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英人物在集镇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国广大乡村有长期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成为维护和稳定乡村秩序举足轻重的力量。那些对乡村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多有贡献的乡绅，老百姓以“乡贤”敬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标举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差序格局”中的“乡绅自治”，一大基石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观的乡绅，其“身教言传”，在乡村生活中起引领作用，在宗族事务中享有主导话语权者。

    传统乡贤颇为地方社会所推崇，其事迹常载入地方志，或被父老乡亲口耳相传，甚至建有乡贤祠。地方社会对品行高洁、业绩显著的当地人士，多有爱戴和推崇，并在本土努力传承和弘扬其精神，此乃乡贤文化之要务。传统乡贤文化汇合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传统价值观，颂扬本地仁义道德、清正廉洁、忠信孝悌之楷模，表彰或有功于儒学，或建功于朝廷，或热心地方事务且贡献突出者，引领当地民众崇德向善，凝聚乡村社会正能量。而尽力在家乡建设、民生改善、地方公益事业（如教育、慈善）等方面造福桑梓，则是乡贤应有之义。

    无论是从历史视角下的士绅治理传统，还是现实视角下的乡村精英角色，抑或是理论视角下的“造村”，实质是培育乡村精英，都表明乡村精英应成为我国乡村复兴的实践主体。如今，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已吹响了号角，如火如荼进行着。新时代新乡贤，美丽乡村，呼唤乡贤。我们需要重视乡贤精神，挖掘乡贤文化。新乡贤之范围当然与时俱进，包括优秀乡村干部和民间道德模范，农业及养殖能手，以及成长于斯、奉献于斯的当地企业家、文人学者、退休官员、返乡创业者等。关键是有情系故乡、报效桑梓的真切之心，切实之行。在建设家乡、发展旅游的同时，更需要倡导对家乡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我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到一篇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然副院长撰写的关于湘西多民族聚居区集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研究论文——《多民族聚居区集市城镇化历程及其社会整合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这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支持的研究项目。文中记载有关高祖父龙骥开设苗市、创办书院、维护民族关系等事迹。文章开头在摘要中提到：民族精英人物在集镇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阐述了墟场的兴盛与得胜营经济、军事、政治职能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以及教育的勃兴对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极大的推进了得胜营向城镇化的转型和发展，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深度剖析了得胜营城镇化的动因。作者最后得出结论：

    集市体系对多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完成，及其城镇化过程，得益于多族群共同参与集市和城镇建设与发展。 集市及其体系的存续离不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些族群精英人物在集镇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苗族官员吴自发与汉族士绅共建三潭书院、苗族人士龙骥调停苗汉集市矛盾的嘉行善举等。 城镇化过程实现了汉族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等多元文化的共存，而国家也通过了用族群文化来促进城镇建设及其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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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提到了两个苗族人物：龙骥和龙友鸣。两个龙氏家族人物，两代人，龙骥是我高祖父，龙友鸣是我堂爷爷。关于高祖父龙骥，在前一篇文章《高风亮节的龙骥先生》中有详细叙述和记载。前篇主要讲述了他在文化教育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本篇则阐述了他在集镇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家族人物——堂爷爷龙友鸣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发展理论专家，苗族文化研究学者。他曾多次回乡考察和调研，并参加政协会议和相关活动，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1982年5月27日，龙友鸣教授同凤凰籍老乡好友——沈从文及夫人张兆和、黄永玉及夫人张梅溪回湘西考察，他们在湘西州副州长龙再宇等家乡领导的陪同下，参观走访了凤凰古城、苗寨、吉首大学等地，为家乡的文化教育等建言献策。后来，龙友鸣教授还把一辆吉普车和部分书籍捐赠给他的母校三潭书院（吉信完小）。现在三潭书院校史上还有他的名字和事迹介绍，他当年在家乡吉信的住所现为龙友鸣故居。龙友鸣爷爷生前常对我们晚辈说，他最大的夙愿就是：回到故乡，报效桑梓。

    龙友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发展理论专家。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56年于中央民族大学马列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参与编著《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辞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等。

    下面就是我找到的当年《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2期）一篇关于沈从文、黄永玉、龙友鸣的报道简讯。

民族精英人物在集镇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