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陆军师旅浅说
一百年前,中国的陆军制度有了一次大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陆军师诞生了。本文即试图对这次军事变革说上几句,抛砖引玉,并以为纪念。
(一)
清末的军事变革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自1894年至1900年。甲午战败之后,旧的编制已经被充分否定。有感于国破军弱,张之洞、胡燏棻等倡议按西式军制编练陆军。于是,便有张之洞在南洋练自强军,胡燏棻在北洋练定武军。后胡他调,定武军由袁世凯接统,改称新建陆军。南张北袁最可贵之处,都在于打破自洋务运动以来只重装备改进而不重编制改革的练兵方法,大胆采用西式军制,从编制体制上进行改革,迈开了军事革命的步伐。
在江南,张之洞练的自强军最初的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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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军之下,虽然仍以营为基本单位,但营之上又有了翼的组织,且将马、炮、工等兵种单位混合编入,较之以前的绿营和湘淮军都以营为平时最高编制单位且兵种单一的情形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进步。
在北洋,袁世凯接任之初,在给朝廷的上禀中,所拟定的新建陆军的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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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编制,已经形成了多级编组,其新的层次结构更加适应了新兵器与新战术的要求。虽尚未破壳,一个全新的编制结构——陆军师,却分明已经在孵化过程中了。
第二个时期,是自1900年至1904年。庚子之乱后,清廷再一次受到刺激,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建议,开始了常备军、续备军的编练。但因为那时练兵是各省练各省的,多数省份都仅立名目,敷衍了事,真正迈开步子大胆改革的,仍然还只是北洋的袁世凯和已经由南洋调往湖北的张之洞。
1902年,张之洞以湖北护军营为基础仿照日军师团的编制建成湖北常备军。其编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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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编制表中,其中的军可比作日军的师团,翼可比作日军的旅团,旗可比作日军的联队,营可比作日军的大队。和张原来所练的自强军相比,不仅是部队的规模增大了,也更加接近现代陆军师的层次结构。
同年,北洋的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常备军完善为如下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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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北洋常备军较之张之洞的湖北常备军,更接近近代陆军的编制,从各项章制上看,也渐趋完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此时在同一隶属关系中平行单位的编号,还不是按1、2、3、4来区分,而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对称法则,有两个单位的以“左、右”冠名,如“左翼、右翼”;有三个平行单位以“左、中、右”冠名,如炮队营中的“左队、中队、右队”;有四个单位以“前、后、左、右”冠名,如马队营中的“前队、后队、左队、右队”。但不论称呼如何,旧的形式中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就好象旧有的瓶子中已经换上了新酒。一个全新的陆军师的编制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
大概清廷也感到没有一个统一的练兵机构来统筹全国练兵事宜,而是由各省练各省的实在是不行,于是,在1903年底,在京师设练兵处,以统筹全国的新军编练。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以袁世凯为会办。奕劻根本不懂练兵,也懒的管事,实际上的练兵大权便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而此时的袁世凯,正以练兵为已任,且已有成绩,现在又掌握了全国的练兵实权,中国的练兵跨入了一个急速的腾飞时代。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三,公元1904年9月12日,这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由练兵处会同兵部拟定的新式陆军章制正式奏准。至此,历经甲午战败后十年的苦苦摸索,在冲破了几千年旧传统的束缚后,中国陆军完成了从旧制到新制的革命,一个全新的陆军编制单位——镇——也就是民国后改称的沿用至今的陆军师,诞生了。
新式陆军以镇为平时最大编制单位,镇以下层次设置,除将每镇所辖马标的四个营减为三个营外,其他一如北洋常备军。显著不同的是部队的番号,此时全国所有陆军各镇、协、标、独立营,其序号统一编排,不再用各省或主将的名字来冠名。如第1镇所辖为第1、第2协,第1至第4标,马队第1标,炮队第1标,工程队第1营,辎重队第1营;依次类推,第20镇所辖则为第39、第40协,第77至第80标,马队第20标,炮队第20标,工程队第20营,辎重队第20营。
可不要小看了这一变化,它不仅仅是称谓上的改变,它所代表的是军队国家化思想,是迈向军队集权的大进步。在湘淮军时代,军队番号都是突出主将个人,像什么吉字营、老湘营、铭字营、盛字营等。练兵处在上奏的《立军制略》中明白表述:“今各国军队……其编列名号,莫不由第一以至于十百,通国一贯,脉络相连,盖以兵为国家之兵,非一人所能私,一隅所能限,故将帅不能擅立主名,军队亦不得自为风气。其编列号数,大抵视辖境之遐迩,因其区域,划分次第,而章制操法统归一律,遇有征调,无论何处兵队,均可编配成军,协力攻守,无论何军将领,均可统率节制,如法指挥。”从军队番号上,一扫湘淮军兴以来自立主名,军队为将帅所私有的旧的恶习,这无疑是必须给予高度肯定的。
进入民国后,北洋陆军编制依旧,只是在1912年9月,将新式陆军的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名称改作师、旅、团、营、连、排、班。
在陆军师诞生的同时,有意无意间,还催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比师略小的合成战术单位——混成旅。
清末编练新军,混成旅不在计划之内。就和混成团、混成营一样,混成旅原本也只是一个战时的军队编组而已。清末的混成协有些不同,它是在暂时还不能编成一镇的省区先编成混成协,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但不管是战时的编组也好,过渡性的编组也好,都不是一级平时的军队编制单位。可历史却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进入民国后,混成旅出乎预料地被演变成了一个平时单位。
因没有法定编制的制约,混成旅的编成便各有不同。一般辖步兵两到三个团,骑兵一个连到一个营,炮兵两个连到两个营,机枪一到两个连,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连。不同的混成旅实力相差很大,小一些的有3千兵马,多的则逾万人,如著名的冯玉祥第16混成旅,郭松龄东三省陆军第2旅等,兵员都在万人上下。从兵种组成上可以看出,混成旅具备战斗、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全般功能,可以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至清亡时,全国编练的新军共有18个混成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陆军混成旅的番号共有34个,但成立的时间有长有短,许多番号时有时无,保持最多时不过20个左右。
(三)
自1904年北洋陆军建成,至1920年前后北洋军阀分裂这十多年,是北洋陆军建设的颠峰时代,也是整个旧中国陆军建设的颠峰时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国民党军在大陆覆亡,中国陆军的编制装备大多远远落后于列强,而且是越来落差越大,只有这十余年的北洋陆军师,就单位的编制装备来说,是完全可以和列强相颉颃的。
我们不妨以拿一战暴发时的情况做一对比:
以师属火炮来说,北洋陆军师有师属火炮54门,而当时各列强,除德陆军师是72门的编制外,其他都在36门至48门之间,只有日军师属火炮与北洋陆军编制数相同。而北洋陆军火炮的口径及性能,也尽是当时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与列强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
至于迫击炮,除德军外,全世界的军队都还没有列装,步兵旅以下部队全是清一色的步枪兵。
再以机关枪来说,北洋陆军每师装备机关枪24挺,而同时期,除俄军每师装备32外,其他国家的军队最多也是24挺的编制。这里所说的机关枪都仅指重机枪,至于轻机枪,虽早已诞生,但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列装。
和以后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陆军师相比,北洋陆军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合成化程度高。北洋陆军的师是诸兵种合成的战略单位。师不仅辖有两旅四团的步兵,还有骑兵炮兵各一个团,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是后来国民政府时期各路军队的陆军师所不能相比的。特别是一个师编54门制的75口径炮兵一个团,这样的火炮配系,是可以把后来的国民党军甩了几条大街了。要知道在国府时期,既使编制最强的美械部队,也不过是每师一个12门制75口径山炮营而已。
北洋陆军师,将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单位编入其中,使其具备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但旅、团、营各级则是单一的步兵。战时,若需要旅团营等独立执行某个作战任务,则需加强骑炮工等兵种组成混成旅、混成团、混成营等。如1913年北洋军征赣时的第六师张敬尧团,便临时配属炮兵第6团1个连,骑兵第6团1个连,机关枪2个连,卫生队、电话队各一部组成混成团。同年在反击外蒙侵略战争中的第1师李奎元团,也临时配属了骑兵第1团2个营,炮兵第1团1个连、机关枪兵1个连组成混成团。护国战争时的北洋陆军第3师第5混成旅,第6师第11混成旅等,也都属于这一种情况。
北洋陆军的旅团营各级没能编配队属炮兵,主要原因是当时火炮种类单一,团营属轻便火炮基本没有问世,是没有办法;骑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单位是可以编到旅团却没有编到旅团,则简化了指挥与管理程序,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是一种很好的编制方式。它的优点就在于战时的编组十分的灵活,还可以很方便的组成炮群。今天的美军等西方军队仍在使用这种办法,可见其科学合理性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的。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奉军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进行军事改革,采取了与关内北洋军不同的编制。此种编制是以旅为平时基本单位。奉军的旅名为步兵旅,但其性质则应属混成旅。其实际编成情况各有不同,小一些的仅辖2个团,大一些的则辖步骑炮达5个团之多。由于全军以团为单位统一编号,旅团番号之间互不连属,并无规律,如郭松龄第2旅下辖步兵第1团、第3团、第19团、骑兵第14团、炮兵第19团。从表面看上去,团似乎是一个基本的独立单元,而旅则更象一个积木式组合单位,很象美军在二战时期的编法。这无疑是代表了陆军编制发展的先进方向的。
如果要说北洋陆军师的编制有什么不足,一个是2旅4团的方块制结构,实在不是最佳的编制方案。特别是当时的西南军阀,因为也采用了和北洋陆军完全一样的编制,而由于无限制的扩军,许多陆军师的骑兵团、炮兵团基本没有,师仅辖2旅4团,比北洋的2旅4团又另骑炮各1团的情况相比就更是不佳。
再一个,是师属骑兵的编配不尽合理。在当时,就整个世界军事发展的总趋势来看,骑兵正在急剧的衰落,但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却仍有活动空间。单就中原来看,每师编一个骑兵团是合理的,但中国地幅辽阔,南北东西地形差异悬殊,而此时的陆军师只一个模式,不管南方北方,每个师的骑兵都是一个团,就显的不够灵活。正象《联军志略》中所说:“在江南,每一个师编一个骑兵连,供侦察、搜索已足够,在满蒙,则宜多编”。大概北洋军成军是在华北,没能兼顾到江南与满蒙吧。
可喜的是,混成旅这一合成的战术单位,因没有固定的编制的束缚,到是处理的很是适宜。如在南方,旅属骑兵多数不超过1个连;在中原,则基本是1个营;在满蒙又编的较多,如黑龙江的混成旅就曾以1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另加其它兵种分队编成,吉林的混成旅以2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为主编成,绥远的混成旅以2个骑兵团和1个步兵团为主编成。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编组不同类型的混成旅,这又是其歪打正着的可贵之处。
二是满员率高。一个是兵员满员率高。在国民政府时期的许多军队,你根本无法从编制表上来判断这支部队的实力,有一个师应编1万人而实力不及3千人的,有应编1个炮兵营而实际连1门炮也没有的,有名为骑兵团却基本没有战马而全靠徒步作战的。在北洋陆军存在的绝大多数时间,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对于兵员的数额,早在清末,对于刚刚练成的新军各镇,便施行了极严格的点验制度。北洋六镇成军之初,清廷曾屡派大员赴各镇实施点验。尽管朝廷内许多人对袁世凯心怀猜忌,有意刁难,但几次考验北洋各镇的结果,仍无可挑剔。以考验大臣荫昌1906年考验各镇奏折为例,以点名一项,有以下评说:“所有三镇【第1、5、6镇】人数,查与定额相符,骡马匹数,验明足额,喂养亦尚合宜。此点验三镇兵马额数之大概情形也”。后荫昌又几次考验北洋六镇,其结论均与上同。
截止到1910年,各地新军已编成镇的满员情况是:第1镇,12524人。第2镇,12468人。第3镇,12636人。第4镇,12504人。第5镇,12504人。第6镇,12599人。第8镇,11204人。第9镇,9044人。第10镇,7233人。第17镇,未详。第19镇,4486人。第20镇,5357人。第21镇,2542人。第23镇,8231人。
按当时的镇的编制数额为12512人,由上列各镇实有官兵人数,可以清楚地看出北洋六镇的满员情况,看出与其他各镇兵员编制足额率的对比情况。
清末是如此,到了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其编制的满员率仍是如此。以护国战争时北洋军实力统计为例,第6旅5000人,第7师(欠1团)6000人,第8师(欠1团)8000人,第12旅4000人,第4混成旅4000人,第13混成旅4000人,第16混成旅(欠1团)2000人,第5旅5000人,第11旅4000人,第20师(欠1旅)6000人,第2混成旅5300人,第7混成旅5700人。由此大抵看出,除第7师(欠1团)兵力稍弱,其它基本是满员的。
另一个是装备满员率高。在整个旧中国,步枪基本上可以保证满编,限制陆军师装备的瓶颈主要是火炮,北洋陆军的火炮满员率如何呢?网上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国军大陆时期炮兵史》,说北洋陆军的火炮徒有编制,全是空架子,笔者对此实难苟同。
在此我引用北洋军史资深网友西塞罗在《晚清炮兵发展概略》一文中统计的北洋六镇火炮实力:
“近畿陆军第一镇……炮一标装备有日造七生半陆路炮十八尊,格鲁森五生七陆路炮和过山炮各十八尊。
“直隶/近畿陆军第二镇……炮二标的火炮均为1903年从日本购入装备,较为整齐,计有日造七生半二十九倍身长管退陆路炮三十六尊和日造七生半十三倍身长速射过山炮十八尊。
“近畿陆军第三镇……炮三标的火炮均为德制,但炮式较杂,原有克虏伯七生半轻重陆路炮三十六尊、七生半速射过山炮十八尊。1907年调赴东北驻防时,将一营克虏伯陆路炮十八尊上缴,更换为一营格鲁森过山炮十八尊,变成一营陆路炮和两营过山炮。
“直隶/近畿陆军第四镇……炮四标在初成时,炮式较杂,装备英、德制的七生半陆路炮三十六尊和湖北、江宁制造的五生七过山炮十八尊。以后将杂制各炮全部更替,换装为日制七生半陆路速射陆路炮(三十六尊)和过山炮(十八尊)。
“近畿陆军第五镇……炮五标装备有克虏伯七生半三十倍管退陆路炮三十六尊、克虏伯七生半十四倍身长管退过山炮十八尊。
“近畿陆军第六镇……成镇时将原武卫右军、自强军旧炮上缴,更换为新式的法国克鲁苏七生半陆路管退快炮三十六尊、克鲁苏七生半过山管退快炮十八尊。”
西塞罗在网络军史圈子里,尚以考证严谨缜密著称,其所用数字,均标明出处,可一一对照(笔者引用时略去)。从这六镇的炮兵实力上看,我实在看不出它“空”在哪里。
1906年,清新军在彰德举行秋操(即于秋季组织的红蓝实兵对抗演习),组成南军与北军。南军由第8镇全镇与第29混成协全协组成,共装备陆路炮36门,过山炮54门。北军由第5镇抽拨的步队1协,马队1标,工程队1营,第6镇抽拨的步队1协,第4镇抽拨的炮队1标,编成混成第5镇。又由第1镇抽拨步队1协,马队2营,炮队2营,工程队1营,编成混成第1协。整个北军共装备陆路炮54门,过山炮36门。
由此可以读出点什么呢?至少可以读出,参加秋操的两个镇是按编制编满了54门炮,两个混成协没有法定编制,却都实有炮36门,这恰恰是两个炮兵营的满编数。实际上,调查北洋陆军在清末民初时的炮兵装备,往往是该编多少就有多少,一个炮连也不缺,一门火炮也不少。
三是训练程度好。北洋军的训练,分制式教练与战斗教练。这两者,北洋陆军做的都相当不错。当时,有对袁世凯怀有各种猜忌心理的清廷大员屡屡上奏,谓袁世凯练兵中看不中用。此说对错参半。中看说对了,不中用则未必。袁在练兵时,的确十分注重制式教练,并将其看成是养成良好军纪的途径,称制式教练为“军纪操”。陈夔龙在《梦焦亭杂记》中记述:“文公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辩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以上文字,可见其时袁世凯练兵之一斑。而陈此行还是奉旨陪同荣禄前往查办袁世凯时所写的文字,其客观价值自不必说了。再如曾参奏袁世凯的考验大臣荫昌,在考验过后的奏折中多处却有这样的文字:“步、马、炮、工、辎各队教练进退敏捷,动作合法,官长调度指挥,因地易形,颇为灵便……综观三镇,虽各瑕不掩瑜,而章制、操法大致已臻完备……总期备国干城,足胜御侮折冲之任……奴才窃喜其成效足观,缓急尚属可恃”。
制式教练,就是今天仍旧在我军执行的队列教练,袁将此制式教练命名为“军纪操”,是太恰当不过了。依笔者二十多年的当兵带兵的体会,哪个连队队列成绩好,其士气、作风必占一流,各方面成绩必定优秀,此乃任何一个带过兵的人到最后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也是古今中外军队都要花许多精力进行队列训练的内在原因。
在战斗教练上,先是有《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的问世,后又有《新定步兵操法》的出台。特别是后者,其问世于1910年,此时新军已按新军制运行,此《操法》可算是量体裁衣,颇合时尚,许多观点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是一部划时代的兵学论著,有着里程碑的地位。进入民国后,《陆军军队常年教育顺序令》、《陆军教育纲领草案》、《平时军队参谋训练条规》等有关军队训练的条令条例也相继出台,为军队的训练提供了法治化正规化准则。
清末,由于袁世凯执掌了新式陆军训练实权,于是,“倾全国之财,练六镇之兵”。清亡前,北洋各镇连续数年举行秋操。比如1905年的河间秋操、1906年的彰德秋操、1908年的太湖秋操、1911年的永平秋操等,每次秋操动辄数万人。当过兵特别是组织过实兵对抗演习的同仁可能有体会,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带实兵的对抗演习,就是到了今天,又谈何容易,何况一百年前。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秋操,提高了北洋军的战斗力,也锻炼了一大批军官,为以后北洋军的大量繁殖提供了干部资源。民初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郭松龄、李景林等,都以擅长练兵而闻名,所带部队亦成当时劲旅,其基础即奠于此。到了民初,军队的训练仍保持了北洋练兵时的一些好的传统,并吸收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当时是有一定先进性的。1919年,皖系参战军第一师在进行混成旅攻防对抗演习和步炮协同演习时,曾邀请在华外国武官参观,赢得了较高赞誉,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北洋陆军的师旅在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生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法码。今天,当我们说到北洋陆军的某某师或某某旅,比如说到第3师、第6师、第16混成旅等,就象说到美军第4机步师、第82空降师、英军第7装甲旅一样,能让你充分感觉到它的份量。而如果说起抗战后期和四十年代末的某一个师,你是无论如何找不到这种感觉的。冯玉祥武穴停兵,不过一个混成旅长,马联甲发动安徽政变,也不过一个混成旅长,臧致平、杨化昭离闽入浙,都不过一个混成旅长,但却每每使政局产生严重动荡。这些还都只是一个混成旅而已,何况一个师呢。当年吴佩孚率第3师自湖南前线回师北上,孙传芳率第2师离鄂经赣入闽,尽管不是战斗行动,却都引起当时军界政界极大震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的一书的大事,可见其所占法码之重。其实,那时的某个师长和混成旅长,哪怕是兵马一动不动,只是发个通电,就足以使政局的天平产生极大倾斜,可称的上是呼风唤雨,举足轻重。
那时的军阀,可以不当省长,可以不当督军,却不能不当师长。在北洋军阀控制的省区,各省的军政长官(不同时期称都督、将军、督军、督理、督办等,特别区称都统)多数都要兼任一个师长,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难以罗列。不仅如此,许多军阀即使当上了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巡阅使,官居上将了,也依然紧紧抓住师长的权柄不放。比如吴佩孚,在任直鲁豫巡阅副使时兼任第3师师长,后来任两湖巡阅使,仍兼第3师师长,再后来任直鲁豫巡阅使了,还要兼任第3师师长。其它还有任苏皖赣巡阅使仍兼第6师师长的齐燮元,任热察绥巡阅使仍兼第13师师长的王怀庆,任闽浙巡阅使仍兼第2师师长的孙传芳,任两湖巡阅使仍兼第25师师长的萧耀南,任陆军检阅使仍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等。在北洋,除了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没有再兼任师长外,全部的巡阅使都兼了某一个师的师长。
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兼了督军、巡阅使等高官才使他们师长的身份得以显赫。正相反,而是因为兼了师长,才使他们督军、巡阅使的官真正的象了个官。在那个有枪才有一切的年代,也只有抓住个把师旅,你才有说话的份量,不然,再高的官也是空的。比如冯玉祥的陆军检阅使,如果不是兼任了第11师的师长,恐怕他这个上将检阅使也会象抗战时的军风纪巡查团的上将主任委员一样变的无声无色,还不如个连长能有所作为。
到1920年直皖战争暴发,军阀混战开始,其军队建设开始走下坡路。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各派系,包括战胜的奉系,都元气大伤,各大的派系复又分裂成更多的小的派系,互相之间你争我夺,混战不已。为了打仗,所有大小军阀都在疯狂地扩军,有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其兵力增长到五倍、十倍以上。到1926年底,由北洋军阀繁殖和收编的军队从番号上看已达200余师,300余混成旅。在混战开始后的前两年,由于大量破产农民为军阀混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各师中步兵的满员率还是可以得到基本满足的,但中国的兵工生产因饱尝战火,步枪的生产还勉强可以拼凑,火炮的生产却再也无法满足频繁的消耗和急剧的扩军,于是陆军师的满员率越来越差,骑兵团无马,炮兵团缺炮的现象已经相当的普遍。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各师旅已经很难说的上按编制配备。以驻豫岳维峻部为例,全军11个师,20个旅,有炮仅30门,平均每个师旅还摊不上1门。到了北洋末期,兵源亦呈枯竭,连步兵也难以保证按编制数配齐了。北伐战争时,五省联军之闽军第1、第3、第4、第6等4个混成旅的兵力加起来,还不足5千人,即使有着很长历史的中央陆军第19师,全师兵力也已下降到不足3千。兵员数量是如此的缺额,训练的质量则更是不堪一提。不数年间,这一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享有极高地位、编制最是先进、装备最是精良、训练最是优秀的第一代陆军师,就这样走到了它的终点。
(写于2004年10月,改于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