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爱情--草稿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大宗师》

（一）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爱情。

爱情是什么？爱情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天真烂漫和纯真无邪，爱情是“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中求而不得的辗转反侧，爱情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悔悟中的惆怅和无奈，爱情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忠贞唯一，爱情是“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依，爱情是“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的相思和迷乱，爱情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知相惜，爱情是“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不离不弃。

对我而言，四十多岁的人了，回头再看爱情，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品悟和体会。孩提时代的爱情，就如飘忽在空中的白云，美妙，却飘渺不定，它远在天边，引发无限憧憬和期待。少女时期，爱情朦朦胧胧，罩在一片粉色的梦幻中，是一种懵懂，是一种砰然心动。结婚前体味着爱情，就像嘴里含着一块多味糖，酸甜苦辣，纯真没有掺杂，爱了就是爱了。婚后的爱情，就像美丽的高跟鞋，好看但已经少有穿的场合，只好遗放在角落，闲置蒙尘，只等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挤出那么一点闲暇，而恰好有那么一点心情，擦拭一下，把玩一番，过了之后，继续弃之高阁。到了不惑之年，似乎更是看透了爱情，那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把戏或者一碗没有多少营养的心灵鸡汤罢了，或者就如挂在墙上的一副装饰画，花大价钱买的，最后发现原来不过是一文不值的赝品。为了爱情，要死要活的人，只不过是在上演着一场场人生闹剧，看似轰轰烈烈，闹闹哄哄，却如梦幻泡影，最终都是一场空。

人到中年，我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但直到有一天，那一幕直击我的内心，颠覆了我对爱情的认知。

我的公爹今年78岁，十三年前在他65岁时脑梗，落下了后遗症，影响了他右边身体的功能，不能正常行走，平坦的路走的都险象环生，看着总是要摔倒的样子，过个门槛上个台阶更是需要人扶着抬着腿。一次家庭聚会，在一个四合院里，进出门都需要上下几节台阶，我的公爹吃完饭，想出来透透气，走到台阶那里，各种试探，不敢伸脚，我的几个表哥看到了，赶紧走过来，有扶着的，有拉手的，有抬腿的，三四个壮汉围着他，我公爹还是“哎吆，哎呀”害怕地叫着，不敢下去，“我来，我来”，一个人风一样地跑过来，那是我的婆母，76岁，身高不足一米五五，体重只有45公斤，我公爹一米七八，体重90公斤，体态胖大，她站在我公爹身边，越发显得她的瘦小来。她伸出手，轻轻拉着我公爹，刚才满脸紧张的公爹竟然完全放松了下来，只见他甩开表哥们的手，抓住我婆母，迈出了那条不太听指挥的腿，抬左脚，挪右脚，一脚一脚下台阶，一套动作下来，虽然不是很流畅，虽然依然很迟缓，但是很熟练，很笃定。自然而然却又不是想当然，看到这一幕，我惊呆了，公爹和婆母紧紧握在一起的两只手，我似乎看到里面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汩汩在流动，还有一种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东西，在彼此之间无障碍传递，那究竟是什么呢？是五十年来日复一日熬出来的信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养成的默契，是相濡以沫甘苦与共活成的彼此依赖，是不管天荒地老却誓不相离的死生契阔，还是爱情化入血脉浓炼而成的骨肉亲情？

（二）

 “我要嫁，就嫁个读书人。”这是少女时期情窦初开的婆母对她一生的许定。

沁阳市西向镇义庄村，坐落在太行山脚下，是个贫瘠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很有来历，为舜掌理山川、助禹治水的伯益曾在这个小村庄居住过，村庄因此得名“益庄”，后为了纪念伯益的仁义，改“益”为“义”。不要以为伯益在此住过，义庄就是个宜居之地。在那个战火频仍、饥困潦倒的年代，义庄的人，活得尤其挣扎。义庄村五里远有条涝河，是义庄的母亲河，吃水是她，洗衣洗澡是她，浇地灌溉也是她。义庄耕地少产粮低，旱季的时候，要把涝河的水运到田里，至少得有两个大劳力才行，两人一个水桶，腰上系上绳子，绳子中间绑着水桶，两人齐力将水桶甩进河里，灌上水，再甩出去，将水甩进河边的水沟沟里，水顺着水沟沟流向田地，一天下来，两个大劳力不停气地干活，比较近的田地都浇不了多少，离涝河远点的田地就更不用多说了。有劳力的人家可以这样灌溉，没有劳力的人家只有靠天收了，往往辛苦一年，到头来还是一场空。雨季的时候，涝河的水总是溢出河岸，毫不留情地淹了周边的耕田，几里远的义庄，更是苦不堪言。即使没有雨，也会从地下渗出水来，弄得整个义庄湿漉漉、潮乎乎的，有点像梅雨季节的江南，听起来似乎很美，实际上却无比艰难，那时候的泥土路，不像现在的水泥路，水坑水洼到处都是，关键是泥泞得很，一走一脚泥，尤其是那些裹了小脚的女人们，更是没法走动，只有在家等着饿死。不想死，就要想办法走出这个小山村。

我的婆母李桃英，1945年出生在这个小村庄。我的婆母一出生，日本鬼子就进村了，一家子逃难到村后的北山上，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一家人吃尽了苦头，所以给婆母起名叫“逃英”，“逃跑”的“逃”，上学填写名字的时候觉得这个“逃”字不好看，才将“逃”改写为“桃花”的“桃”。

我的婆母上面一个姐姐，比她大两岁，一个弟弟，比她小一岁。父亲在她们三个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不在了。那个时候。她的弟弟刚出生7天，还在母亲怀里嗷嗷待哺，实际上婆母还没有完全到断奶的年龄，只是有了弟弟，她只好被强行断奶了，断奶后又没有饱饭吃，幼小时候的营养不良，到现在落下了身体弱小，肢体关节粗大且腿罗圈不直的毛病。她的寡母拉扯着他们三个，没吃没喝，在她幼年的记忆里，只有两个字“饥饿”，她不是在睡梦中饿醒，就是醒来走在解决饥饿的路上，小小的年纪，面对饥饿这样的大难题，又能有什么法子呢，只有跟着姐姐上山拾柴禾、打荆条、采野菜、捋树叶，捡柿蒂子，挖草根，割树皮。大点的孩子打来柴禾和荆条可以卖钱，因为力气大能打得多一些，可以卖上一分钱，我婆母和姐姐太小，打来的柴禾分量不够，卖不上价钱，只能背回家烧火做饭用。其它树皮、树叶呀，草根呀，婆母和她的姐姐就把这些东西放到村里的石臼里捣啊捣，最后碎捣成泥。村里的石臼不知道是谁放的，几个街道就有一个，没人收费。捣碎的东西拿回家，母亲倒一点玉米面进去，那时的玉米面可是金贵得很，不舍得多放，放进那么一点，能把泥丝状的东西团成团就可以，烙成饼，给孩子们吃。

家里太穷了，婆母4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外婆家养，4岁半的时候，村里突然流行一种怪病，得病的多是小孩儿，大肚子，不吃不喝，面黄肌瘦，村里有几个得病的孩子都死了，村里恐慌了。我的婆母也得了这样的怪病，肚子大到透明，全身浮肿，浑身没劲儿，头抬不起来，婆母害怕地等死。可能真的是我婆母命不该绝，眼看奄奄一息濒临绝望的时候，从北京运来一种针剂，可以治这种病。这种针剂需要连续打33天，每天婆母的小舅舅背着她去打针，每次去打针，我的婆母都是一路哭，开始的时候是哼哼唧唧地哭，后来针剂有效果了，我婆母开始越来越有力气了，哭声也越来越响亮了，打针回来的路上，小舅舅给她买两个一分钱一个的肉丸子一吃，她就笑了。针剂打了33天，小舅舅背了她33天，她哭了33天，吃丸子吃了33天，吃过丸子后也笑了33天。婆母活了下来，是村里得怪病的十几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婆母捡了一条命。

到了上学的年龄，婆母回到了自己家。认为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寡母，咬着牙，勒紧裤腰带，把三个孩子送去学校，家里没有干活的人，生活越发艰难了。有一天，长期营养不良的寡母一头栽在地上，昏死了过去，放学回家的三个孩子救起母亲，懂事的两个姐姐，收起心爱的课本，决定辍学，全力帮着母亲，供养弟弟上学读书。母亲醒过来，知道了孩子们的决定，把三个孩子搂进怀，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孩子们也哭了，压抑的抽泣声，最后变成嚎啕大哭，透着无奈，有些许对艰难生活的不妥协，还有一丝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婆母那个时候刚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西向公社高等中学，成绩优异，中学校长听说辍学的消息，一趟趟往家里跑，劝说婆母回校，可是看见婆母家里的情况，也是无奈得很，忍痛作罢。自此，读书，成了我婆母心中不能触摸的痛。

吃不饱肚子，也没有阻挡我婆母一天天长大，她长成大姑娘了。她黑瘦黑瘦的，黑是天天在外面干活晒的，瘦是长期吃不饱饭饿的，她一双弯弯如月牙的笑眼，很招人喜欢。那时候姑娘们爱美，都是留着大辫子，我的婆母却不是，她留着剪发头，说是不用费太多时间去打理，可以多挤点时间多干点活，给家里多挣点工分。村里人都喜爱地叫她“黑铁妞”，村支书看她肯干、能吃苦、还识字，就叫她到村里去当会计，把她作为接班人去培养。她学会了记账，还跟着村里的五爷学会了打算盘，她又当会计又下地干农活，挣两份工分，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了那么一点点。

（三）

我的公爹胡新荣，1943年出生在义庄，和我婆母同村。他的父亲20岁刚出头，在解放沁阳的战役中，倒在了敌军的炮火里，被追封为烈士，那个时候，他才两岁，他的母亲才刚22岁。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家里缺失主要劳动力，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幼小的孩子，缸里没水，桶里没粮，床上没被褥，屋顶没瓦，衣不避体，食不果腹，每一天的分分钟钟，对母子而言，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煎熬中活命，而让人活命的一日三顿饭，则顿顿没有着落。

无奈之下，母子二人投奔10里外屯头村的外婆家。屯头是个小村庄，只有六十多户。外婆当时已经50多岁，独自一人过活，过去50岁的女人和现在不一样，现在50岁的女人依然美丽如花，精神百倍。旧社会的50岁显然已经是一个老女人了，小裹脚，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大襟衣服大裆裤，无非是黑白蓝三种颜色，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梳个髻，长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苦熬的日子让脸皱成了核桃皮，活命的煎熬和负重拉弯了腰，实际上，不仅仅老女人外表看起来老女人，身体机能更是老女人，50岁的外婆已经干不动地活了，只能在家做做饭或干些缝缝补补的家务活，母亲在地里只能把自己当男人用，一年到头来地里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就捋点树叶，挖点野菜，俩人养活着我的公爹，勉强度日。

穷苦人最怕过的是冬天，能充饥的东西更难找了，肚子越发地饿了，身上缺少御寒的衣，河南的冬天又是那么地长，“冷”和“饿”就像两个凶神恶煞的魔鬼折磨得人死去活来，让人感觉活着就是在遭罪。1945年那个冬天，日本鬼子又进村了，一把大火，烧掉了半个屯头村，外婆家用以遮身的两间土屋也被烧成了平地。“天哪！”外婆一声长嚎，回荡在房屋的灰烬中，悠长凄厉，撕心裂肺。人，还是要活下去的。外婆和母亲在邻居的帮助下，就着没有烧完的半堵黑墙，寻点干草垒了一个窝，他们三个人又有了一个家。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1951年我的公爹8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公爹的母亲坚决把他送进了学堂，对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和见识的女人来说，让孩子读书的出发点很简单：“孩子读好书，就好找媳妇了。”我的公爹知道家穷，母亲供他读书不容易，就比较刻苦，学习成绩很优异，考试总是第一名。1955年四年级毕业，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在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到了西向镇高级小学读五年级，依然是第一名，数学成绩也好，大家都叫他“小华罗庚”。1957年，他考上了西向初中，赶上“换红心，挖黑心”活动，课上得不多，大多时间都在学文件，1958年，大炼钢铁，彻底停课，六七个学生在山脚下用玉米秸秆捆扎个小棚，夜里挤睡在一起，白天上山背铁矿石，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劳动量，一天下来，累得很，到小棚里倒头就睡，一睡到天明。1959年，学校复课，吃大锅饭，稀汤寡水，还是吃不饱，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就在这种日子里，我公爹的母亲也没有让我的公爹放弃读书。1960年，我的公爹考上了沁阳一中，当时的沁阳一中可不简单，它是新乡地区唯一一所高中，河南省重点高中，新乡下属八个县就这一个高中，僧多粥少，能上到这个高中的已是人中翘楚。高中生活的第一年，半工半读，夏天拔野菜，采红花杆，冬天拉白菜，给农场送粪。高中第二年，半休半读，没有粮食，吃不饱饭，学习半天，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休息。高中第三年，农民有了自留地，终于有东西吃了，学习逐渐正常。1963年，我的公爹被新乡师范学院录取，求学之路虽然无比艰辛坎坷，但是，我的公爹还是成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一名大学生。

（四）

李桃英和胡新荣的相识是一种缘分。

新荣和桃英的姐夫陈是高中同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