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河传》看萧红

文/弋一

透过历史的尘埃，萧红仍穿行于浩荡人间。

by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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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9年5月，重庆被炸，聚集在重庆的大量文人墨客及各党派人士纷纷从重庆撤离。端木蕻良与萧红也是如此。

但萧红对端木心存失望，他的提前撤离，让萧红内心动荡，充满不安全感。

1940年1月末，29岁的萧红拖着病体从重庆抵达香港，与端木蕻良汇合后，开始在病榻上写下《呼兰河传》。

此时，距萧红祖父离世已经过去近是14年，距鲁迅先生去世已经近4年。

祖父、鲁迅、萧军、端木蕻良，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男人。但除了祖父和鲁迅之外，剩下的两个男人，全部多多少少带给过萧红伤害。

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这就是她为什么擅长写苦难。她的作品离人、生活及人们所生活的时代很近。所以，萧红笔下的贫穷和苦难才真实。

而写作对于萧红来说，更是接近于信仰般的存在。它是她生活的唯一出口，她把写作当成吃饭喝水一样的生活必需品。但长年累月的物资匮乏、挨饿受冻，让萧红的身体日渐衰弱。直至萧红离开重庆时，她的病症已经十分严重。

在翻阅萧红大量影视、文学作品之后，我意识到，萧红大概自觉生命不久，便开始追忆自己短暂的人生。此时，充盈在萧红心中对于人世的眷恋，大概全部留给了她的祖父，以及有祖父的童年。

《呼兰河传》写到第三章，萧红才提及自己的祖父，她说：“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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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曾这样回忆她面对祖父病重时的情绪：“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被铁丝网住了。”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她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内心一定是悲切的。

从《呼兰河传》第三章开始，基本上都是祖父与她之间发生的互动，让人惊讶的是，2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萧红眼前。她没有任何阻碍，完整地、具体地、细节化地叙述了成长情节，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记忆这段岁月的。

可能因为一生太过颠沛流离，祖父成为一生中极少能给予萧红精神温存的人，所以对于祖父的记忆，让萧红在人生尽头，意识到源于自己内心最原始的爱与被爱的能力。

这里要提的，是某次一位友人在席间对萧红说鲁迅对她像是慈父，而萧红反驳说，应该是祖父。我们便能得知，祖父对于萧红的意义。

作为萧红生前最后的作品，它问世之初，并没有收到太多关注。同时期其他作者写作的内容都与政治、党派和事实有关，《呼兰河传》的题材、内容，离当时的时代变革太远。

萧红的写作是“回溯式”的，是远超时代的。人们从战乱来到和平年代后，才重新审阅《呼兰河传》，才赋予它应有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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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萧红发生兴趣的呢？

大概是2016年，我刚到北京，与朋友一起撸串时，偶然聊起文学。他吞下一口啤酒打了饱嗝后说，觉得我一定会喜欢萧红。

2017年1月，我独自抵达青岛，几番辗转之后，最终与萧红故居的开放时间失之交臂，我便摸着青涩的石砖墙，呆滞了几秒。

冬天的青岛很冷，我坐在鲁迅公园里，听海浪拍打在礁石上的声音。冰冷的日光下，我第一次阅读了萧红的《弃儿》。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中的女子正是萧红自己。

后来，我了解到，萧红至死，都没有寻找过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可能终身都不知道，自己有个才华横溢、倾城倾国的母亲。

萧红是1942年1月21日在香港病逝的。1941年12月底，香港被日本轰炸后陷落。这对于当时病入膏肓的萧红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她没办法逃离，也无法接受很好的救治，她的生命，是宿命般地终结。

在电影《黄金时代》里，曾真实的展现了萧红在香港被轰炸时，躺在摇曳的床上，伴着昏黄的光线绝望地诉说着对于萧军的惦念。她心里对端木蕻良的懦弱和自私是绝望的。

后来，萧军的故事大多人都知道，他家暴妻子、花心风流，放到现在来说是典型的渣男。但反观端木蕻良，却在萧红死去的18年间始终怀念她，并最终要求自己后来的妻子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在香港萧红埋葬骨灰的地方。

萧军也承认，萧红文学才华高于自己，但在感情方面无愧于她。至于有愧无愧，我们的确不好评判，大概事实只存在于当事人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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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离开重庆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主持鲁迅去世三周年纪念会。鲁迅，更是萧红终生敬仰的人，她曾多次写下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全部成为文学界评判鲁迅生平的重要依据。

萧红写鲁迅，具体到先生接待客人的烟和自己抽的烟、先生爱吃的东西、先生如何读书写作、先生外出是否打伞，甚至于先生说话的语调、情绪，以及先生如何与海婴相处等等。

她对鲁迅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她与鲁迅之间的情感是深刻、辽阔，但又含糊不清的。她陪伴鲁迅直至鲁迅重病期间。当时，她描述许广平面对鲁迅疾病时的勇敢、端庄、镇定，她是敬佩许广平的。

但可惜的是，鲁迅离世时，萧红正在日本。在此期间，萧红与鲁迅之间没有任何书信往来。萧红独自在日本时，并不通语言，所以直到鲁迅去世两个多月，萧红才回国给鲁迅上坟。

人生的错过是交织的，鲁迅的死，对萧红来说，犹如另一个祖父去世。鲁迅走后，萧红的人生中，是真正的“再没有祖父”了。

而她终生做一个无党派人士的愿望，在一本《呼兰河传》里得到了圆满——那是她对生活的所有向往。而她现实的处境是病魔缠身、居无定所。所以，她在《呼兰河传》中，多次说，“我的家乡呼兰河是荒凉的”。

荒凉的恐怕不是家乡，而是她的内心。仿佛大雪茫茫的故乡中，留下的一串孤独的脚印，她在这个世界上禹禹独行，孤独的过完一生。

身边很多人质疑萧红，觉得她是“作”死的。但我却从萧红身上，看到了时代女性的悲哀，甚至在心底问自己，即便是现在的我们，有几个能有勇气，选择萧红走的路，面对萧红的人生？

萧红无疑是倔强而勇敢的，她走后，生活依然继续着，仿佛她自己写的：“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世间仍记得萧红，如同记得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