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
秦汉史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是啊，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又没有一技之长，凭什么最后成功，富有天下？因为他识好歹。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
刘邦的团队好，运气也好。他的入秦，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因为巨鹿之战时，秦朝廷“悉起兵益章邯”。帝国的主力部队都在巨鹿，反秦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巨鹿。
正好刘邦也犯了错误。他听从一个小人的主张，派兵把住函谷关，以为这样一来关中就是自己的了。他根本没想到，英布轻而易举就破了关。项军蜂拥而入，驻军鸿门，与刘邦的驻地霸上不过四十里。当时，刘邦军号称二十万，其实只有十万；项羽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傻子都能明白。 刘邦只好去赴鸿门宴。
刘邦说，臣入关中，秋毫不犯。查清吏民户籍，封藏库府财物，就是等待项将军来接收呀！至于派兵把守函谷关，那是防贼，哪里敢背叛项将军呢？
范增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范增早就对项羽说，刘邦其人，原本流氓地痞。他在老家的时候，酒色财气，无所不贪。这次进入咸阳，居然秋毫无犯，这可是想要更大的东西呀！这样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岂能不防？
项羽不杀刘邦原因很多。 但樊哙的闯入，应该算一个。事实上，此前对于杀不杀刘邦，项羽还在两可之间。范增频频示意，他装没看见。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并不阻止。项伯舞剑，掩护沛公，他也不叫停。刘邦的命，他交给了天。
项羽确实孩子气。包括他的杀人，也是。他一辈子杀人如麻，但往往是一时兴起，很少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跟范增的老谋深算完全两样。结果，是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乱杀，比如屠城。
在屠杀了咸阳人民，烧毁了咸阳宫室以后，项羽决定带着抢劫来的财宝和女人回彭城去。有人劝他说，关中沃野千里，易守难攻，是周、秦两代的发祥之地。建都于此，可以称霸天下，何必还要回到彭城去？项羽却说，富贵了而不回故乡，那就好比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走，谁看得见？
第一步，宣布立怀王为皇帝。这时已是帝国时代，立皇帝并无问题。但，秦始皇叫“秦帝”，楚怀王就该叫“楚帝”，然而项羽却叫他“义帝”。义，有假借的意思，比如义父、义子、义齿、义肢。项羽便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是他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这样一来，似乎就回到了春秋时代，天子、霸主、诸侯，
事实上，自从越王勾践杀死了大夫文种，苏秦和张仪靠诈骗和权谋出将入相，一个时代便已终结。那个被终结的时代充满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就像虎和豹；后来的时代却像狼和羊，崇尚利欲和权欲，越来越粗鄙而平庸。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刘邦则不同。他和功臣元勋，当年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大家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我就该俯首称臣？再说了，既然一介平民也能当皇帝，为什么你当得，我当不得？
汉惠帝去世后第二年，吕后就动议要封诸吕为王。这并不奇怪，也未必不妥。当时的中央政府十分脆弱，诸侯们的王国占据了汉帝国的大半壁江山，而直属中央的郡县却十分有限。 所以，汉初的形势，跟当年的秦与六国无异。这才逼得刘邦不讲信义也不要脸面，痛下毒手灭掉或废掉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只留下无伤大雅的长沙王吴芮父子装门面。废掉的异姓诸侯六国，封给或分给了刘家人。他们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三子赵王如意，四子代王刘恒，五子梁王刘恢，六子淮阳王刘友，七子淮南王刘长，八子燕王刘建，堂兄荆王刘贾，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读如譬）。至此，天下才基本上姓了刘。
惠帝之后的小皇帝，就不好说了。小皇帝有两个，第一个叫刘恭，第二个叫刘弘。刘恭后来被吕后杀死，史称前少帝。之后是刘弘，为后少帝。两人都号称惠帝与宫女所生，其实可能是吕后胡乱立的，哪里镇得住？ 吕后别无选择，只能临朝称制。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人唯亲。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 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纸张发明前，法官和书吏录口供，做判决，都用笔写在竹简上。写错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写。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笔吏。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
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成为文官的标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文采斐然。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而真正成为主流，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态度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追求是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不是优秀，是优裕。也就是说，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
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搭理，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皇帝服务。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 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