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万国来朝

隋唐之发端乃五胡之南进，其制度沿袭了北魏创立的“三长”、“均田”，历经北齐、北周，到了隋唐臻于完善。可以说大唐盛世是游牧民族的汉化过程中，各种文化和民族在中华这一大熔炉中互相纠缠激荡冲撞出来的巨大火花。因其出身即是各种不同融合，大唐体现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向全世界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大国气象。

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东谢蛮》："贞观三年，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髦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縢而着履。中书侍鄌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

相传唐太宗请阎立本做了此画，现收藏于台湾博物馆。

在国外使节的到访中，日本的“遣唐使”可谓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长安。

在日本遣唐使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晁衡，日本名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竟能高中进士，官至御史中丞，封北海郡开国公，72岁驾鹤仙去，肉身长眠长安。56岁那年，晁衡辞玄宗，归故里，心怀落叶归根之念，不期大船触礁，飘至越南岸边，船上一百七十多人悉数遭土人屠戮。噩耗传来，长安悲恸，李白写下名篇《哭晁卿衡》，以悼念亡友。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不久后的惊喜则是，晁衡竟奇迹生还，就此至死未归。

14. 真实的李世民

在历代帝王中称得上文治武功之巅峰者，屈指可数，其中唐太宗应是呼声最高者，毕竟他是大唐盛世的缔造者。太宗的“贞观之治”美誉青史，魏征之谏更是传为佳话，他的形象被刻画成为标杆性的明君。

但吕思勉先生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

明朝的万历皇帝，也算是历史留名的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弒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筵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无异于将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看来李世民绝非像他想要后世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仁君。其实，他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

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斩卢于朝堂。

他人生的最大污点便是“玄武门之变”，虽说权力之争残酷，我不拿屠刀，我便可能无葬身之地，但就算有一万个正当理由，弒兄胁父的行为毕竟不能见容于中华伦理。他又曾博览圣贤之书，岂能无愧于中，不受良心之谴责？

因之他的总总作为都无非是自卫，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是以魏征虽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还传闻曾教唆李建成除掉李世民，但事后仍要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因为只有这样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

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所以，美丽的故事背后不一定是美丽的事实！

15. 宫女与死囚

公元633年，390名死囚突然获释，被告知回家料理后事，秋后归来就死。这是唐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次恩典，表现出了皇上体恤生命的人文情怀。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奇思妙想地施恩了，5年前他从宫中放出三千宫女，让她们入民间自找婚配。不知其中是否有皇上临幸之若干美人，也不知这三千弱女子若找不到如意郎君，如何在江湖中自求生路。

390名死囚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各怀着自己的忧愁与思念回到家中，与家人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到了秋后问斩之期，他们从五湖四海纷纷回归赴死，竟无一缺漏。李世民很是感动，于是就大方地赦免了所有人。这一段记入史书便成就了李世民作为仁德君主的光辉形象，说明贞观德政感动了天，感动了地，连死囚也感化成了君子。

甚至白居易也写诗称颂：“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但这是如何可能的呢？有道是蝼蚁尚且贪生，一群穷凶极恶的死囚，竟无一贪生挣扎，换成文武百官也断难办到的吧！无怪乎宋朝欧阳修就指责说，你让一群小人去做君子都难以办到的事情，“此岂近于人情哉？”

显然这是一个形象工程，至于具体是如何操作的，这可能连李世民自己都不清楚。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弄清楚一，切都由下面的人安排，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16. 唐高宗岂是庸君

唐高宗李治时常头疼，看到案上堆满的奏折顿觉厌烦，于是向武媚娘挥挥手，说：我烦死了，你来批吧，你办事我放心！从此大唐的朝政逐渐转归武后，直到她逼皇帝退位，自己登基为皇。这是大部分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故事里高宗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武侯则与妲己无异。皇帝昏庸，造成后宫篡政，差一点葬送大唐李氏王朝。暂且不说这样的道德判断中包含的浓重男尊女卑的思想，武后篡政其实并未给国家带来任何改变国运的灾祸，反倒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即使放在两千年的历史，则天皇帝的成就也是能进入贤君排行榜前列的。但历史对她的评价实在是不公！

回过头来看，唐高宗所患的病好像是高血压，也妨碍其视力，多年病痛后，他依赖武则天判断书牍，又让她“垂帘听政”，在皇帝宝座之后得悉召对臣下的谈吐。这是650年到660年的事情，除此之外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与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

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最后在位五年间每年年号不同，为从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后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门，只因气喘不能上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读大赦仪式。

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例。李治又曾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

通常历史家以武后之殿试是中国考试制之里程碑，其实公元659年唐高宗“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有了这么多的事迹，可见得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也不能就算昏庸。而且高宗在位34年，已经一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们两人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圣”。所以他生前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

他一去世，遗诏所称，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杰以后就仕武则天好几十年，并未被视作为变节。

如此看来，武则天乃唐高宗的延长线，也无不可。

17. 武则天

唐高宗称武后为其分身，一切权力委之而无半分芥蒂，就算普通百姓人家，夫妻之间也难有此等信任。可见她对高宗的控制力量无可置疑，或诬她“掩袖工谗，狐媚惑主”，但按现代的理解，这难道不是爱情的力量吗？

武后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从他们的子嗣可窥一二。高宗有子8人，前四子出自后宫其他妃嫔，后四子则全是武后所生。唐朝其他皇帝通常是姬妾子孙多多，如太宗有子12人，玄宗有子30人，宪宗有子20人，唯高宗似乎颇为专情。

李显与李旦，也就是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唐朝其他十五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了。

武后原可一直“垂帘听政”，何以偏要踏入幕前，要自己当皇帝呢？如若不然，她也许以最贤明的皇太后在历史上留下美名。也许是形势使然。

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提及“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经把正反顺逆的李唐和“伪武”之阵容划分得清楚，很有宣传的功效。文中又激劝唐朝旧臣用对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则天。文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掊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动性。如此就更使武则天只有更走极端。

她的政权，既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亲生儿子也是敌方争取的对象，则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所以武则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革唐命”，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

被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复生。

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年后，做皇帝15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

她最受诟病的也许是她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沙皇凯瑟琳相埒。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爱薛怀义，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

男主三千佳丽于一身便传为美谈，女主养两个面首便罪大恶极了？这哪有一点公平性呢？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连小瑕疵都算不上吧！

18. 重新梳理五胡乱华后到大唐的制度变迁

五胡乱华到隋唐大一统可以视为第二帝国的形成，有别于秦汉的第一帝国。其整个过程是由拓跋民族强行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成为农业社会，先组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再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

他们都采取“周礼式”的设计来控制极大数量的小自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管理成千上万的人口。

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胡人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姻，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胡人族群的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于659年降诏不许十一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651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地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

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

19. 藩镇之患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乱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遍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藉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782年达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七八三年从淮西（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

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藩镇割据的混乱之中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先生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20. 神策军

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弒。原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21. 两税制

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

拓跋氏创立的“租庸调制”是一种税收制度，实际与均田制紧密相连。国家按人头授地，按人头收税，因为丈量土地和计算粮食产量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简单用人头收税便方便了太多。

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必然是会出现作为基础的均田制无法维持。大唐盛世下人口增长使得政府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无法继续按人授地，但还要按人头收税则会出现流民激增。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作为朝廷的主要税收来源的北方控制权丧失，而需要依靠的南方又以租佃和雇佣经济为主，百姓大部分是佃农和雇工，无需负担租庸调这种人头税。

两税制正式出于当时的需要才产生，它本质上其实是资产税，既然当时百姓的主要资产是田亩，它主要还是田亩税。为了执行两税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22. 黄巢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泚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879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地取得潭州（长沙）。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882年朱温降唐，883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鏖战达一年，终在884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

23. 朋党之争

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早在八一三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

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

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

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

唐朝正是在这样颓唐的氛围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