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清明上河图》的世界（四）——商业

宋代可谓是我国封建历史上商业空前发展的时代。虽然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令人瞩目。宋代的城市商业，无论是从发展深度还是发展广度都远超前代，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此，很多学者将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誉为“商业革命”或“市场化、城市化革命”。

宋代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般经商的热潮，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给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乃至时尚风俗、服饰、饮食、婚姻丧葬、居住交通等等全方位的深远影响。探究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一下几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朝鼓励商业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会鼓励商业的发展呢？这应该跟宋朝的对外策略有关。宋朝的皇帝不想和边疆少数民族发生战争，而想用金钱换取和平。那么钱从哪里来？自然从百姓头上来，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百姓富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鼓励商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为宋朝的这种对外策略服务的。此外，宋朝的商业繁荣几乎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宋朝的时候出现了“市”，并且市和坊（居民住宅区）实现了融合，在营业时间上也不受限制，空间和时间上的这种突破，使得民间的商品买卖更加繁荣。其次是因为宋朝出现了很多娱乐场所，这就使得商业贸易不再仅限于物质的交换，还涉及到了精神层面的服务业。在对外贸易上，宋朝不像明清时候的闭关锁国，而是大力鼓励海外贸易，这就扩大了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朝出现了交子，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纸币，这对于中国后来的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因为纸币方便携带，对于商业有促进作用。以上的这几点，共同促成了宋朝时期商业都市的出现，最著名的是开封和杭州，可谓是一派繁荣。

宋代商业的繁荣，打破了以往城市中盛行的坊、市分离制度，都城开封的布局不再沿袭唐代前期都城的封闭式坊里制度，商人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与住宅区的坊里互相交错。这一现象说明，前代严格的坊市制度逐渐趋于消失。北宋都城的大街小巷店铺众多，居民区、市场与官署合为一体。当时的开封更是店铺林立，勾栏、瓦肆遍布大街小巷。此次我们前去的实践基地——开封博物馆中，就有对北宋时期店铺的再现与重塑，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体会北宋时繁荣的商业与文化风俗。据其中一个牌匾记载：“勾栏、瓦肆是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兴起的一种商业性娱乐场所。勾栏，又指勾澜或构栏，多指固定的娱乐场所；瓦肆，又称瓦子、瓦舍，指临时性的娱乐集散地。北宋时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规模较大的瓦肆可容纳数千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时期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东京梦华录》卷二也记载到: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汴京城里也有不少大型定期交易市场，其中最有名者为每月开放五次的相国寺，万姓交易，类似当今的小商品市场。据记载，开封当时有六千四百多家资本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小商贩也有八九千家。从商业时间来看，北宋以前的商业区有着严格限定的营业时间，入夜关闭。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则突破了这一时间限制，允许将夜市时间延长到三更或四更。由于放松了对北宋商业时间的限制，所以北宋的夜市十分繁荣。此外，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也突破了以前的“市”制，逐渐兴起了新的商业区——镇市和草市, 有些镇市和草市还因贸易发达和人口增加，发展成为州县城乡的一部分，或者成为独立的小工商业城市。商业气氛比以前变得更浓厚了。

商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发展是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北宋时商品流通和支付手段主要是铜钱，南宋时主要是纸币“交子”或“会子”，绢、布等辅助货币的作用在逐步缩小，金、银等金属的货币机能则在不断增大。纸币的方便快捷对促进商业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北宋铜钱每年铸造额要比唐代多几倍到十几倍，这些事实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对财富占有的强烈欲望，刮起了一层追求金钱财富的浪潮。

依据商业属性，我们可以将宋代城市商业分为行商、坐贾和其他三类。行商即长途贩运，是一种古老的商业行为。在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跨地区的长途贩运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行商最主要贩运的物品是香药。香药铺也是开封街上最主要的店铺之一。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刘家上色沉檀楝香”的招牌。香药，是香料药物的简称。北宋时期的香药被广泛使用，包括沉香、檀香、麝香、黄香等本土香料。同时，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乳香、龙涎等外来香药的用量也骤增。香药用途十分广泛，包括医疗保健、化妆、食品等许多方面。另一方面，长途贩运的行商所付出的代价亦极为髙昂，不仅抛妻别子，饱受情感折磨，又给家人带来不幸。有的妻子甚至在丈夫行商时期，因寻夫而失身风尘抑郁而死。对行商而言，更严峻的威胁是来自兵燹与盗匪的劫财害命。商人为赚取利益不惧艰险与牺牲的精神固然值得点赞，但其中风险之大也不言而喻。横行交通要道、江河湖海，劫掠财货的盗匪也异常猖獗，有时甚至会杀人越货。所以，为预防不测，商人大多结伴而行，但尽管如此也难逃被谋财害命的厄运，但在利益的驱逐下，他们仍毅然决然的选择从事商业活动。

除行贾外，另一种古老的商业行为是坐贾。坐贾是面街经营店铺买卖日用百货人。伴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坐贾也日趋活跃，城市街巷店铺开始出售自制或转售生活用品。例如，经营米铺出售大米；经营粮油店出售面粉、食油；经营肉食店出售肉食品；经营酒铺出售散酒；经营茶具店出售茶具；经营银铺出售银器；经营文具店出售纸品等。其次，商业性饮食、洗浴、住宿服务业，也是坐贾的另一种形式。服务业发展情况，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对以消费为主的古代城市而言尤其如此。在宋代，开封作为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信息及娱乐中心的城市，为各地人士所憧憬。饮食服务业是古代城市的主要产业。在记载宋代汴京、临安风土人情、市井买卖的《东京梦华录》等文献里，关于两市饮食服务业盛况的记述都不少。饭食买卖是宋代城市饮食服务业的主体，形式多样，有固定的“酒店”、“酒垆”、“饭店”等 。开封博物馆里就有对“食店”的重塑。食店即饮食店、小吃店，北宋开封的饮食业与饮食文化十分发达，售卖各种饮食的店铺遍布城内，涵盖四川、南方等各地饮食风味，小吃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花甲、烤猪皮肉、野鸭肉、螃蟹等。饮食服务业还包括茶水买卖。宋代饮食服务行业的发展繁荣，也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茶肆成为人们“期朋约友会聚 ”歇息休闲的理想去处，“茶肆”、“茶店”遍满大街小巷。与此同时，随着收入不断增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也在逐渐改善，专门为城市居民提供商业性洗浴服务的“浴堂”、“浴肆”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宋代城市的出现便是一例。不少人经营“浴堂”、“浴肆”，对大众提供有偿洗浴服务，间或雇有员工。这些员工在晚上顾洗浴完毕打扫卫生时，捡得一些顾客忘拿的小物品。有些茶肆、旅店、浴堂三位一体，向顾客提供饮茶、住宿、洗浴一条龙服务。此外，宋代住宿服务也不断发展。宋代城市由政治军事中心向经济资本、文化教育及休闲娱乐中心的转变，决定了城市流动人口剧增，住宿服务业遂得以兴旺。一些旅店主深谙服务要诀，待客热情客气。但同时因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店主行事也越发刻薄生分。

宋代除行商、坐贾外，还有其他许多种商业形式。譬如流动买卖。小商小贩肩扛车推，走街串巷，吆喝叫卖，流动于街坊社区出售自制或转售各种生活用品，这也是宋代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买卖药品、檀香、海鲜、布帛等。就宋代城市居民的构成而言，这类以小商品买卖为主要营生、自食其力的小商贩，构成了宋代城市居民的主体，是支撑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繁荣的支柱。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劳作，才创造了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的诸多传奇与辉煌。虽然他们收入却极为微薄，不时还要付出不小代价，但他们的职业精神令人不胜感慨。还有一种商人从事说和买卖。居中替买卖双方说和买卖获取佣金者，近代以来称掮客、经纪人。本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驵偿”，专事说和牲畜交易。历经秦汉魏晋隋唐，人宋后，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其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牙人、牙侩、 女侩等众多称谓，从业者甚多。牙人主要接的业务有承接行商物品、买卖奴婢、固定说和某种物品交易等。《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对这些人的的描绘。他们穿的衣服大多袖子宽松，方便在里面伸手指而讨价还价。总之，伴随着宋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牙人的业务范围较前代大为拓展，在经济舞台上愈益活跃，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愈显突出，也表明了牙人在后世经济社会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宋代。”由此可见，宋代的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中国城市固来已有的商业形式，在两宋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新时代环境下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同时，宋代又出现了此前城市商业所没有的新业态，并基于宋代社会剧烈变迁及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背景下获得了显著发展，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商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均远远超过了此前城市。它不仅表明宋代城市商业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与达到的新高度，而且展现了宋代城市的新气象，彰显了宋代城市浓重的经济色彩，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功能、管理、居民属性等方面在宋代发生的重大转变，提供了生动有力的佐证和支撑。虽然宋代商品经济在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其也随之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弊端。在我们实践小组此次的开封之旅中，对开封博物馆、开封府和清明上河园等地的参观与研究，使我们更加设身处地地了解到了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与其具体表现，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北宋都城汴京的风土人情与丰富物产等内容。这对我们的专业课学习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