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最近看了一些知识分子方面的书，不由得联想到去年杨绛去世引发的民众热议。

我记得当时不少媒体和公众指责杨绛及其丈夫钱钟书，觉得他们在建国之后闭门读书而不问民间疾苦的行为，有失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对此，徐贲和张鸣等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开始讨论知识分子有无沉默权的问题。

其实，当众人在争论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已经提前假想了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拥有的形象。可是又有几个人想过，究竟何为知识分子呢？这一根基问题不弄清，其余争吵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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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郑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和同等学力者”，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观点，那么与杨绛、钱钟书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多了，这些人和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学识的高低。

根据这个说法，现今成百上千万拥有大学学历的人，都可以被成为知识分子，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要求大学生必须替民请愿、伸张正义了？我们深知“发表言论”的代价，那为什么要苛求钱钟书和杨绛这样的人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知名度高，在学识上受众人敬仰？

对此，有媒体人用阿拉伯文学理论家萨义德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进行反驳。这个定义是：

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那种不受政府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

这个说法确实更加具体，而且深受一些国内意见领袖的认可，比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曾在去年的“罗辑思维读书会”节目中肯定这一说法。当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崇高认知，成为一部分人的共识，那么像杨绛、钱钟书这样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就会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且领军人物自然有别于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理应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然而，如果进行词源上的探究就会发现，“知识分子”的原意并不像萨义德说的那样。王增进在其著作《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一书中谈到，当今多数中国学者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错误地把俄、法词源中含有的“批判”和“反叛”的含义，当成“知识分子”本意的一部分，但在事实上，这个词在英语词源上历史更久，且英语含义才是当今世界主流学者公认的。

在英语词源中，知识分子指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或受过良好教育者，或富于理智且辨析能力强的社会文化精英。而且按照西方学者进一步给出的定义和分类，知识分子只能是：

指那些智力水平较高、对自然或社会怀有一贯而浓厚的探索兴趣并有所创新的人。

这样说来，难道知识分子就无需具备关心世事、敢于发声的特质吗？也不尽然。在王增进的探究中，知识分子自出现以来，就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心自己专业内的研究而不太关心社会现状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可称为科技知识分子或体制内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对社会现状强烈关注，总以真理代言人和正义担当者身份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的，他们也可称为人文知识分子或体制外知识分子。

成为哪一类，取决于知识分子自身，他们不该被舆论要求或定性成为后一类。就普世价值而言，关心社会并不比钻研学问高尚，就像写《围城》时候的钱钟书并不比写《管锥编》时候的他更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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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谈，那就是中国学者为何选择性地忽略了“知识分子”英语词源中的含义，而大为肯定俄、法词源中的“批判”等内含。

对此学者金雁的说法很有道理。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属于“士”这一阶层。春秋战国时期，士就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他们的目标是入世报国，同时不仅要有很高的学问造诣，还需具备道德操守，“志于道”又“从道不从君”，敢于批评权贵的不合理行为。

隋唐科举制兴起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共识，其中所学儒家经典就要求为士者为官，要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对于那时的读书人来说，参政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参政必然就要担起所谓的公共责任。

虽然清末科举制被废除，但读书人上千年的“入世”或参政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果一个读书人被众人视为知识分子，而他却只是闭门造车，不为民间发声，那么注定会受到不少人的鄙夷。

基于此，中国不少学者喜欢从《何为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索求“批判精神”与“独立立场”的含义，来作为对知识分子评判的标准，并且公开言说这种标准，诱导公众情绪。因此杨绛刚去世时，本该得到的尊重却被舆论的质疑打得粉碎。现在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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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探讨，我们至少应该明白，知识分子可以为民请愿、公开发声，但这不是必须的。批判和自由独立的精神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但这种信念只能是主动选择的，而不是被人或舆论强加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有选择沉默的自由。

可能有人会说，选择沉默不就是软弱吗？确实，如果与蔡和森、恽代英、夏明翰等英勇赴义者相比，他们当然软弱。可是，如果深入探究一些知识分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选择沉默的苦衷。

不敢多说，咱们来看看 1922 年入党的知识分子瞿秋白。这个质朴无比的人，在 1935 年发表的文章《多余的话》里，诉说自己不适合从政，他 “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他只希望混迹于随便一个小镇，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

当时这篇文章并未被当权者发觉，不幸的是， 1962 年司马璐出版的《瞿秋白传》再次刊出《多余的话》，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高度重视，进而将此作为“革命意志动摇”的罪证，在“文革”中将瞿秋白列入叛徒名单。这还不算完，瞿秋白死后，不仅被挖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和折磨。

《多余的话》中的话语已经非常温和了，但瞿秋白还是因言获罪，直至死无全尸，还连累了家属。类似的事例不在少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避免自己的话成为“多余的话”，唯一的方式就是不说话。要知道，杨绛就长在那个时代。

我们可以将“不说话”可以视为一种软弱，但是当黑暗大潮在强权的裹挟下吞没了一切，普通人已经随波逐流，难道知识分子就有免死令牌吗？这种时候，“不软弱”已经成为了崇高的理想——现实中的人，软弱是常态。

当所有人的现实都是一片荒原时，凭什么要求知识分子的世界万物生长？

历史学家杨奎松提出，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的立场与批判精神，通常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经济自立，二是有言论空间。如果一家老小的饭碗甚至性命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同时又没有远渡重洋的财力，这时候要知识分子保持理想信念，坚守真理与道义，冲破罗网，敢怒敢言，怎么可能？

总之，知识分子需要被当做普通人一样来尊重，任何人都无权赋予他们道德上崇高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