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从D&G辱华，巴黎暴乱谈文化自信
近期D&G辱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抛开政治的角度不谈，大量洋品牌在中国依靠包装塑造出来的高端形象，在市场上赚了大把的人民币，而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产品却没能发展处足够的市场形成替代性的消费。
习大大提出的文化自信，不只是说要体现在认识上，心理上，在消费上，器物上都是直接的体现。国与国的博弈，文化与文化的争鸣，在所思所想，所用。
木心先生曾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器物，中国的雕塑，之成熟之高雅，一上来就独步世界。”
从这些厚重的历史遗产中，现在我们经历的各种辱华事件，不能仅仅靠舆论讨伐，对应的还要占领更多的文化市场，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去，就像曾经的china（瓷器）一样，被欧洲人作为文化消费品。而我们用来吃饭。我们有理由，有资本，有自信创造出引领世界的消费文化。
【写作日期】 2008 年 6 月 24 日——6 月 27 日
在中国今天的快速经济发展中， 人民不再受过去的户口制度的束缚， 可以因为投资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国流动。 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区性的产业分工， 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多集中在沿海的东南部和南部，虽然解决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但就造成了铁路春运的大问题，出现了类似2008 年初的大风雪的恶劣天气而导致交通瘫痪那样的风险。 而且这种消化劳动力的方法， 对汉语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 如维吾尔族、 藏族、 苗族等等， 都起不了太大的帮助。 而中国政府在西部的部分地区的投资， 又会将中部的大量劳动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 导致与当地人造成职业上的争夺。 再加上各民族的语言、 风俗和文化上的区别， 更容易产生误解而增加矛盾， 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面。笔者的看法是， 不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单一的，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规划， 而应该利用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政治统一、 但经济独立、 且文化多元的特性， 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情况， 对中国的主要地区在工业分布， 就业机会创造上， 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安排。目前看来， 中国已经基本上抢占了世界的低档消费品市场， 靠在土地、 能源、 原材料和人力越来越昂贵的沿海地区， 继续靠廉价商品去开拓国际市场， 在今天北美和欧洲逐渐陷入衰退的短中期展望上， 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 而依靠大力开拓东南亚、 中亚、 南亚、 西亚、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场， 也只是权宜之计。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增加内需， 在持续的基本建设上， 再增加内部的消费。 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 就要看中国的低档品制造业是否可以转移到成本相对便宜的中西部，沿海地区是否能发展出中高档消费品来满足中国自己的市场。
如果以中国的东部大都市为中心， 我们可以大致的划分出这样几个都市圈：一是以北京为中心， 包括天津、 大连和青岛在内的环渤海圈； 二是以上海为中心， 包括南京、 无锡、 苏州、 杭州和宁波在内的大长江三角洲； 三是以香港为中心， 包括澳门、 深圳、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 这三个地区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本钱所在。 这些地区要做到两个方向的转变：一是发展高附加值， 高资金积累型的新型工业。 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优势， 发展新型的能源技术、 材料技术、 生化技术、 纳米技术、 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阳工业， 并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地区中心， 发展出影响亚洲的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二是发展以占据中国未来中高档消费市场为主的消费品牌工业。以中国文化的五千年底蕴， 中国从来都是世界高档消费品潮流的领导者和生产者， 以中国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高尚品味， 应该能够创造出引领世界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文化。 在中期内， 尽量以满足中国的内需为主， 防止这个丰富的市场被欧洲， 尤其是法国的垃圾品牌如LV、 Gucci、 Channel 等抢占。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新一代消费阶层是以80 后为主导， 因此缺乏上一代人无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欧美风尚的习惯， 再加上这次由西藏骚乱引发的对法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反感， 都是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的助力。
巴黎暴乱
从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体系来看， 北方的汉满蒙朝鲜亚文化圈， 可以建立以大连为窗口的时尚中心， 发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产品。 例如以满文化为基础的旗袍， 可以在吴越文化的上海的变更改进下， 产生出影响全球的服装潮流。 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艺术家的创意， 建立起以文化为核心的高档消费品系列， 不光可以涵盖中国的北方， 还可以辐射外蒙、 俄国远东的滨海地区、 朝鲜、 韩国和日本。东南的吴越徽闽亚文化圈， 本身已经有很多精品， 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宝的书法文化， 宜兴的紫砂壶和闽浙徽的精品茶叶的茶文化， 苏州的园林和盆景的园艺文化等等， 都可以通过上海这个中心而集其大成， 发展出清雅细致的服装、 饰品、 家居用品等等系列。而南方的岭南文化， 本来香港已经具有世界一流的研发、 生产、 包装和行销的水平。 唯一可惜的是香港由于雅文化的缺乏，结果英国式的狗仔队窥探私人隐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横行。 这就造成部分南粤人民如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居民， 形成一种自卑心态（颇似韩国文化界）， 以自己的文化为耻， 反去盲目崇拜欧洲和日本。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家和本土文化， 香港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东方的一个时尚中心。从这次与西方媒体对抗中， 产生出来的民族消费主义， 可以在发展中国自身的中高档消费品产业中起很大的助力。 其实利用民间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工业， 在欧洲和美国从来都是家常便饭， 中国人需要好好学习而加以利用。 美国这些年来民间不断有社会团体， 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 而欧盟不断的单方面破坏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 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配额、 关税或非关税壁垒。 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形成一些影响团体， 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 对危害中国自身发展的欧洲高档消费品进行阻击， 借这些人在损害中国人民感情上的行为， 如巴黎市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表彰， 英国的大学对藏独的支持， 某些登山户外运动服装品牌对藏独人士的钟爱等等， 发起不同规模的抵制行动来针对这些地方的商业品牌。 而且， 中国要趁机大力支持中国的消费产品企业搞出自己的替代品牌抢占自己的国内市场， 而不是放任有好资质的企业去炒股赚快钱，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公然把本地重要商业地段划为只允许国外品牌入住的“高端商业‘租界’” 的做法， 要进行查处和惩罚。 这些行动，需要长期的跟进， 而不是三分钟的热气。 笔者建议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机会， 向西方国家， 甚至日本和韩国学习， 捐一些资金给这些非政府、 非赢利的中国消费者组织， 以便长期的配合跟进。 笔者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的国家之间， 除了合作， 更多的是争斗。 商场如战场， 如何减少内斗， 一致对外， 是企业界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城市圈的转型之外， 我们可以还可以看到以武汉为中心， 涵盖鄂湘赣的楚文化区； 以西安为中心， 涵盖陕晋豫的中原文化区； 以重庆为中心， 连成都， 拉萨的巴蜀羌藏亚文化区； 以昆明为中心， 包括滇黔桂的壮苗缅傣亚文化区； 以银川和西宁为双核心的融合中东阿拉伯、 波斯文化和汉文化的伊斯兰亚文化区； 再加上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亚文化区。在这些地区里， 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 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在将来的10-15 年间， 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 亿人口， 使中国成为城市人口约占 70-80%的小康社会。 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 亿水平， 降低到 4 亿水平， 城市人口从目前的 6 亿水平增加到 9 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 发展大中型城市群， 建立500 万到 1000 万人口的城市， 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 在人口分布上， 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 但是由于客观地理资源条件的限制， 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 但人口压力却很大， 反倒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有移民的空间。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 那里和山东西部和南部的内陆部分， 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 以及陕西和山西， 是中国北方人口的主要集中地。 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 连带附近省份， 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 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 而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又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 内蒙和新疆。 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 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
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 湖南和江西地区， 其人口也在1.8 亿上下。 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 东西有长江， 但目前该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 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 似乎应当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 发展新型节能汽车、 精密仪器、 机械设备、 微电子、 激光等等制造业， 逐步升级， 会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 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 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 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 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 贵州和广西， 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的越南、 老挝、 柬埔寨、 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 还可以通过未来建设的滇缅通道， 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 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面向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为主， 而不是招引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 在新疆， 如何建立以喀什、 和田和阿克苏为主体， 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 如何建立伊宁、 塔城为主体， 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是关键。 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 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 避免形成汉族教育水平高而享受高收入工作机会，少数民族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的局面。 要提高优惠计划， 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 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 二是通过惩罚和诱导多种方法组合， 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 目前，在中国的不少地方， 不乏外省民工相比本地工人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这个歧视性对待， 如果表现在民族之间， 那么在少数民族省区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工具。
五十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 即甘肃， 青海和宁夏， 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发展成为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 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 不丹等地提供旅游制品等消费用品。 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 而防止出现各族人民相互争夺， 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 但事实是这些势力， 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 在国内普通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百姓中， 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 是其他西北省区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民族摩擦， 即藏族和其他当地少数民族如回族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 如果掉以轻心， 不及时加以疏导， 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简单的分裂势力问题更厉害。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 正是起源于中东的宗教势力东扩南下， 对印度本土宗教如佛教、 印度教势力带来巨大打击之际。 看一看今天印度国内超过1 亿 5000 万的穆斯林， 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多达3 亿以上的穆斯林人口， 可以想象当年对古印度的冲击规模。 所以当时的印度本地宗教对于西北的外来宗教的对立情绪是可想而知， 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王国（Shambala） 传说， 也是关于佛教获得宗教复兴后的极乐世界。 过了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 跟随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南侵， 在西北地域的南部定居下来。 由于当时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 所以在蒙古族的统治下， 藏族和藏蒙外其他民族的关系， 可以通过蒙古族的仲裁而获得相对的平稳。 在元朝灭亡后， 另外的蒙古部落， 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 仍然控制青海、 甘肃一带， 把握着局势， 其间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剿灭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 建立了黄教（格鲁派） 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 这种由异族仲裁维持平衡的模式一直到清朝， 只不过是满族替代了蒙古族的统治地位。 但是在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 清朝灭亡， 西北的控制权就落入当地少数民族军事力量马家军的手里。 而马家军的领导人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比较严厉， 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 还包括宗教改宗。 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 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 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 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 以从行政上逃脱马家军的统治。可以想象的是， 传统上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 的共产党军队开进西北时藏族的欢迎程度。 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去首府交税， 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 当被告之是汉族为主的军队时， 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 要求协助解放军的队伍， 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 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 询问解放军可否向他们展示一下实力——
在他们眼里的所谓实力， 就是要有1000 骑兵才值得放心。 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 这些长老便消除了疑虑， 衷心拥护。当然， 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 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 因为他们记得当年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当时的少数民族军阀部队杀得很惨，现在却不按传统的思维进行报复。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不断的教育、 疏通、 诱导， 共产党终于让这些少数民族之间丢弃结怨， 和平共处， 而且修好了藏族内部不同游牧民族部落间的世代冲突。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 社会的流动性增大， 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不断传谣，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 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 如果不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五十年代所作出的实现民族和解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