镊子扒拉器械盒里的牙齿给她看，并感叹着，牙根断了可是很疼的，你竟然能忍半年。蔡桂芬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她想把自己的牙齿带走。张医生突然变得很严厉，他说，带血的东西不能带出诊所。蔡桂芬咬着棉球，嘴里的话含糊不清，那是我的牙，我的牙为什么不能带走？张医生说，你可以拍张照片留个纪念。蔡桂芬说，你要理解，就跟我妈一样，等我也死了，这颗牙还要装回来，辛苦一辈子就想留个全尸。张医生说，我说了很多遍，带血的东西不能带出诊所。
蔡桂芬掏出手机，拔掉的牙齿是灰黄色的，碎成三块，牙根很细，像劈成两半的蚯蚓，咬合面被蛀出个黑洞，还粘着血。蔡桂芬看着护士把自己的牙齿倒进写着“医疗废物”的黄色垃圾桶里，和其它医疗废物一起被丢弃。缴费时，护士让她在收费单上写名字、年龄和电话，她下笔有些迟疑，最后在年龄一栏填上五十九岁。退休这几年，时间过得格外快。
外面阳光很烈，蔡桂芬站在树荫下，觉得口干舌燥，拔牙的地方不再出血，只是空落落的，她忍不住拿舌头反复舔伤口。她点起一支烟。护士特别交代，这两天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可是母亲不在了，不会有人跟她唠叨。面前的自行车道上有两个坐电动轮椅的老人，穿着花衬衫，灰白的头发梳得很服帖，脸上的皱纹尤其平静。蔡桂芬吐出烟圈，看她们一手推着摇杆，另一只手放在扶手上，缓慢匀速地前进，她想等再过十五年，她也要给自己买一辆，到时候让女儿帮她在网上挑个牌子，他们年轻人懂这些。上楼的时候，她想给女儿打个电话，张医生说等伤口长好了就可以装牙，固定牙、活动牙、种植牙，张医生说了很多话，不同的价格不同的材质，在她脑子里转圈，她想问问女儿的意见，可又怕惹得女儿烦。往常几个老姐妹在一起聊天，最常说的话是，不给子女添麻烦。
旅馆门口，老陈穿一身黑，隔着粗铝条制成的窗框看着楼下，他背影高大，像一头困在雪地里的黑熊，身后有一串看不见的脚印，还没被雪盖住。蔡桂芬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旅游大巴送来了一车游客，穿花衬衫的老年旅行团挤在海岛纪念品商店门前，像群小鸟，马路变成树梢，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快乐。远处的天蒙着水汽，不知何时下起太阳雨。老陈眼睛通红，他问蔡桂芬，你觉得活着是为了什么？语气很轻，像在问看不见的神灵。蔡桂芬惦记着床单被罩还晒在屋顶，要被雨淋湿了，正是旅游旺季，每天都满房。可是老陈今天没穿牛仔裤，她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意外像饭后吃药一样变成日常，她又想起母亲，她想算了，就陪这个人一会。蔡桂芬走进厨房，她问老陈，你喝不喝酒。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啤酒，瓶身挂满小水珠，还有昨天炸的花生米，她想念母亲的时候会去厨房炸花生。
老陈没喝酒，他让蔡桂芬陪他出去走走。蔡桂芬大概能猜到对方的生活，成人纸尿裤，开塞露，湿厕纸清理粪便，温水擦洗身体，一天三遍，一年又一年。她记得五年前那天，母亲突然把她拉到卫生间，粗暴地说，唉、唉，我蹲不下去，以后你帮我擦身体。蔡桂芬给母亲洗澡，母亲坐在凳子上，突然开始抹泪，她呜咽着，太丢人了。蔡桂芬笑道，没事的，过段时间就好了。她态度轻松，像安慰年级中偶尔发挥失常的女学生。那是母亲第一次在蔡桂芬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往常的母亲是凶悍的，她跟丈夫吵架，跟女儿吵架，跟婆婆吵架，跟女儿的婆婆吵架。很久以来，蔡桂芬想起母亲，那都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女人，不停忙叨的女人，充满活力的女人，与她最后几年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那之后又过了半年，母亲走平路摔了一跤，她的身体就彻底垮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蔡桂芬和几个姐妹商量，想把母亲送到有护工的养老院。养老院就像是给老人准备的幼儿园，蔡桂芬像盼望孩子开学一样，盼望母亲能去养老院，她答应母亲，每天都会去看她，陪她说话，给她送好吃的。可是母亲不同意，只要说起这个话题，她就会吭哧吭哧地哭，像个害怕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姐姐岁数大了，两个妹妹还没退休，看护的事就落在蔡桂芬头上。
刚开始，蔡桂芬尽心尽力，她每天给母亲洗澡，定期给她剪指甲，掏耳朵，做全身按摩，还会手洗那些尿湿的裤子。那时邻居和亲戚常来探望，大人拉着小孩子的手，跟蔡桂芬聊小区的八卦，聊小孩刚刚学会说的话，不管聊什么，蔡桂芬都会哈哈大笑，她需要这样的放松时刻。小孩子偶尔好奇，会拿起手绢帮蔡母擦泪，他拉着她的手问，太姥姥你怎么不说话呀？那时蔡母就会笑，在阳光下，她的口水从没牙的嘴巴里淌出来，清澈透亮如同山涧的小溪。
再后来看望的人少了，为了清洗方便，蔡桂芬把母亲的白发剃光了，她吃什么，就把同样的饭捣碎喂给母亲，她把所有衣服胡乱丢进洗衣机，然后长久地盯着窗外。每个早晨，母亲意识清醒的时候，会握住蔡桂芬的手，轻轻地捏着，像是安慰她，又像是在哀求。每个夜晚，蔡桂芬都伴着母亲老式发动机一样的呼吸声入眠，在梦里总有什么东西咕噜咕噜地冒泡。每次用开塞露，母亲都会哀嚎咒骂，跟过去一样，她的嗓门很大。
在诊所上班的亲戚让她给母亲喂点止疼药，九十岁的人了，身体器官早就老化。吃过止疼药，母亲心情格外好，她笑着朝蔡桂芬伸手，蔡桂芬握住了母亲的手，母亲却费力地拉出自己的手，又朝她伸手。眼神可以说很多话，但眼神说的不是具体的话，它太抽象。可蔡桂芬读懂了母亲的眼神，她在祈求更多的止疼药。蔡桂芬看着母亲日日挣扎，也想过如果此刻躺在床上不能动的人是自己，她希望来个痛快的，可她也知道，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她会活着，苟延残喘地活着，当然失去尊严会让她哭一阵，但总会习惯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忘不掉母亲临终时的样子，嘴巴大张着，用力地呼吸，心脏剧烈的起伏，然后突然一切戛然而止。
母亲离开那天，蔡桂芬心里无比痛苦，但又有种说不出口的轻松，母亲解脱了，她也解脱了。她挨个打电话通知姐妹，先是七十岁的大姐，对方说知道了，就挂断电话。然后才是两个五十岁左右的妹妹，她们接到电话就开始哭，小妹说，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我都没能见妈最后一面。蔡桂芬没有说话，她的通知名单很长，她不想像丈夫去世时那样，把所有事都交给女儿去办。
葬礼结束后，蔡桂芬告诉女儿，我老了自己会住养老院，不给你们添麻烦。蔡桂芬知道，不能要求别人无私，哪怕对方是母亲或者女儿。可是没过几天，她在抖音看到有人在养老院被虐待，又改变了注意，她说，等我走不动了，你们给我口饭吃就行，千万别送我去养老院。那几天，她忍不住讨好女儿，连吃饭都小心翼翼，隔天她带外孙女去楼下玩滑梯，旁边有个年轻的爸爸给孩子买了一堆名牌，旁人问他怎么这么舍得？孩子爸爸说，这可是将来在安乐死上给我签字的人，我当然要对他好点，我都想好了，将来我生重病了，就不治了，没必要。周围一片笑声，有人说，想这些干嘛，将来不一定会怎样呢？只有蔡桂芬面色凝重，她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应该住最好的养老院。
对蔡桂芬来说，海岛就是一个巨大的养老院，这里没有冬天，到处都是老人。她跟着老陈来到夜晚的广场，卖衣服的，卖卤味的，理发的，治灰指甲的摊位占据着广场入口的位置，其它地方都是跳舞的人，快乐的脚步在不同的空间移动，一种杂乱的美感。蔡桂芬看到，只有一条腿的男人正挥着双臂划水，像在空气中游泳。旁边七十岁的爷爷拄着拐杖，推着轮椅，边走路边跟着音乐节奏微微弯起膝盖。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八十多岁的奶奶，戴着粉色的小发卡，穿很长的白纱裙，正认真地学舞蹈。老师说，好了，我们来连着跳一遍。奶奶撒娇道，老师教的动作太多了，我还没记住，再教一遍嘛。
过去母亲也常撒娇，但蔡桂芬忽视了。母亲六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蔡桂芬没问过母亲，这三十年她是怎么生活的。在步入老年之前，她以为老年生活就是近黄昏的夕阳，会一闪而逝。等她自己退休才意识到，母亲活到九十岁，她看了三十年的夕阳。三十年，足够开始全新的人生。而她们姐妹几个都没想过带母亲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那时她们以为自己很贴心，相互推脱着说，母亲岁数大了，不要折腾她。
老陈突然说话了，他的假牙在路灯下微微反光，像一簇磷火。他说，他把父亲一个人锁在家里。他捂着脸，像是不敢面对自己说出口的话，过去六年，他和父亲形影不离，他已经想不起来，正常人是怎么生活的。就是眼前这样吗？有欢快的音乐，凌乱的舞蹈，不健康的食物，各种各样体型的人，不论男女，不管老少，都融在广场的人群中，只是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蔡桂芬也问自己，是啊，那样的日子究竟是怎么过去的。葬礼上，坐在轮椅上的小舅骂蔡桂芬，你看你妈瘦成什么样子了。那时母亲不到五十斤，紧闭着双眼，像婴儿般蜷曲在床上。蔡桂芬说不出话，她早就精疲力竭了。几个姐妹站在舅舅旁边，她们没说你是怎么照顾妈的。可是她们的沉默，好像默认了舅舅的责备。蔡桂芬走进母亲的房间，紧紧地关上门。什么都不做的人是完美的，他们什么错都不会犯。外面吹吹打打，很热闹，窗框上被映出红的绿的艳丽的光，穿得花红柳绿的演员正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奋力表演。
所以此刻，她看着老陈，像看到过去的自己。她说，送他去养老院吧，你尽力了。老陈说，父亲没有退休金，他也没有。蔡桂芬沉默了一会，叹口气，无论如何，你该回去了，你爸在家等你。她看着对方受伤的眼睛，心里莫名涌起一阵快意，终于有人跟她一样了。
蔡桂芬也逃跑过。母亲不肯吃饭，一整天都在大声嚷嚷。蔡桂芬跑到街上，几个毕业的学生认出她，要请她吃饭，她谁都不理。她整晚没睡，第二天早早回去，母亲安静地躺在房间，睁着空洞的眼睛，默默地望着门。母亲没再咒骂、哭喊，她就像只病狮，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尊严。蔡桂芬站在门口，每次做错事，她都会在心里默念，好事要多做，坏事也要做一点，这样一生就平衡了。她边给母亲洗脸边小声嘟囔道，好吧，我原谅你了，你也不应该怪我，我们扯平了。接着她把母亲的医用床摇起来，端起碗说，来，该吃早餐了。
海岛的夜不再燥热，扬起阵阵海风，路口的椰树下站着很多人，他们在聊各地退休金的差别，家用电器去哪个网站买更合适，以及在岛上过冬租房便宜还是买房划算。再往前走是个小公园，有人在打网球，也有人拿着麦克风咿咿呀呀地唱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