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河卒
雪中芝加哥：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
1. 此时此刻
可能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在大雪封城的芝加哥提早醒了，大约是四点。
凌晨四点醒来是一件略微尴尬的事。如果早一些，比如三点，可以欺骗自己现在还是午夜，尝试接着睡；如果晚一些，比如五点，则可以勤奋之名工作。
四点，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疏离感。
需要一点音乐。
这个时候比较适合的是轻一点的爵士。爵士有一个好，就是它的毫无目的性。它不像古典那样太结构化，使人难以寄托情绪；又不像流行和乡村那样，过于为明确的情绪左右。
尴尬时刻，正是写东西的机缘。就像爵士人生，到哪算哪，随波逐流，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
2. 身份危机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
Identity Crisis。这个不好直译。如果我在中文语境里说身份危机，大概听到的人都会以为我是指绿卡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我的确还没有拿到，甚至还没有申请绿卡。所以这么理解，除了粗暴一些外，倒也没有什么不对 — 除了貌似正确的粗暴的世界观，有时候恰恰是问题之源。
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个微妙时刻是至关重要的。
一次是和朋友一起玩桌游时。Ellies，秘鲁移民二代，业余杂志插画师，地理学学生，在一个小本子上涂鸦我的脸。她画了一个正方形，代表我的脸，然后里面有两条线，代表我的眼睛。这个当然和我的自我想象相差很远。因为我一直认为在亚洲人中，我的眼睛是大的，脸是瘦的。于是我觉得这是Ellie创造出来的新风格，有点类似于国内的漫画人物张小盒。
然而并不，Ellie开始画另一个朋友Addie的时候，却又不张小盒了。脸是三角形，眼睛也成了圆的。
如果Ellie是星巴克的员工，而我是愤怒的韩国女生，我可能会找经理投诉被人画了“chinky eyes”，这样就会有一张优惠券出现来补偿我的精神伤害（相关新闻）。
但我和Ellie很熟，我明白身为少数裔和民主党支持者，她不大会有歧视的问题。她之所以这么画，唯一的原因就是，以美国街头面孔的平均水平，我的眼睛真的很小，脸也真的比较接近方形而不是圆形。
如果Ellie是对的，那我就是错的。我必须承认，之前三十年形成的自我形象在美国语境中是不“客观”的。我其实长得像张小盒。
张小盒长这样
另一次是在办公室中。我的办公室朝西，窗外有一棵银杏。到了秋天，银杏叶先是变黄，而后逐渐脱落，下午三四点钟，太阳从窗户中晒进来，正好覆盖我的背部 — 如果我不失时机地将椅子略微向后移动的话。
太阳向我传递能量以后，我思绪就渐渐飘起来。
有一次阳光降临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身份标签。在美国，人们会怎么看待，归类我呢？显然，我最有辨识度的标签是“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如果把这个标签从我的人生中拿掉，我还剩下什么呢？
恐怕不会太多。
我的身份几乎完全建立在职业之上。显然，这是有点扭曲和孤独的人生。
如果要稍微为自己找一些借口的话，我也许可以把一部分责任归咎于我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虽然我没有完全被“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这种可怕的话欺骗，但或多或少在潜意识里也总是在期待：
只要我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整个人生就会顿时变得幸福起来。
一个公式。一张绿卡。一个大学教席。
目标不断改变，后果却是一样的。我回避和忽视着周围人的感受，像一个赌徒一样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精力放到工作上，把自己变成一个枯燥的人，然后毫无理由地期待着幸福的所有要素自动降临。
但是，就算我所有的中学老师因为沉重的负罪感集体排队像旅鼠一样跳海，我人生的扭曲程度也不会因此减少。
话说起来，一个长得像张小盒的中国博士后，在这个世界上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分别呢？
真是令人失望的秋天啊，不是吗？
3.一百五十年美国梦
踌躇满志的随机布朗运动
近来，我眼前常常浮现这样一个图景：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许许多多帆船，尽力与风浪搏斗，踌躇满志地想要驶向设定好的目标。可是他们轨迹的加总，并不比一个随机布朗运动更有规律。
1850年左右，华人来到旧金山淘金，这是美国社会第一次大规模迎来中国人。十万华人仿佛迁徙的候鸟，远渡太平洋。一些人死在海上，一些人死在金矿山脉里，还有一些人稍后死在横贯美国东西海岸的铁路工地上。若干年后，少数人回到了家乡，发现寄回家的钱被抽大烟的亲戚挥霍一空。
淘金的中国人
一百五十年后，华人再次大批来到旧金山一带。旧金山已经没有了金子，取而代子的是无数互联网公司。他们换了名字，不再叫gold miner，叫做data miner。至于男女比例、工作价值观、生活状态，他们与一百五十年前很难说有太大的区别。
同样廉价的勤奋，同样压抑的感情，同样脚踏美利坚土地，但生活在对中国的想象和谈论里。文学城，mitbbs和微信朋友圈取代了侨报，Affirmative Action取代了排华法案，竞争对手从非洲人和北欧人变成了印度人。
涌入硅谷的中国人
Iris Chang在The Chinese in America里记录道，1850年的旧金山，92%的人口是男性，90%的人口在15-44岁之间。她转录一位女性的日记，说之前从未有人赞叹她的美貌，但到了旧金山之后。在诸多对她产生兴趣的男性朋友中，有一个人骑马走了四十迈，翻山越岭，只为了亲眼来看她一眼。
2014年左右，一个中国大陆知名的相亲节目，到北美西部做了专场，统计得知，报名的人数中有60%的男性有博士学位。一些人开车四个小时来参加节目 - 显然这个距离远远超过了四十迈。
从夜以继日地晃动淘金的筛子到夜以继日地写代码，对于许多华人来说，也许美国梦只是一个生存策略，他们从未真的热爱这片土地，也从未曾真正找到融入这个社会的方式。
4.中国逃兵
在我的祖国，日常生活就像火锅，丰富、混乱、没有主题。最后，你总得学会和其他菜相处。
人与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博弈、钳制、侵犯、羁绊。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下很大的一局棋。每一个人都试图将别人列入自己的人生计划，也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别人的人生计划。
这一切迅速地将任何寻找自我的尝试淹没。就像火锅里一粒翻滚的牛肉丸，谈论自我是可笑的。
那么人们怎么思考，了解，定义自己呢 — 如果还有人企图做这件事的话？
只要我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整个人生就会顿时变得幸福起来。
简单的表达掩盖着复杂的思绪与考量。看起来是简单的世俗成功学，实际上却可以是在世俗伦理的掩盖下，逃避社会关系的侵蚀，寻找自我的尝试。
就像美剧《绝命毒师》的主角老白，他口口声声走上制毒和逃亡之路是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巨额生活费，把自己塑造成家庭价值的忠诚守护者和反抗残酷医疗保险制度的孤胆英雄，其实归根结底只是为了自我实现。只有剃光了头发，戴上了黑色礼帽，变成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枭海森堡，他才完全从公立中学高中化学老师的平庸生活中解放了自己。
将自私隐藏在道德之下，将社会用于辖制自己的思想禁锢加以利用，最终将不公平的后果放大后施加给周围的人（“我一直在拼命学习/工作赚钱，你还要我怎么样？”），这是我曾经的人生，也是许多人的人生。
多少人还在向往这样的人生，多少艺术作品还在歌颂这样的人生？有多少人还在主动或者被动地牺牲？
剧终，老白在赴死前向妻子坦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他从没有像他一直宣称的那样，真的把家人放在第一位。死比平庸容易，慢慢释放的爱比一次泼洒的爱难。他选择了容易的那一条路逃，让失业的妻子和残疾的儿子守着一堆永远被联邦调查局盯着不能花的钱，在艰难时世活下去。
他的妻子哭了，走的时候，她没有回头。我也看哭了。我从没有勇气向受过同样伤害的前女友，以老白的方式坦白心声。
老白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来到了异乡，一个生活的逃避者终将反被逃避策略所击倒的土地。
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华人，变成了过河之卒，棋局孤子。在中国发展出来的特长成了巨大可怕的惯性。在原本孤独的国度，具有孤独本领的人，除了提供廉价中餐的当地中文教会，他们和他们布满雾气的厚镜片和旧棉袄一起，无处可去。
深夜，走出了办公楼的大门，世界像是沉到了水底。我在水底慢慢地走着。
5. 科学家俱乐部
关于我参加过的一个科学俱乐部，你在网上能搜索到许多激情澎湃的，仿佛打了鸡血的、对未来的展望和回忆录。令人尴尬的是，其中不少是我写的。
一开始是张和其他在北京的几个“灵魂中燃烧着不可言喻之火”（出自中文版圣塔菲研究所传记《复杂》）的几个年轻朋友形成的一个小圈子。从创立之初，这个圈子就有一种浓浓的介于原创和山寨，民科和科学之间的独特气息。
我认识的几个早期成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过现代科学的系统教育，但又对现代科学无法有效回应的问题，中医、气功、灵异现象等异常感兴趣。现在看来，他们或多或少把自己青春的荷尔蒙和对自我的困惑寄托到这些虚无的，逐云追梦般的追求上去了。
只要我想明白易经八卦的原理，整个人生应该就会顿时变得明白起来。
大致也是怀着这类想法吧。
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和我同龄，当时本科毕业不久，到北京闯荡。他来北大找过我几次，留着稀疏的胡子，穿着宽松的衣服，据说是向鲁迅学习了如何不激发自己的欲望。当时渴望爱情，又因此感到羞愧的我对此十分敬佩。几年前又见到他，他告诉我，他去终南山隐居了一两年，并不如意，又回到了北京。那时他和一个看起来较为成熟的女性一起，在五道口开了一家禅茶馆。
刚认识不久，廖，刘，和我三个人一起，曾经坐很久的公车，去京郊一个北京化工大学退休老教授的家里观看特异功能表演。
预约的特异功能人士到底没有出现。我们观摩了一些神迹遗留物，大于玻璃瓶口的硬塑料球，密封盒子里的药丸等等。另外还看了一些老教授亲自拍摄的实验录像，展示了功能人士隔空移物、意念胶卷显影等绝活。
除了震撼三观的视频外，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地的葡萄好吃到令人难为情 — 已经无暇顾及礼仪。后来老教授摆出别的水果，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也许是想给自己留点葡萄，但是作用不是很大。
我加入的时候，科学家俱乐部圈子已经有点换血的意思。此前的活跃者渐渐淡出，新的血液大多不太相信气功、灵异现象这些东西。 话题也更多地到了控制论、多主体建模、复杂网络这些“新科学”的东西上面来。
在国内有一个有趣现象，就像经济发展不均匀一样，知识的扩散和普及也是极度不均匀的。尤其是十年前，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也许是因为和世界时钟不同步的缘故，不同年代的知识热点可以被当做是同样新的东西，放在一起粗糙地讨论。所谓的“山寨感”，有一部分原因即来自于此。例如控制论是五六十年代的东西，多主体建模是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复杂网络是21世纪初的东西，对当时的我来说，却都是同样“新”。我仿佛跨进了一个新的大门，如饥似渴地了解着物理和计算机的知识，急迫地想要摆脱自己的文科生身份。
只要我成为一个科学家，人生应该会变得秩序井然和幸福起来吧。
理科思考方式的快乐，与有共同兴趣的同龄人交流的快乐，让我觉得自己置身乌托邦。嘈杂和混乱的社会关系，没有头绪的工作，失败的恋爱尝试，迷茫的人生，都一笔勾销了，不重要了。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科学，长风万里送论文，对此可以酣高楼。
我们后来总说，这个俱乐部是有趣的人相遇的地方，可是它同样也是失意的人相遇的地方。科学是我们的大麻，我们谈论世界以外的东西，暂时忘了失意人生的挣扎与哀愁。
俱乐部内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报告。王从物理学历史里，总结了“科学的四重境界”：第一层境界是搜集数据的第谷；第二层境界是归纳出数学模式的开普勒；第三层是提出动力学机制的牛顿；第四层是领悟相对性原理的爱因斯坦。每上去一层，模型就越抽象，理论也就越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实这四层是去人性化（dehumanize）的过程。越往高层，思考越与日常的生活经验无关，思考过程越需要摒弃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好像你盯着宇宙深渊看，深渊也盯着你看，最后你成了深渊的一部分。又好像修禅，你过了桥，又拆了桥，不再回头。
这个报告极大启蒙了人们，我们纷纷惭愧地表示，自己搞的科研境界太低，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组织了各种讨论会，倡议要借着“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的东风，把现在还停留在第一层境界的社会科学向第二层，甚至第三和第四层推进。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历史将会永远歌颂我们这些把社会科学变成物理学，让人们忘记平庸生活烦恼的解放者们。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随着俱乐部不停地扩张，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人抱着各样的目的加入。“四重境界”理论，了解和推崇的人也不再那么多。
2016年俱乐部开始一系列商业化尝试，在我看来注定会改变俱乐部的风格。靠着一群失意者，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帝国呢？就算建成，那也不再是失意者的乐园。也许唯一需要做的，是劝说大家节制吸食科学大麻，鼓励大家在真实生活中付出艰难却必有回报的生活努力。而不是利用全世界竞相追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浪潮，从失意者摇身一变成为时代领袖，把可以借此逃避生活的幻觉散播给更多人。
用对别处的想象取代此地的决心，用对未来的想象取代当下的努力，用对虚幻世界的想象缓解真实生活的痛苦，我不是第一个，也大概不是最后一个，俱乐部圈子不是第一批实验者，也不会是最后一批。对于成年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逃避总要付出代价。当别处成了此地，未来已经到来，虚幻世界里也同样有了痛苦，该怎么办呢？做下一场梦吗？
有一次我夜里去芝加哥城北找朋友，发现一家咖啡店叫“宇宙虫洞咖啡”（The Wormhole Coffee）。它里面摆放了一台Macintosh，旁边是一叠用光盘做的杯垫。另外一个架子上放着一些《星球大战》里的飞船模型，最后，在店后面的一个高台上，放着一架和《回到未来》里一模一样的车：
回到未来里的车
未来已经到来
三十年前，《回到未来》拍摄时，设定的未来时间是2015 年10 月21 日。
原来未来不但已经到来，而且已经在无声无息中过去了。
我们已经活得更好一些了吗？我们会活得更好一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