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父亲曾为我承担了太多，所以我才越要奋力奔向诗和远方！

一、

那天下午，我去母亲的坟前烧完纸钱，回到房间，打开电脑，看到@青年图书馆多了一个人给我打赏，我点开一看，发现竟然是父亲，5块钱！

那晚，我失眠了。这是2016年来第二次失眠（第一次是小说《追梦人之作家敢死队》写完的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田野里蛙声一片，看着窗外天空中星星忽明忽暗，就这样睁着眼一直到天亮……

二、

2008年给大多数人留下的记忆，可能是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但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是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那年春节，一切都很平静，暴风雨远在大洋彼岸，尚未登陆。父亲从广州工作回到家乡，给我买了一台“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我抱着那台电脑兴奋极了。那时我大一上学期的学业刚刚结束，妹妹还在上师专，同父异母的弟弟刚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后来，我用这台电脑写作、看电影、下载电子图书……

当年8月，北京奥运会如期举行，举国关注，热血沸腾，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暴跌，这场暴风雨像蝴蝶效应一般席卷全球。父亲开的小型服装代工厂也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倒闭了，父亲和阿姨不得不带着旧部前往东莞的服装公司打工，他们像打游击战一样，四处辗转游荡。

2009年春节刚结束，父亲和阿姨把弟弟留在乡下，继续去打工。因为习惯了原先有父母陪伴的生活，弟弟动不动就哭着找爸爸妈妈，经常哭到半夜。春季开学的时候，我妹妹的学费凑不齐，父亲不得不向亲戚借了5000块钱。

那年夏天，我去父亲工作的东莞度暑假，但我没有再做临时工（高中毕业那个夏天，我就做过近两个月的临时工，那时我就知道，靠劳力永远只有被压榨的份儿）。那时，我已经在大学校园里写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分钟的朋友》，正开始着手写第二部《荼蘼式尴尬》。

父亲和阿姨分居两地工作，偶尔会来看父亲。患难与共的那几年，他们俩的脾气都不太好，经常吵架，我也曾不止一次看到父亲对着弟弟发脾气。阿姨也曾抱怨说后悔生了弟弟，言下之意大概是：如果没生孩子，也许她还有别的选择。

后来看电影《大空头》，了解到那场经济危机的真相后，我在心里暗骂：“这帮操蛋的挨千刀的银行家！”

三、

但，我天生就是个偏执狂！

2010年夏天，结束大三下学期的学业，我正式从大学退学，开始了流浪生活。同年冬天，我在青岛开始写《寻找素颜》。经济复苏以后，父亲和阿姨回到广州，改行开店卖床上用品，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而我依然还在流浪的路上。

2011年冬天，父亲跟我说在广州买了一套二手房，问我的房间想怎么装修。我说：“装个书柜就行了。”那时我在拉萨，骑着电动车给八廊街的商店从库房里拉大袋大袋的雕牌洗衣粉和卫生巾——那是我的工作。拉萨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晚上很冷，我裹着被子对着电脑在写《诗人的眼泪》，不停地咳嗽……

2012年夏天，我跟父亲说：“我要和我同学去骑行川藏线了。”他冷冰冰地说：“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去吧，反正也没人能拦得住你。”

从川藏线回来，意识到文学之路已经走到谷底，万念俱灰的我，在朋友小艾的介绍下进入深圳的一家公益组织上班，因为之前没有正式的工作经验，我只能从志愿者开始做起，每个月600块钱的补贴，就这样做了一年才成为正式员工。是的，那年我向朋友借过钱，但我咬着牙没向家人要过一分钱。后来，当我把借的钱都还干净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无比轻松。到2015年，我才有能力给家里寄钱。

连续两年，在深圳的我基本没写过多少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文字，机构的总干事跟我说：“我们这里不培养作家。”那两年，我不断地尝试新的东西——但都是跟文学关联度不大的东西，也学习如何跟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在最不恰当的时机，我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偏偏遇上了最想照顾的人，没想到反经常被她照顾，注定了只能以分手收场。

那两年，我极少和家人联系，我怕他们会问我工资多少，我怕他们会劝我放弃。只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让我陷入焦虑，内心的紧迫感常让我方寸大乱。

我从小身体虚弱，每每想做成一件事，全靠意志死撑。2015年春，《寻找素颜》通过众筹在台湾出版，过年回家时，我扛着20多本书去车站，但我的心依然在路上。为了摆脱失恋的阴影，为了那片更广阔的天地，我决定去大凉山支教。

2015年夏天，我带着当地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回到深圳，准备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候，却发现在这座渐渐熟悉的城市，曾经恋人的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与此同时，对故乡的怀念也越来越强烈，一股回家的欲望笼罩着我。终于，我回到家乡，开始了《追梦人之作家敢死队》的写作。

四、

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难题和使命。

在我闭门写作的这段时间里，只有爷爷奶奶在身边。我爷爷那一代，经历过生产合作社、大饥荒和文革，他深知饥饿与土地的关系。所以，当儿女们都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再种田时，他依旧播种插秧，耕地种花生。

我父亲和两位叔叔那一代，是普遍没有青年期的，甚至也鲜有独立自主的爱情。不再有饥饿，但依然要生活，他们一长大便成家立业——都是二十出头便结婚，然后背着背包去沿海城市打工谋生。如今，我两位叔叔才四十出头，他们的儿子都年纪二十，开始工作了。

我是家族里的长子长孙，属于第三代，但我和95后的堂弟们又像是两代人。我年少所处的时代刚好是社会权威瓦解前期，农民想要出人头地有所成就，只有挤破脑袋考上好一点的大学，这叫“自古华山一条路”，我也不幸成了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到了我堂弟们成长时，互联网已经瓦解了这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威（唯独政治领域的高墙依然牢不可破），每个人用一台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免费获取人类文明的大部分知识。相互连通的海量的教育资源，使得学校的围墙被拆得片瓦不剩。我的堂弟们完成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后就早早地参加工作了。其中一个堂弟在洗车房工作，他下班后最大的乐趣就是泡星巴克，以及玩网络游戏。

他们的世界里，网游和准女友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五、

虽然每一代人面对的时代命题都不同，但我们这个家族的男人基本都沉默寡言。

我八岁时太爷爷去世了，我至今保存着六七岁时和他的记忆。他的听力不太好，经常要凑到他耳边才能听得到我说话，据说是因为当年在战场上被炮弹震了耳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也成了村里少有的拿政府津贴的人。后来，他就越来越少说话了。

年迈后的爷爷就是个闷葫芦，奶奶经常数落他，但他依旧是沉默。我父亲和两个叔叔到了中年也不怎么爱说话了。我则常因思虑过甚而阻断了部分语言功能。

因小时候留守在家，成长过程中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少，我的人格形成中尚有未完成的部分，在工作中，面对上司或“大人物”的时候，经常紧张得发抖，甚至半天说不出话来。

越到后来，沉默似乎成了这个家族中的男人必备的氛围。

六、

是的，时代变了！但父亲依然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注视着我，我也依然是那个不可救药的偏执狂。

今年过年，我发现弟弟已经长得比我高了，脸上全是青春痘。我关在房间里创作，他关在房间里玩网游。有几次，我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弟弟床头看着他玩网游。弟弟很专注地盯着电脑，枪声从音响里传出来，好像子弹永远也用不完似的。

少时的经历和接受到的体制教育让我常常质疑“意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也常常让我感到彷徨：互联网覆盖全球后，信息爆炸，知识如流，文字变成了空气，无处不在，又无从捕捉，思想变得轻如鸿毛。我不止一次在黑暗中反复地问自己：人们已经不看书了，你为何还要写作？

刚从深圳回到家乡的那几天，我极不适应。曾经熟悉的东西全变得陌生，我必须重新与周遭的一切建立联系（甚至是我曾经刻意远离的亲人们）。

我沿着被生活垃圾污染的小溪逆流而上，进入山涧，又从另一个出口出来，站在山坡上，看着田埂上疯长的衰草，心中莫可名状。田埂变矮了，路变小了，记忆中的大人们头上爬满了白发……我好像置身在一片荒原中，努力想寻找些什么，却说不出在找什么。

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挣扎之后，我把目光投向身边的人和物：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这栋几经扩张和修改存在了近二十年的房子，这架和我母亲一道陪嫁过来的衣柜。

重新感知和触摸这些旧事物，我突然意识到：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也是！

七、

2015年秋冬之交，我和朋友在深圳皇庭广场附近一家餐厅吃饭，看到商场橱窗上展示着裁缝打板的西服样品——样板布料上画笔的痕迹还清晰可见。

我跟朋友说：“我父亲也是做这一行的。”

是的，父亲的手艺很精湛。经他量身定做的衣服，很少有顾客拿回来再修改。他的样板布料上，简洁明了，极少有涂改过的痕迹。他给我外公做的一套西服，穿了十几年还是很合身……

我经常会问自己，除了基因，我从父亲身上还遗传了什么？我想就是这种细心雕琢的匠人精神吧。他舍得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件衣服上，我不惜把青春都献给我热爱的文字。

可惜，最后他改行开了床上用品店，从此收起了陪伴多年的剪刀和量尺。而我，依然偏执。

八、

是的，这些年父亲为我承担了很多：家庭的责任、道德的责任，儿女的责任……置身在社会关系网中，他似乎也没有更多精力去为自己的人生多想。而我，也从没想过要停下来。

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为我承担得越多，我就越要奋力奔向诗和远方。如果选择苟且，便是一种背叛。

我相信，在现代社会，极少有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选择苟且。他们曾经对你的劝阻，只是因为担心在路上的你会受伤，担心你意念不够坚定，没能耐心走完全程。

事实上，奔向更美好的生活，奔向诗和远方，本身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的使命。

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最本质的体现是什么？我慢慢觉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物质，而恰恰是精神。唯有精神永存！

我们活着，需要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不是狂妄，而是一路向前的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