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的“守望”人生

塞林格去世将近九年，这个老小孩，写出《麦田的守望者》之后突然退出人们的视野，玩自己的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和托马斯·品钦一道，做了这个时代的隐士，区别是，品钦健在，前段时间国内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慢慢学》，他每年都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争夺者名单中，而塞林格安然而去，再也不必理会此等无聊之事。

总结塞林格的一生，不脱“守望”二字。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守望”的一生。

守望爱情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936年，他从军事学校毕业，凭着对文学的一腔热血，塞林格毅然前往纽约以撰稿为生。其大部分作品就刊载于《纽约客》。

23岁时，塞林格已在文化圈小有名气。某日，朋友带塞林格去拜见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尤金·奥尼尔一家。在宽敞的庭院里，塞林格被一个有着天使般脸庞，浅蓝色眼睛，蜜棕色头发的年轻女孩深深吸引。这名女子就是奥尼尔的千金乌娜。

塞林格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给乌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他们很快开始约会，爱情就这样走进塞林格孤寂的心。

直到有天，杂志编辑打来电话说他写的东西简直像狗屎。塞林格哪里受过如此羞辱，年轻气盛的他决定参军，想借此让自己清醒，找回灵感。而那时，他正与乌娜热恋。塞林格信誓旦旦地说：“爱情需要距离，亲爱的，我会给你写信的，我保证，每天一封！”

无论乌娜怎样苦苦相求，塞林格还是于1942年参军。塞林格兑现了他的诺言，每天抽空给乌娜写信，风雨无阻。字字滚烫，然而这对乌娜来说却没有实际意义。不久，乌娜失望而忧怨地离开了曼哈顿去了纽约。她的理想是做一名演员，在经纪人华莱士小姐的家中，她第一次见到了喜剧之王查理·卓别林，从此被卓别林深深吸引，两人朝夕相处，感情愈来愈浓烈，乌娜很快将塞林格抛在一边，无论多少来信，她都置之不顾。

心上人突然失联让塞林格感到蹊跷。他打听了好久才知道，原来乌娜和卓别林正打得火热！塞林格无比震惊，乌娜美若天仙，而卓别林不过是滑稽小丑！

塞林格身陷军营无法抽身，只得不断写信，劝她回心转意，但那些信却石沉大海。尽管乌娜的父亲也反对她和卓别林的结合，但乌娜铁了心要跟卓别林，1943年的冬天，18岁的乌娜和54岁的卓别林结婚，他们的婚讯上了全球报纸的头条。

此时的塞林格伤心欲绝，终日酗酒，麻醉自己。1945年，部队以“战争疲劳症”为由将他送进医院接受治疗。塞林格也试过重新找一个爱人，就在疗养期间他与一个叫西尔维娅的德国女医生结婚，不久便离婚，就跟闹着玩似的，塞林格无法忘记乌娜。他常常想起同乌娜在一起的美妙时光。他在怀念中过了几年，一直在等着乌娜回心转意，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乌娜早已将他忘得一干二净。

1953年，塞林格与一个叫克莱尔·道格拉斯的女学生相识，两人于1955年结婚，后来又离婚。他不过是想找到那种令他迷醉的爱情，从这时候起，塞林格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爱情守望。

研究塞林格的学者普遍认为，从与乌娜的恋爱开始，塞林格具有明显的“洛丽塔情结”——单迷恋少女。比如1953年他认识了英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兰登的女儿克莱儿，后者当时只有19岁；而在1972年，塞林格与耶鲁大学18岁新生梅纳德同居……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塞林格再次结婚，妻子科琳同样是一个年轻女人。遭受强烈刺激的塞林格只对少女和女明星感兴趣，并把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老年。

研究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始至终，塞林格只爱过一个人——乌娜。也许塞林格喜欢少女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内心里，他要寻找的是“乌娜”，他为此痴狂。

守望写作

爱人的背叛和从军的经历几乎让塞林格变得抑郁，他一方面沉浸在“少女乌娜”这一理想中无法自拔，表现出极强的占有欲，但却始终得不到半点快乐，另一方面，参与二战的残酷经历又让他精神恍惚，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二者不断撞击之下，塞林格不堪重负。除了写作还有什么？

“1942年4月27日，列兵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号码为32325200，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炮台报到服役。他是通信兵，要与各地的新兵挤在一顶大帐篷里，抱怨他们‘总是吃橘子或收听智力竞赛节目’，弄得他无法写作。”

“服役18个月之后，军方为塞林格找了个地方，不是提拔他当军官或从事公共关系，而是为反情报组织当一名特工，即军中间谍，监视部队在爱国方面的可信度。…作为特工，塞林格在战争期间要深入基层部队，不仅要与这些士兵并肩作战，还要逮捕和调查对盟军构成威胁的敌对分子，以保证军队的安全。但他对朋友说：‘要写的书我还没忘。’“

“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欧洲大陆。其后11个月来的连续作战，在塞林格身上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埃德蒙村之战，圣洛之战，‘血腥的默廷’，赫特根森林之战，集中营……这些在塞林格人格的方方面面打上了无法抹掉的烙印，又一次次从他的作品里显现出来。他反复提到诺曼底登陆，但对其他细节又三缄其口……‘最漫长的一天’，地狱般的日子……这些‘没说出口的’成分困扰了研究者几十年。“

“塞林格在巴黎仅仅停留数日，但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最幸福的日子。在军事胜利之外，他还提到了属于自己的胜利：在巴黎与海明威相遇。当时海明威为《克利尔》杂志担任战地记者，据说在解放大军入城前就悄悄地进了巴黎。塞林格坐车驶向利兹酒店，海明威出来迎接，如同故友相逢。他说熟悉塞林格的作品，从《Esquire》上的照片认出了他。海明威问塞林格身上有没有新写的小说，他刚好带来了《星期六晚邮报》，上面有他的《最后一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小说是那年7月发表的。海明威读完后深有感触。两人边喝边聊，三句话不离文学创业，塞林格极为满足，他早就渴望与人交流文学。他还发现海明威一点架子都没有，也没有所谓的大男子气概。海明威很有风度，并不虚伪，‘真是个大好人’。”

“他把与海明威的这次相见视为两代人之间的火炬传递。在此后的岁月里，塞林格和海明威还将继续他们的关系，虽然仅仅是通过书信。推崇海明威是一回事，推崇海明威的作品是另一回事。《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霍尔顿就鄙视《永别了，武器》，但战争期间塞林格从他与海明威的关系中汲取了巨大的个人力量，他用海明威的绰号‘爸爸’来称呼对方。”

——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塞林格传》

与海明威的相遇给塞林格带来了些许慰藉，至少让他看到了一点光亮。其时，海明威在担任战地记者，一边采访，一边写作，不失为塞林格的榜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二人都靠着写作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战争随时可能夺取士兵的生命，半数以上的参战者都死于这场战争，但塞林格从来没有放弃写作。

1951年7月16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塞林格一夜成名。《麦田里的守望者》迅速俘获大批读者的心。“从书中的第一个句子起，就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声音”，被众多机智而叛逆的人士奉为经典。据说大卫·查普曼在刺杀约翰·列侬时，随身就携带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也被认为是美国“垮掉的一切”的精神领袖。

不过，也有人对塞林格的作品提出了质疑，比如与塞林格同时代的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就说：“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谨慎地，一页一页地，为他书中的每一个荒谬句子感到尴尬。”1953年查尔斯·普尔在《纽约时报》发文称短篇集（即《九故事》）的故事质量参差不齐。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悄然辞世，半月后，纽约市摩根图书馆暨博物馆首次公开了11封塞林格私人信件。这批1951年至1993年的信件，为揭秘塞林格不为人知的“隐居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在一封1966年的通信中，塞林格明确表示，自己会花长达10或12年的时间，去完成两部酝酿多年的作品。

这批信件透露，尽管塞林格最后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是在1965年，但他并未停止写作。上世纪80年代晚期的信中，塞林格都表示，自己还过着规律的写作生活，总是早上6点多，“最晚不超过7点”就开始写东西，此后无任何间断，“除非不得已”。

守望纯真

守望爱情、守望写作最后就是守望纯真。

从二十几岁到去世，塞林格都没有忘记乌娜，1991年塞林格听到乌娜离世的消息时悲痛欲绝，你能想象已近暮年的他独自哭泣、颤抖，更加苍老了，远远望去竟又像个孩子。那样伤心，那样无助。

而他对写作的热爱也伴随着他的一生，1965年之后他远离了喧嚣，躲进了自己的世界，不过是想安心地写作罢了，他不愿被打扰，就以这种方式终老也好。有人说他的“隐居”是刻意为之，如果只是几年，说得过去，但数十年如一日就不是刻意那么简单了，何况塞林格想重回声誉的巅峰太容易了，只须偶尔露面即可。退一步说，当《麦田里的守望者》风行的时候，塞林格是可以乘势好好“火”一把，但他没有。

在漫长的一生中，塞林格始终都是谜一样的存在。这谜局的核心究竟如何，他又有怎样的生活，历来为坊间好事者热切关注。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对此置若罔闻。他写《塞林格传》完全出于对偶像的崇敬。他喜欢塞林格，喜欢他的作品，所以他想还原一个“真实”的塞林格。

与通常传记文学对作家生平事迹平铺直叙式的罗列不同，他从生活细节入手，探究其写作与人生的关联。如他所说，小说作为“放大的经验”，是作家思想的高度凝结，与现实生活的场景亦隐隐约约对应。斯氏放弃了想当然的猜测，而是从生活的层面接近作家，以书信及小说拼缀出一个完整的、真实存在的人：儿时母亲的宠爱、与父亲期望的日渐背离、短暂的大学求学经历、二战时残酷的战争体验、身具犹太血统却因反犹风潮而与世界格格不入……。他想要着力挖掘的，恐怕更多是塞林格那独特写作风格的形成原因——生活是如何改变了这颗单纯的心，如何使他面临生死的考验；写作是怎样一次次将他从生存危机之中解救出来，又是怎样将其推向成功，并在声名显赫之时渐渐归于退隐。

为何如此？斯氏说，答案就在生活中。战争的阴霾是塞林格心中郁结已久的块垒。自诺曼底登陆之后，从尤他沼泽到血腥的默廷，更有恐怖、压抑的赫特根森林战役。现实的残酷极大地改变了塞林格。在他，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噩梦：他无法忘记硝烟之下冰冷的猫耳洞，无法忘记消失于纳粹毒气室、焚化炉的奥地利好友一家。他说，“你大概一辈子都无法把火烧人肉的味道从鼻子里清掉”。现实的伤痛、死亡的阴影相互缠绕，剪不断、理还乱，丝丝缕缕渗入其文字，并在作品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比如，我们读《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看到了令叙述者X军士夜夜无法安睡的梦魇。他记忆里那血流成河的森林高地，是不是塞林格内心隐痛的再现？《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下称《香蕉鱼》）里，饱受战争创伤的西摩，最后选择了吞枪自杀，既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无所适从，也是因为无法直面内心的伤痛。

在内心深处，塞林格始终是一个孩子，既活在世界之中，却又俨然置身于世界之外。二战将他从温吞吞的中产阶级生活之中连根拔起，却又将他推入另一种惶惑——他无法摆脱现实世界显见的污浊，又常常被人性的丑恶所困扰，耻于进入其中，却又无力找回那业已失落的单纯。反映在文字上，更有着如黑白两极般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他前期的小说里，成年人永远有阴影与困惑，不是落入自杀的境地，就是归于精神分裂郁郁而终，而孩童却始终纯善如一。譬如，《香蕉鱼》里，西摩对香蕉鱼的描述，是不是颇有些厌世的意味？《麦田》里霍尔顿对成规的藐视，与成人世界的拉扯较量。这种无因的反叛，是少年人的倔强与率性而为，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纯真与不妥协？

这纯真，是塞林格为人为文一以贯之的追求，也使他渐渐淡出世人的眼光，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参禅入定。一如斯氏所说，彼时的塞林格“为生活中纯粹的欢喜感到极度高兴，以至并不知道周围的分崩离析”。在其后期作品中，希望渐渐战胜了内心的惶惑，为文字平添了一抹亮色。比如，《下到小船里》写父母与孩子的和解，终于给短篇集《九故事》里那些郁郁寡欢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希望；末篇《特迪》作为《香蕉鱼》的对应，却绝无开篇的绝望与灰暗，作家以精神层面的启迪为读者指出了“另一个方向”；中篇小说《弗兰妮与祖伊》、《西摩小传》更充满形而上的指涉，借由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显现出作家内心的安宁与平和。

他就这么守望着，哪怕到最后一无所获。爱情来了吗？没有。写作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吧。就连纯真也是不行的，因为种种披露表明塞林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他吃半生的羊肉，甚至偷偷喝自己的尿液。可他没有放弃啊，他始终如一，塞林格就是塞林格，不会变成别的任何一个人。

塞林格对当下有什么意义？也许不单单是作品中溢出的气息与技巧，这种特征在《九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展露无遗。我无法忘记第一次读《逮香蕉鱼的好日子》时那种情绪，远不能用“震撼”来形容，隐约有某种颤栗蔓延，随即消失。然而，这种路子恐怕只能在塞林格手里发挥出耀眼的光芒。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塞林格的守望精神。时下的写作正需要这种“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