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杜老风范，助力“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正在三晋大地如火如荼的展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山西的延续。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杜润生”这个名字是与中国农村改革密不可分的。
一、杜老生平
杜润生先生，山西太谷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杜老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无疑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改革先锋。在哪个“市场”二字都很敏感的岁月中，杜老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疏通流通、土地转包……这一项项改革举措写到文件中。改革成功的背后，是他立足基层、集思广益的工作方法。以史为鉴，总结前人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好大讨论。
二、杜老的工作方法
杜老的工作方法总结出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倾听，杜老给后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倾听能力。无论是听情况，听判断，听建议，他总是兴致盎然。在农研室的时候，不论是开座谈会还是访问农家，他总能用几句话引得东道主滔滔不绝。关于农业问题，有时候会比较“土”，碰巧遇到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不免感觉有点乏味，但杜老总是很有耐心，不时问上几句、点评一二，让讲话人越讲越来劲。去更高级机关开会，他做汇报，也总是有办法让大领导插话，提问，议论。正是这种倾听的能力能让杜老掌握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此种多元化的信息及思维方式，让良好的改革措施有了基础。
倾听不仅能收集方方面面的见解，还能降低改革沟通成本。如果讨论没有倾听和理解作为基础，那么工作中难免形成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局面，最终在改革过程中各执己见、陷入僵局。杜老用他独有的倾听和分析技巧，让每个人对反思自己的看法，理解他人的观点。杜老的功夫，在于把不同意见里的合理成分一一“萃取”出来，“合成”能为方方面面接受、至少也无从激烈反对的改革共识。他似乎熟知各类言者的心理：对以为真理在手、咄咄逼人的论者，他会沿着你的逻辑推几步，让你觉察到自己的真理里或许也藏有谬误；对好胜的辩者，杜老有意激将一番，让你把没想清楚的想清楚，明明白白说出来；对深思熟虑却讷于言表者，杜老鼓励再鼓励，直到把真知灼见掏出来才算完。杜老自己的经验相当丰富，遇上囿于一时一地经验的，或推理天马行空的“理论家”，他会敏捷地拿出反例构造问题，好教人注意归纳与推理皆有合理限度。杜老用他独特的倾听艺术将主张背后的理由，抽丝剥茧，一一理清，运用批判性思维，深入问题的本质。
不止如此，倾听还能激发群众的改革动力。改革不仅是个别理论家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共同解决的问题。农村政策调研过程，不仅是信息的收集，更是改革精神宣讲。通过每一次发言，讨论，每个亲历者都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共同的目标让整个社会紧紧团结，改革成为全国上下的自发行动。浪潮一旦形成，便不可阻挡，避免了人亡政息的悲剧。
因此，倾听是改革讨论的基础。
第二、杜老不仅善于倾听，更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在他的团队中，总是老中青，左中右，一个也不少。这里既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派，也有执意坚持的“保守”派。“农研室”出的方案都是经过这几方争论之后形成的。
意向方案，多一分不同意见的考验，就少一分改革推进的困难。当改革派将自以为正确的意见听取反对派批评的时候，才能明白这在对方看来是多么不可接受。不惧批评，才能打破自我意识障碍和思维盲点障碍。正是通过这种压力测试，使改革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减少了阻力，改革道路更顺畅。
杜老深知，不容许以意图之正确或抱负之伟大，就作为不听意见的理由。杜老深知认知规律的困难，唯有反复试错，在不断检验、修正假说的过程中才有机会逼近真理。
杜老善听他人之言，是讨论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第三、解决问题导向。改革的讨论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不只是上级的要求，更是符合认知规律。莱布尼兹，曾经将人的解题思考过程比喻成晃筛子，把脑袋里面的东西都给抖落出来，然后正在思索中一定会抓住一切细微的与问题有关的东西。要能准确的抓住抖落出来的灵感，就必须让注意力时刻关注在问题上。杜老也如科学家一般，无论研判形势、分析问题、琢磨政策，就是要解决问题。
杜老更高人一筹之处，是他能突破理论思维的局限，对问题的认识不止于原因，更寻找方法。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回忆师从杜老时这样说：
“1980年代，号称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多少总是受了些理论训练。凡理论，皆重因果。所谓规律，讲破了就是世界上的现象有因有果，人们一旦从结果发现成因，就能以原因预判结果。”“这套思维下，见到结果追溯成因，然后有能力提出预判，就是科学功夫了。”
而杜老“他明白仅仅掌握因果联系，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一旦由因生果，构成新的存在，即便人们有能力把原因去除，也不一定能消除由那个原因已经生出来的结果。例如，臭水沟繁衍蚊蝇，因果关系明了；可是立马填掉臭水沟，蚊蝇并不会立马无影无踪；何况，臭水沟也不是说填就填得了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不光要懂问题由来，更要探查实际解决问题需要满足的条件。”
多么生动的比喻，杜老一生时刻将注意力放在农民的问题，从不固守自我理论。他思维的筛子只抓住能为国家、为农民解决问题的线索，而将自己置之度外。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正是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内核。
第四、眼睛朝下的工作习惯。杜老始终相信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力量是根本。即使身居高层，他也对底层自发行为兴致勃勃，渴望从中学点什么的。
杜老深信中国如此之大，能干的人哪里都有，只要眼睛向下，问题之处常常就有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办法。杜老自己带头下去调查，也要求农口团队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功。不但调查问题，更调查底层冒出来的能解决问题的点子和措施，衡量、选取可为全局所用的管用办法。不过几年时间，中国靠责任制突破多年粮食严重短缺之瓶颈，靠多种经营、开放务工经商为数亿农村劳力打开增加收入之门。杜润生出品的农村政策，不是发明，只是对底层经验的发现、集中和提炼。
无独有偶，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一直强调“答案在现场，现场有神灵。”，他说“作为企业经营者，无论多么高明的战略，多么雄厚的资金，多么精良的设备，多么强大的产品，多么完美的网络，多么周密的制度……如果离开现场，这一切很快就会幻化成天上的云。”这与杜老工作方法是何其相似。
解决企业问题与社会问题，也许领域不同，但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革命领袖毛主席，如果没有深入基层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断然写不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脱离基层，脱离现场，任何改革措施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过程，要想找到痛点，难点，就必须从现场入手。做好营商环境，就跟着跑跑手续；解决问题，就赶一赶早高峰。痛点只有落在自己身上，才有解决的办法。
以上就是杜老的四种工作方法倾听、善听、解决问题导向和眼睛朝下。而这些与我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一脉相承。
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走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中体现就是坚定市场取向的改革。这实际上就是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决策变为分散决策，纵向命令协调变为横向市场协调，行政动力变为利益动力，由少数人推动的发展努力和积极性，变成全部社会成员的自觉的整体行动，变成全社会的自发的积极性。这就是在发展问题上走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勇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既有利益者的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使用西方人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从实际出发的，智慧地、聪明地采取了“增量改革”或“边际改革”，也称为“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改革，从而通过以时间换空间，有效地稳住了部分重要的社会成员，顺利地推进了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
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进步，在给自己不断加压的过程中前进。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广东、江苏、浙江这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都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从最初的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到后来的外向型发展，一直到现在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无不体现着勇于否定自我，不断给自己加压然后奋勇前进的精神。
由此可见，杜老的工作方法就是改革开放精神的缩影。
三、启示
总结杜老的成功经验方法，更多的是想通过科学的方法使“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找到山西发展的新路。
当今中国，各地的区域竞争优势逐渐从自然资源转为制度环境。人才、资金、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制度洼地”。强如北上广，都时刻上演抢人，抢企业的大战，我们山西有何理由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正确无比的理由束缚自己的手脚呢？
改革大讨论，要解决实际问题，就不能靠用老一套办法轰轰烈烈蛮干，用任务分解，规定动作来取代深入基层一线的调研。小岗村大包干的“生死契约”，为何能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源于这每个字都植根于基层，都注入心血。
大讨论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分解，而不整合。看似工作一项项被分解到基层，但基层工作人员虽深知问题所在，但局限于工作范围较小，很难形成全局性，科学性的决策判断。很多问题久拖不决，其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借助科学研究的方法，耐心破解。若以运动式的方法应对，只怕治标不治本，按下葫芦起了瓢。
大讨论要有突破，就必须有一只“农研室”一般的人才队伍，有理论基础，能下基层，既能沉下心来当做科学一样思考钻研，也能制定影响实际的改革政策。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目的是为了解决山西问题，但山西不是问题，不但从来不是，还是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力量。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充斥着太多的妨碍生产力发挥又自以为正确无比的安邦妙计。
“问题”能给人带来损伤，也能逼人奋起直追。2002年《深圳、你被谁抛弃？》让深圳浴火重生，而今天的山西，不论是否被这个时代抛弃，至少自己不能抛弃这片热土。山西，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土地，只要全省上下一心，互相倾听，立足问题导向，就一定能走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
本文大段文字摘抄自《周其仁：杜老风范——一个受教后生的记忆》。开始本想引述几句，然而随后的过程中深感词不达意，要说清杜老的工作精髓，还是周其仁先生总结的更为精妙。感谢周其仁先生对杜老一生的总结，也希望杜老作为优秀山西人的代表，他的工作方法能为山西改革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