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汪容甫之“穷”与“富”
汪中《述学》
汪容甫之“穷”与“富”
周鲁
早岁贫寒，后致身通显，此在清儒之中，绝不鲜见。汪容甫恃才傲物、不重科名，故无缘享朝堂之富贵，然若谓其终身穷困难支、冻饿交困，则未为知言矣。
侯外庐先生尝以容甫之穷，而论其所谓“市民阶级的意识”，其《中国思想通史》之第五卷第十二章第二节云：
“汪中没有写成这部大著作，原因是贫困把一个天才残害了。……他在幼小的时候早因饥饿把他的身体磨折到贫血的程度，以至患了沉重的心脏病。江藩说他‘以劳心故，病怔忡，闻更鼓鸡犬声，心怦怦动，夜不成寐’。又记他的话说：‘近日患怔忡，一构思则君火动而头目晕眩矣。’（‘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传’）再由汪中自己所记述的他的身世看来，他的思想是和他的阶级出身有相应关系的。……他在中年时代治学，不是如一般富贵公子，安居乐业，而是如他说‘牵于人事，且作且止’，他研究学问，大都在饥饿中执笔。……
冻饿的汪中，由书佣成名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卓然不移的人物。他的思想和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之所以不同，原因是他代表了市民阶级。因而他在当时怀抱着‘独学之忧’的心情，时人也以‘变雅’悲剧学者来称呼他。他的历史悲剧，是反映了清代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的悲剧，他的思想已经包含着新时代的意识的觉醒了。”
又云：
“书佣出身的汪中，要比商贩出身的戴震更富于市民阶级的意识。”
外庐先生论汪中之穷，又引其诗以证之，如“当年负米最伤贫。”又如“最是梦回呼不应，昏镫落月共凄神。”又如“细雨春镫夜欲分，白头闲坐话艰辛，出门便是天涯别，明月思亲梦里人。”又如“白头空有子，终岁走风尘。”又引其文以证之，如《述学•补遗》之《先母邹孺入灵表》云：
“直岁大饥，乃荡然无所托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无壁，复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携中及妹傫然匄于亲故，率日不得一食，归则藉藁于地。每冬夜号寒，母子相拥，不自意全济，比见晨光，则欣然有生望焉。”
又如《述学•别录》之《上竹君先生书》云：
“光伯叩城，竟以冻死，楚望谈经，终日未饭，恐其续，奈何！”
按：近世之极“左”翼学者，以阶级分析之方法论吾国历史之人物，多流于武断，外庐先生言容甫先生之穷，即为极明显之一例也。
侯外庐先生像
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引汪中《上谢侍郎书》云：
“某壮岁以前，饥寒劳苦，夫子所具知。今荷嘘植成全，甫得饱食著书，以没余齿。”
又引汪中《与巡抚毕侍郎书》云：
“窃以为阁下之德量，古人未之有也。何者？古之人虽好士，必见其人而后好之，而阁下乃施之于其所不相识之人。”
按：谢墉、毕沅二先生，皆以饱学之师儒，而任朝廷之大吏，其提携容甫，兼及于生计，此不仅为士林之美谈，亦官场之佳话矣。
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一之“容甫书函”条云：
“汪容甫先生（中）乾隆丁酉科拔贡，湛深经学，以科名为不足重，遂不求进取。稚存太史诗中所谓‘不敢随车试大廷，头衔应许号明经’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毕秋帆宫保抚陕西时，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一日，先生忽以尺书报之。宫保拆视，乃笺纸一幅，上仅书四句云：‘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穷乏之理。’毕公阅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先生之旷达，宫保之礼贤，时两称之。先生子孟慈太守（喜孙）为先世父丁卯同年，余侍先世父时尝闻斯语云。”
瞿宣颖《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之“汪容甫之生计”条云：
“汪容甫自叙颇道贫薄，而孙渊如撰传称其能鉴别彝器书画，得之授数十百倍，家渐富裕。虽负狂名，而渊如称其深自敛抑，为诗曰：‘佯狂骂坐自平日，焉知生命如鸿毛。'又寓书规之曰：‘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实。’刘台拱亦云：‘君藏书多善本，朱墨灿然，横列座右，杂以金石彝器之属，凡数十年，未尝去手。’江藩《汉学师承记》亦云：‘晚年有盐使耳其名，延君鉴别书画，为君谋生计，藉此稍能自给。’容甫盖不患贫，亦非甚狂也。”
按：子严先生为咸丰乙卯举人，其伯父与容甫先生之子孟慈，同为嘉庆丁卯举人，毕秋帆赠金汪容甫之事，即闻自其伯父。兑之先生为清季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熟知前清之掌故，其论汪容甫之生计，引孙星衍、刘台拱、江藩诸名家之说，以证其“不患贫，亦非甚狂”，且“家渐富裕”。
郭绍虞《照隅室杂著》载《〈黄仲则研究资料〉序》一文云：
“黄仲则是清代的杰出诗人。其《都门秋思》云：‘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好似穷苦不堪得很可怜。于是有人遂以诗能穷人或诗人多穷为言。实则穷有二重意义：一是穷富之穷，一是穷达之穷。由以前的知识分子言，不达便不会富，所以诗人之穷好似理所当然。于是穷困、穷苦、穷窶、穷乏种种语词都与诗人生活连缀起来，好似诗人生活变得不堪设想，连到衣食都发生问题了。其实诗人游览名胜古迹，哪能没有游资；诗人交游很广，未必全无资助。总之，在当时所谓文士而言，其所谓穷，只是对达而言，啼饥号寒，不过一时现象，毕竟还与一般寒士有别。”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第十六之附录云：
“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装穷装病，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气。”
按：绍虞先生之议论，最为持平。了一先生之自嘲，非无来由。容甫先生之诗文，与其友人仲则先生之《都门秋思》，亦绝相类，故其穷困，恐非如今人之渲染。外庐先生所谓“市民阶级的意识”云云，更属无根之谈。后之治中国思想之史者，当引以为戒。
西历二〇一五年六月作于南京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