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院院士、著名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教授解析孔子“民本”

2022-08-31 本文已影响0人京南文艺

　　中国书画院院士、著名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教授解析孔子“民本”观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特征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和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会员。

　　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

　　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2021年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孔子“民本”观的基本内容，是孔子在如何理性地看待君民关系，以及如何正确施政治民方面，对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的君主，所提出的系统性思想要求。

　　在君民关系方面，孔子的“民本”观强调，君主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对于立君之旨，首先必须具有理性化的清醒认识。在孔子看来，立君的根本目的，乃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逸文）；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则是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焉”（《颜渊》），或曰“民兴于仁”（《泰伯》），亦即普遍实现民众的人生理想人格化。这既是君主的职责或曰人生使命之所在，同时也是君主的难得际遇。借此君主正可把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实现到极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民众可谓乃是立君之本。此即《谷梁传》所谓——

　　“民者，君之本也。”（桓公十四年）

　　这则是孔子“民本”观的首要基本内容。

　　为了切实贯彻民乃立君之本，同时也是为了落实君主的职责与人生使命，从而充分实现君主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孔子进而对君主的施政治民，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基本要求。这则是孔子“民本”观的又一基本内容。

　　其一，必须始终坚持“为政以德”（《为政》）。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符合于仁道的行为举措而施政治民，从而使民众从风而化，普遍归向于仁道。这则要求君主自身必须具备，依仁而行的理性自觉与个人修养。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特别强调——

　　“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孔子家语•王言解第三》）

　　孔子认为，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确保实现政治的根本目的，亦即“民兴于仁”（《泰伯》）；否则，实现社会之仁的愿望，必定会落空。这也就是《大学》第九章所载——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其二，必须尊重民众的意愿与诉求。在这方面，华夏先民早已有所认识。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引《泰誓》（逸文）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此基础上，孔子进而强调，君主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必须与民众同其好恶，必须尊重民众的意愿与诉求。这也就是《大学》第十章所载——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孔子强调君主必须尊重民众意愿与诉求的典型事例，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载，郑国民众经常在乡校议论批评朝政，于是有人建议子产废掉乡校。子产的回答却是——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

　　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对于子产这种尊重民众意愿与诉求的思想认识及其实践，孔子给予了高度称赞曰——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其三。必须始终坚持以礼乐教化引导民众。孔子认为，君主施政治民，归根结底，只能靠始终坚持推行礼乐教化，而不能依靠严刑峻法（详见本篇第四节孔子的“刑罚”观）。这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载孔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其意是说：单纯靠行政命令与刑罚惩处治民，虽然也能使民众一时免于触犯法律，但是却不能使其养成耻辱之心而耻于犯法；“为政以德”，率先垂范，始终坚持以礼乐教化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举止，民众则不仅能养成其廉耻之心，而且会自然而然地归向于仁道。

　　据前述已知，孔子“民本”观的基内容，乃是孔子在如何理性地看待君民关系，以及如何正确施政治民方面，对作为社会生活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的君主，所提出的系统性思想要求。这也就是说，所谓孔子的“民本”观，其中心内容其实也就是孔子的“君民”观；而孔子“民本”观的基本特征，主要也就体现在了，孔子对于君民关系的思想认识上。

　　在孔子看来，君主与民众之间，原本并非是彼此对立的紧张关系，而理应是相互依存、协同共进的一体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此后，亚圣孟子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此做了具体阐释，此即——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认为，只有君民双方各尽其职，协同共进，国家才能安定，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从而共同实现政治的根本目的亦即仁的社会。进一步具体而言，民众才能普遍尽其性而遂其生，亦即实现其人生之仁，或曰普遍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君主也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

　　孔子进而又认为，在共同实现社会之仁的过程中，君民双方各自的地位与作用，又有其显著区别。

　　从君主一方来说，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君主乃是实现社会之仁的关键。这也就是孟子所谓——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特别强调，民众理应尊君、爱君并富君。

　　从民之一方来说，民众作为社会生活的实践主体，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而且普遍实现民众之仁，乃是君主的根本职责与使命，以及君主自我人生根本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基于此，所以孔子同时又特别强调，君主理应重民、爱民并富民。

　　综观上述可见，孔子对于君民关系的基本认识是，在民为立君之本的前提下，“尊君、爱君、富君”与“重民、爱民、富民”并重，强调君民双方各尽其职、协同并进，从而共同实现政治的根本目的亦即仁的社会。这也就是说，孔子的“君民”观，既不赞成绝对化的以君为本，同时也不主张绝对化的以民为本；而是以君民双方所构成的整体社会为本位，以共同实现仁的社会为其根本目的。对此不妨称之为古典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也就是缘于此，所以孔子从未做过“以民为本”的具体表述。孔子总是在君民相互依存、共为一体、协同并进的前提下，来讲说君民关系问题。这则正是孔子“民本”观的基本特征。其实这也正是孔子的“人本”观与“中庸”观，在其政治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孔子“民本”观以社会为本位这一基本特征，具有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例如孔子所谓——

　　“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民众）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引）

　　孔子这是在告诫君主，必须对君民相互依存、共为一体、协同并进的关系，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努力避免君民关系的破裂，从而使其始终保持在“水则载舟”、协同共进的良性状态。也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实现政治的根本目的亦即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