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一九七五年元月，我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告别了一起相处了两年的老师和同学。走出了贺昌中学的校门，接着就踏上我人生的又一段旅程------上山下乡。

      一月份离开学校，二月二十三日就接到离石县知青办的通知，我被分配到离石县工农山国营林场的知青点插场。与我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五个同志，他们分别是李翠花、白月平、王建明、刘连珍和李星宇，大家的年龄不差上下，都才十六七岁。

      一九七五年的三月九号，大家按通知的要求，带着自己的被褥，统一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县知青办主任薛汝明，农林局局长张国钧的陪护下，我们从县政府大院出发，为增加仪式感，不知是谁还在车顶上插了一面红旗。

      汽车一路西行，淌过马茂庄的小河，沿着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的县乡公路缓慢前行。由于路况太差，车身在行驶过程中不停的摇晃，坐在马槽里的我们，被颠簸的晕晕糊糊。早春三月，天气乍暖还寒。手感觉冷飕飕的，也还得伸出去紧紧抓着车厢的木质栏板，避免车在晃动时坐在车上的人摔倒。车行驶的很慢，只有三十多华里的路程，耗时近两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我们过去并不熟悉的地方——离石县枣林公社梁家岔大队的工农山国营林场。

      车刚到村口，就来了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在林场副场长刘恩润的指挥下，敲锣打鼓的前来迎接我们。虽然锣鼓敲的没有一点乐感，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不是没扣子就是打着不少补丁，小脸和小手也没洗干净看着又黑又土，但我们还是被这种单纯朴素的热情所感动。

      林场的场部座落在梁家岔村最显眼的地方，对着枣林沟和我们来时所走的公路，背靠山面朝南，是十孔排列整齐的砖窑洞。梁家岔村民住的地方，大都是些又旧又破的土窑洞，而且还分散的七零八落。只有早年间地主家的一个院落还算别致，镶嵌在枣林沟畔的山腰上。梁家岔整个村子看上去缺少生气，只有林场的这排窑洞显得格外整齐。

      从大门进去，场部的院子还算宽敞，院墙和窑洞用白土则涮的雪白，大门算不上高大，但赶辆马车进出也还通畅，大门内的两侧分别盖着一个牛圈和一间存放杂物的库房。

      我们的到来，给沉闷的林场和梁家岔村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林场的职工干部对我们十分热情，许多孩子和附近的一些村民赶来围观，他们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们，不时还指指点点低声私语的议论着什么。

      第一顿饭是林场精心为我们准备的，吃的是油糕、白面馒头和带荤的大烩菜。饭后我们各自在车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走进已经分配好的宿舍，忙着整理起自己的床铺和从家里带来的一些生活用品。

      当天晚上，薛玉山场长召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睡觉的窑洞内开了个会，他给我们介绍了林场的基本情况，还指定我为林场知青队的队长。

      薛场长当年已经五十九岁了，看上去就是一位高个子老头，说话的腔调带有浓重的离石西山口音。听人介绍，他建国前就参加革命，曾担任过某公社的书记，是二十一级干部，整个林场他资格最老，工资最高。薛场长性格急脾气不好。但处的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是一位典型的工农干部，尽管年龄大了，可不论干啥活，他都是以身作则与林场工人一起参加，而且他对各种农活都还在行。他一日二餐和我们一起在灶上吃，从不开小灶。他还特别爱惜公共财物，对用水用电包括一张纸都非常注意节约，也常大声的提醒别人不允浪费。他经常戴着老花镜，一个人蹲在场部院子的地上，认真的挑捡晾晒在地上粮食，还常双手揣着个簸箕扬糠簸米，活像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他隔三岔五的就要在晚饭后，召集全场职工开会，开会又没啥讲的，多数时间是让我或别的知青给大家读一会报纸。

      林场管辖的范围很大，东起马头山的东沟，西至王老婆山的白家墕、南至陶家庄的安家沟，面积约十五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林地与枣林公社多个生产队的耕地是插花耕作。林场的实际营林面积并不大，成林面积就更小。所造的林木主要是刺槐和油松，白家墕有十几亩苹果树，安家沟有几十亩核桃林。每年的育苗、造林、抚育任务，都是县里安排计划然后由林业局统一下达。因为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以粮为纲，所以投在造林绿化上的钱很少，每年给我们林场下达的任务并不算重。

      梁家岔国营林场始建于一九五六年成，我们去时林场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

      造林用的树苗都是刚出圃的小苗，离石整个西山地区都是十年九旱，土地十分贫瘠，所以不论栽植的油松还是刺槐，成活率一般都不高。斜挂在山坡上的一亩薄地，要求整出二尺间方的三百三十个鱼鳞坑，每个坑中植一株苗，由于取水十分困难，所以栽植时苗的根部只蘸一点水，以后树苗死活就只有靠天帮忙听天由命了。这样的立地条件，这样弱不经风的小苗再加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栽植方法，树苗的成活率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去前林场只有十几个人，还分在三个作业点。白家墕有刘玉林和刘毅是两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职工，这两个人都不爱说话，但是特别能吃苦，干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常受表彰，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是两位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他俩很少回场部，长年在白家墕作业点。住在山上的两孔十分简陋的土窑洞里，各自烧火做饭。他们一起负责王老婆山的护林、防火和成林的抚育，也负责管理春秋两季的造林专业队的作业任务。

    东沟寇家墕作业点只有一个职工，名叫奴虎，三十多岁，人长得很壮实，口里有一棵镶的大金牙。冦家墕作业点距离林场场部约二十华里，荒无人烟又不通公路。从场部入东沟到闫家峁村以后，只能沿着乱石嶙峋的羊肠小道一步一驱的走着去作业点。作业点有三孔用石头接口的土窑洞，窑洞中常年就住奴虎一个人，听说这里还常有狼和其它野兽出没，奴虎真可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孤胆英雄。

      从寇家墕作业点爬上去不远就是马头山，马头山的风景还是很美的，蓝天白云下有起伏波动的大片天然草场，在阳光照射下由远及近、会看到薄雾弹动的远方，山峦叠嶂，山连着山一眼望不到边。这里很静，静的只能听见风吹的声音。我们每次去都要在草地上躺一会，看着飘过的白云，听着偶尔从耳边飞过一些大头苍蝇的嗡嗡响声。尽管也可以畅想着自己的未来，但也想不出比此刻感觉更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安家沟作业点离场部稍微近一些，但也够八九里路，没有专人驻点职守。安家沟有一股小溪，我们的蔬菜种植基地就在安家沟。春天种些西葫芦，豆角、南瓜、茄子、西红柿等时令蔬菜，由于水肥充足，管理精心，所以长得很好，虽然菜地的面积不大，但也足够我们林场职工自己吃了。

      知青的劳动任务一般是由副场长刘恩润负责安排，他天天跟班带着我们劳动。刘当年已经有五十多岁了，是一个正式国家干部。他从没有上过学，基本不识字。从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经常是衣衫褴褛，不刷牙也很少洗脸。他爱管事也爱唠叨，从头到脚他纯粹是一个老农民的模样，人们有时他不够尊重，不把他当作副场长对待，谁都可以随意顶撞他，可他并不计较。老刘的身体不好，面黄肌瘦，胡子拉碴。经常胃疼的在地里绻缩成一团。可他出工却天天不误，按理说他的工资是按月发放，并不是按出工出力计酬。好像他天生就是个爱受苦的人，常捂着肚子忍着疼痛一天不落的陪伴我们在地里干活，看着他是要拚上老命为林场献身。

      老刘对我帮助很大，亲手教会我许多干农活的小技巧，种瓜点豆，植树剪枝，打掐瓜秧。到了每年的五六月，他常给我们采摘一些杏、桃、李子等山里特有的野生水果。秋天还从老家柳林县的刘家山村带来很多红枣和其它农家小食品，刘的老伴和儿子探生、女儿金英也常来看他。有一段时期还在梁家岔找了间窑洞临时住下，我还经常去他家蹭饭，特别是那种用烘干的红枣磨成面、再和玉米、小米、黄米磨成的面粉搅拌在一起和成面团，然后搓成长条，再用刀切成指头大小的颗粒状，再和沙土混在一起，在火灶上坐一口大锅炒出来的泡泡，老百姓给它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炒泡泡。既甘甜又香脆，特别好吃，至今我还对那种味道有着深刻的记忆！

      林场还有两位技术员，一位是吴拯民，四十多岁，山西沁县人，敦厚老实，说话很有特点，开口就是咱家长咱家短，髙兴时喜欢跳舞，把双手交叉分别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两个膝盖不停的碰撞，双手像互相穿梭，做这个动作时他自己笑的比别人开心。他还爱拉二胡，拉到变调时嘴里咕噜咕噜地叫，怎也拉不成一个完整的曲子，常常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另一位技术员是王立成，天津市人。二十八九岁，是从天津来山西插队的知青，也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一个人分到林场。王立成一年只在林场呆几个月，住一段时间就回天津。当时能从天津来到这偏僻的穷山沟，对他实在是个很大的考验。他在场里时我们几个知青都喜欢和他聊天，爱听他讲天津话，喜欢他叽叽喳喳的吹牛说大话。立成个子不高、脑袋偏大，穿戴时髦，特别是那条裤腿细细的牛仔裤，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大龄青年，爱吃也很会吃，一般不上我们的集体灶，自己用煤油炉子做饭，有时我们也蹭他的饭，特别是从天津带来的那一铁皮桶猪油。我们几个知青从灶上打上饭，来到他房间，很容易找到那诱人的猪油桶，用筷子挑点猪油放在自己的那一碗面里，面就特别提味。猪油我吃的最多，他回天津有时把猪油连桶都留给了我。

      还有个会计兼总务叫李明，田家会公社车家湾村人。一个月只来场里一次，来了住两三天就走，自己的口头禅就是会计会计，会了就计，不会就不计。总务、总务总的我都给你们误下。李是个典型的情理棍，常有理，场里的领导谁也拿他没办法。

      还有个做饭的老头叫薛世俊，快六十岁了，柳林街道人。过去薛的家境十分殷实富足，所以土地改革时，政府给他家定的成份是地主。老薛无儿无女，好像终身没有娶妻。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全都存着防老。他能打会算精明过人，给大家做饭时，拿杆称既称米又称面，嘴里念叨着让大家看清楚，这可是足斤足两呵，实际上象耍魔术一样准会搞的缺斤短两。那个时候粮食短缺，人们很在乎斤两的够与不够，所以常有人和他争辩，他总是把能自己说的很有理。

        约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薛玉山场长退休。陈继德同志接任场长，陈也是位工农干部。他继承了了薛场厂的传统，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

      另外还有四个工人，一个是薛永亮，一个是雒锋瑞，另外两个一个叫冯金虎，另一位是党应奇，党常年在几个作业点上跑，我们很少见他。永亮是个壮劳力，能耕会种，喂牛切草都是他。林场的全部职工就这些，遇到农忙时还临时顾几个短工帮忙。

      我们来了不到两月后，知青办又分来六个知青，分别是李英华，王家胜、陷建文、雒向新、陈学东、卢晋林。四男两女，他们几个的父母都在地直机关工作，六个人都是外地口音。其中四位是我高中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这样我们场的知青就成了十二个人。

      劳动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和农时的需要有所不同，最重的活是开春后给十五里外的白家墕用扁担挑着送化肥。一袋化肥一百斤，一分两半，一头足有五十斤，既要爬坡又要上山，累得腰酸腿疼，气喘吁吁，常常是脱掉衣服还是大汗淋漓。刚开始担上还能大步走，到最后就只能一步一步的挪了。实在走不动了，就把两半再分开，先送上一半放下，再回来挑另一半。好在一天就一回，挑到目的地算完成任务。

    春播秋收、撒粪点籽，涉林、涉农的活我们都干过。到第二年的初夏，农林局还安排我和刘连珍去安国寺护林，一住就是两个月，主要任务是守护安国寺的的柏树和白皮松，防止人们盗伐。我们吃住就在现在叫杏花苑的那三孔窑洞中，当时窑洞破烂不堪，不通电不通水。我们自己生火做饭，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风吹动的树枝沙沙作响，吓得我俩蒙着被子谁都不敢出声。

    林场的生活，在当时全县十几个知青点，我们的伙食算是比较好的。按政策都还吃着供应粮，而且还把原来每月28斤的标准提高到33斤。虽然粗粮多细粮少，但吃饱还是没有问题，再加上林场自己还种一些谷子、莜麦、豆子之类的小杂粮，蔬菜也能自给自足，当然要吃好还是比较困难的。肉、蛋吃的很少，一个月也吃不了几次。灶上的饭菜也很单调，所以大家对场里的伙食还是常有抱怨。

      记得每月我们还能领到23.5元的工资，因为是国营林场，有别于其他知青点，据说其他知青点是只记工分不发钱。

      枣林公社有二十三个生产队，分布在九梁十八峁七十二个自然村。属于离石西山干旱的纯农业地区。全公社地无两亩平，耕地都在陡峭贫瘠的山坡上，耕种条件极差。无霜期虽长，日照也比较充足，但十年九旱，完全靠天吃饭。亩产能打一百斤粮食的耕地也不多，所以当地的农民一年四季吃不饱饭的情况还很普遍。

      梁家岔村有三百多口人，沿着三条沟散落居住，破旧的土窑洞建的七零八落，家里的陈设基本是以大瓮为主，瓮既可以放水又可以储粮。有的人家把暂时不穿的衣服鞋袜也都塞在瓮里。窑洞内偌大的火炕多数家庭只铺张破席子，少有的几家铺着油布或毡子。几卷既旧又脏的铺盖堆放在炕的墙围边。农民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一天，一个工分只值二毛钱，一年下来分到的原粮也就三百多斤，如果加工成成品粮就会更少。到了夏天地里的瓜菜刚刚能吃，家家户户基本都吃无粮饭，问他们吃啥了？都是一个腔调告你说：“瓜角角”。省下点粮食用于渡荒，也就是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最特困最难熬的季节。特别让人感到心酸的是，我们灶上煮过面的面汤，村里的老百姓抢着要，为了掩饰自己脸面上的羞涩和内心的尴尬。都说是拿面汤回去是喂猪，实际回家后都让家里人分着喝了。

      林场是梁家岔村唯一的国营单位，所以场里的每个职工都受到当地农民的羡慕和格外的尊重，我们也有十足的优越感。到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唯有林场的电灯是亮的，和林场职工熟悉的一些村民晚上还常来这里和我们聊天。

      那时我们要回趟家，得走三十多里的路，且坡陡弯急，道路崎岖不平，路上的车辆很少。所以回家一般是骑自行车，记得有一次我和陷建文骑着自行车，从家里返回林场，经过地区公路局大门，门前是通向南关的一条又长又陡的坡。陷为了显摆自己的车技，双手脱把任自行车飞快的自由驰跑，结果在半坡上手把突然一抖，人与车一起重重的摔倒。时值盛夏，中午太阳烤的地面热的发烫。他被摔的满脸是伤、嘴鼻喷血，当即昏迷不醒。吓得我大喊，正好来了一辆拉砖的汽车，我站在路的中间，拼命地招手把车拦下，好心的师傅见状帮我一起把他送到了地区医院急诊科，经抢救人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左脸终身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也摔掉了三颗门牙。

      要回家除了骑自行车外，另一种选择就是等着坐结绳墕公社的55型和枣窊公社的28型拖拉机，否则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梁家岔在三岔路口，通行的车辆都要从林场门前通过，但是道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只有这两个公社的拖拉机几乎天天跑一趟县城为本公社拉货。开始人家不让坐，我们仗着人多又都年轻，见拖拉机来了人就都站在了马路中间，几个知青还操着外地口音，大嗓门高声喊，停停停！开拖拉机的司傅有很无奈地表情拉，也得拉，不拉也得拉。当然时间长了大家彼此也就熟悉了，再到后来看到我们，司傅还主动停车让我们搭乘。

      梁家岔村南头马路边有个代销社，它是用砖横向修建的一孔长窑洞，站在马路上看，看到代销点的正立面还是一间不小的平房，面积约有四十多平米。墙上写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八个字。但货架上的商品却很少，只有几个暖水瓶、搪瓷茶杯，毛巾、肥皂，也摆几瓶髙梁白酒和包装简单的香烟。我们经常去买着吃离石副食加工厂生产的油丝饼，记得是二两粮票一毛钱一个。店里没啥东西，老百姓手中也没有钱，来店里购物的人，不是买盐，就是拿个空瓶子打点灯用的煤油，买別的商品的顾客不多。保障供给的代销社，去的人却很少，一个中年男售货员也农民身份，赚着工分站柜台，算是亦商亦农。

      代销店的对面隔着一条枣林沟，沟边的半坡上有一所小学，用几孔土窑洞作为教室，学校也只有两个老师，二十多个学生。我们上地路过学校时，还能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春节后，林场又来了第三批知青，她们是成继平、李继平、王西红、赵建平、李世平、成建荣、任恵勇、赵林保、刘文锦、王治玲十个同志。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和陷建文面试加推荐，被太原铁路机械学校录取，提前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离开了工农山林场。再一次获得了读书的机会。

      近二年的插队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也切身感受了当时的农村生活，体验了劳动的艰辛，认识了薛玉山、刘恩润、刘玉林、刘毅、奴虎、吴拯民这些为国家和集体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现在回想起来，对这段上山下乡的生活还充满自豪感。两年时间，学到了许多东西，也为自己的一生，刻上了上山下乡的时代烙印，深感非常光荣。

      由于有了上山下乡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原来的基础上，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我更懂得怎样面对困难，怎样珍惜幸福！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带着孩子专程回了趟梁家岔。看到现在的梁家岔，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用上了自来水。不少家庭还买了小汽车。村里盖起了非常漂亮的学校，有了温馨舒适的公共娱乐场所。

      只是当年的工农山国营林场有些冷清，窑洞还是原来的样子，墙面虽然帖了白色的瓷砖，但院子空空荡荡，散落着不少树叶和谷草，十孔窑洞的门都锁着，有一个老头在墙角处的地上蹲着。见我们进来，也站起来一声不吭的走了。

      我再一次踩在林场院子的地上，感叹历史的年轮，掠去了我们的青春，卷走了我们的年华，剩下的只有心中永远的回忆。

      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只是水平有限，叙述的一定不够清晰完整，文字言词的层次也不够逻辑优美，请批评指正！

      原离石工农山林场插场知青冯晋平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於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