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二）陪姥姥去郯城

            难忘的经历

    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粮食不够吃，吃地瓜干吃野菜也经常有上顿没下顿，那时多想吃一顿饱饭啊。

  暑假妈去郓城把城里的老宅卖掉，用来补贴家用度过难关让孩子们吃上一顿饱饭。

    那是姥爷的遗产，按传统规矩，女儿没有继承权。可姥爷有遗嘱指明我母亲是继承人。这事受到母亲堂兄弟的阻挠，结果很不顺利。我妈去郯城找我舅舅，希望他能出面一起去郓城变卖房产。

        舅舅很革命，他说：“我是党员是干部，不能有私有财产”，结果母亲又白跑一趟。

  回济南后母亲打发我姥娘去找舅舅，那意思是：老娘也该你管了，把娘给你送过去了，看你管不管你娘。

    姥娘毕竟快七十岁了，没文化，还聋三拐四的，她一个人去不放心。学校已经开学大人肯定是没空，于是就让我跟着去。

    只所以让我去是因为省钱，大人去来回车票就二十多，这可是个大钱。我去可以不买票，那时我已经十二岁开学就上六年级了。个子矮，长的和儿童差不多，买儿童票，当然还是尽量不买，能逃票就逃票。

  逃票的事我可干过几回，粮食不够吃的，大哥在兖州教书，妈叫我一个月去兖州一次买胡萝卜干。四毛钱一斤十块钱买二十五斤，大哥提前赶集买好，我去了就扛回来。济南到兖州的火车票是两块八来回是五块六。我没有买车票的钱。有时被抓住让补票，身上没钱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训一顿折腾一下放人。

    我们坐济南到徐州的 车是晚上十点的，那天是星期六，下午到火车站卖上车票进老幼候车室等着。选择星期六去我可以少缺一天课。星期二就回来了。

    那时候去郯城要从济南坐火车先到徐州，再从徐州转车到江苏的新沂，从新沂坐汽车到郯城。

    火车到徐州是早上七点，二哥去过郯城。他说不用出站，正好赶上一趟去连云港的火车，在同一站台的对面，下这个车上那个车。

    下车后果然看见对面停着一列郑州至连云港的火车，姥娘背着包袱随着下车的人流向站外走，我把她追回来拽着她上了对面的车。很快就开车了。看来姥娘一个人出远门真会走失了。

    火车到新沂已近中午，出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去郯城的汽车每天就早上一班、下午没车，想走也要明天。

    新沂汽车站外面人真不少，三一堆五一伙，有站着的也有蹲着的围在一起，有人干脆打开行李铺在地上，大人孩子躺了一片。等明天早上的汽车。初秋是个好时节，天不冷又不热，出门的人少受很多罪。

    揽生意的小贩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兜售各种食品香烟，目光呆滞的流浪汉趿拉着肮脏的破鞋游来逛去找着乞讨的目标。我和姥娘坐在包袱上吃着家里带的干粮，虽然有点饲脑可也吃的津津有味。一个小叫花子游逛过来，眼睛看着我伸出一只肮脏的手。

    突然有人大声喊叫；有坐地盘车去郯城的吗，还差一个人。

    就这样姥娘坐上了他的地盘车，把包袱放在车上，我跟着车在后面跑。

    从新沂到郯城是六十里路，我还没走过这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那时候地盘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拉人也拉货。车上已装上几个箱子和车厢挡板平了，箱子上又坐了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拉车的三十多岁正当壮年，拉这么多东西仍然走的很快，时不时拉下我一大段。那时的公路是沙子石子铺的，路还算平坦。车跑起来也补土罡烟的，能听到吃啦吃啦的沙粒子声。

    暑天已过，虽不是多热，但还是走的满头大汗，我气喘吁吁跟着，穿的这双布鞋又不跟脚还硌的慌，这么长的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

    路两边是大片大片将要成熟的庄稼，看到这没有人的田野里，我想起玉米棒棒诱人的甜味。路上的行人稀稀拉拉。贼心不死的我，想到地里扒块地瓜或掰个玉米棒充饥，可既没时间又没胆量。就这样胡思乱想的走着，忍着，跑着。不知不觉太阳要落了。

    大半天时间，累的晕头转向饥渴难忍体力透支。我咬牙拼命跟着，没地方诉苦，没地方撒娇，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人生不相信眼泪”。

    突然“磅”的一声巨响，吓的我魂出七窍不知所终，地盘车一边低下来不走了。拉车的围着车看了看说：“都下车吧，打炮不能走了我要修车”。

    谢天谢地终于不走了。我高兴极了。这样幸灾乐祸可不是我的本意。

  拉车的说：前面这个村子里有个大车店，可以住宿，到郯城已经走了一大半，这里就是郯城县的地方了。你们给我一半车钱。

  我扛着包袱和姥娘沿着坑洼不平的进村路往前走，到村南头就看见了大车店。大车店座西朝东，进门不大的院子里停了一辆马车，靠西墙是个牲口棚，槽上边拴着的两匹马在有滋有味的嚼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股热烘烘马粪味带着尿臊扑面而来。

  三间大北屋是主人家住的，大门南北两边各有三间东屋，南面的房间已经住了不少客人，店家小姑娘把我们安排在北边。

  进屋见对面靠墙是土抷垒的大炕，从南头直到北头，上面铺一层席子，有一条窄窄的通道，两个大人侧着身子可以过去。

    天已经黑了，昏暗的屋里有一点微弱的光，是从墙上那个不大的三角洞中发出来的，里面有一盏豆油灯。南面墙角处听到说话的声音，看来那边已经有人住了，我和姥娘就在北面墙角处打开包袱，占据了一席之地。

    北屋门口搭了一个棚子，下面有炉灶，可以给住店的客人烩饭，姥娘拿出自带的干粮闻了闻饲脑味更大了，叫店家给烩了烩，热呼呼的吃了。

  这个村子是郯城红花人民公社，吃饭时听店家说公社里有总机，可以给郯城打电话。饭后店家的小姑娘带我去了总机，我给舅舅打了个电话。

  1948年底，我妈带着舅舅到共产党的青年干部学院报了名，半年后收到舅舅从临沂的来信，信上说：他已经跟大军南下留在了临沂，正在组织民夫支援大军过江，要解放全中国。临走前没给家里说，是害怕姥娘不叫他走。为此姥娘一直耿耿于怀埋怨我妈。

    姥娘在家里很强势，她管教孩子的方法也非常的另类，以打为主，不管三年七二十一先揍一顿。从小我们兄弟姐妹没少挨揍，姥娘说：“棍头起，棍头落，棍头底下出孝子”。舅舅就在她棍子底下成长起来的。老实，诚实，听话，正派，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越雷池一步。

    领导就喜欢这样的，即是驯服工具，又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决不给领导添麻烦。于是舅舅很快就入了党。姐姐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反革命的姐夫不知道影响没影响他进步。

    在我童年时代，舅舅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偶像，这不仅是他老实，正派，更主要的他是党员，是干部，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圣组织的一员。

    入党是大哥大姐所渴望的，那时候追求进步政治正确比什么都重要，它超过了亲情甚至生命。多少人为了这种正确而献身。多少人为此而和家庭父母划清界限。使亲人反目骨肉相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装扮下，兽性之恶打扮成革命行动，党性教育驱除了人性之美。所有的丧尽天良的坏事，都冠以伟大崇高的名义。

    记得舅舅每次回来都给我们上政治课，不管那时候我能不能听懂。记得有一次舅舅回来每人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手一册非常虔诚。他真诚希望我们和家庭划清界线，彻底改造世界观，和他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

    的确哥哥姐姐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却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岂不知毛时代我党不仅需要驯服工具，也需要敌人，没有了敌人就失去了革命党存在的意义。旧的敌人消灭了再制造新的敌人，前三十年都是这样，现如今变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忘我之心不死的反动分子”这些是我党永远的敌人。

  今天我才认识到 ：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在政治正确的领导眼里就认定你是敌人，加入他们的组织岂不是痴心妄想。虽然他们嘴上说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是清明节烧纸糊弄鬼的。

    舅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是高大上的形象。这不仅因为他是党员，更重要的是在我少年时代收到过唯一一次长辈给的零钱，是舅舅给的。

    那年舅舅来济南看姥娘，下午要我带着他去南郊铁路宿舍找刘景华，快到他家门口时，舅舅拿出两毛钱给我就打发我回家了。为这两毛钱我激动了好多年。

    刘景华是我妗子的舅舅，那时是济南铁路局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听说这是个狠角。

  1938年，共产党在临沂暴动。为革命成功他亲自枪毙了他地主父亲，据说这事在根据地还传为大义灭亲的佳话。

    中国历史上为了权利和财富杀兄弑父的故事并不少见，这事都视为滔天大罪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今这没有人性的兽行却是革命的正义事业。在我党的词典里，只要目标崇高，不管它过程多么血腥与卑鄙。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

  文革时期的刘景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文革后期逮捕入狱判了刑，这是后话。

  电话打到郯城县政府又转到粮食局。舅舅那时候是粮食股的股长。第二天早上骑自行车就来了。

  我背上包袱到了屋门口催我姥娘快走，只见她还磨磨蹭蹭的在大通铺上胡拉一遍，神秘兮兮的过来问我掉东西了吗？我说没有，她伸出手，我的指南针在她手里。

  多亏姥娘，不然我的宝贝真掉了。饭虽然吃不饱，木头手枪，望远镜，指南针一定要带上的，这三样宝贝是我花了不少东西和同学换的。很多乐趣都在这三件宝贝上。小孩子不都这样吗。再苦也要乐一乐“要饭的牵着个猴，玩心不退”啊。

  舅舅的脸色很不好看，他用自行车推着姥娘，包袱挂在车把上，我在后面紧跟着。

    姥娘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看到舅舅这样的脸色就大发雷霆，呵斥这个曾经顺从软弱的儿子。本就是兴师问罪的，这可不是愉快的旅行。叮叮当当的一路，中午到了城里。

  舅舅的股长办公室在一排平房中间，旁边一间是宿舍，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妗子带着孩子在码头的娘家住。

  把姥娘送到郯城我已经完成任务，休息一天，第二天就要回家了。下午到集上花一块钱买了二十斤茄子，在济南买菜用购物本要计划，这里随便买。

    茄子买回来姥娘就切成片铺在院里晒上了，第二天阴天晒不成了，半干半湿的就装进了布袋，背上布袋踏上了回家的路。

  来的时候和姥娘一起不用买票，回去就我一个人，大人们也没有给我买票的钱，怎么回去全靠运气了。

  从郯城坐汽车到新沂，六毛钱汽车票是无法省的。

    在新沂还算顺利，火车站不大没用站台票就进了站。

  坐闷灌车到徐州已经下午了，背上湿漉漉的口袋下了车，正考虑出站还是不出站，就被车站的乘务人员驱赶着大队人流向出站口涌去，没有选择的机会。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没有机会投机。运气还不错，混出了车站。

  出徐州站没有犹豫，马上去售票处排队买站台票。早上出门姥娘给了一块钱，坐汽车花了六毛，还有四毛，买站台票用不了。

  买票的队伍已经排到了售票厅外面很远的地方，我背着湿漉漉的口袋排在了队伍的后面，布袋里的茄子发出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好像要坏了，背到家不知道会成什么样，我想不管怎样，回家用开水烫一下也比树叶子好吃吧，没舍得扔掉。

  总算排到了，我把皱巴巴的一毛钱展开，从小窗口递进去说：买一张站台票。

  钱立刻扔了回来：“去问事处买站台票”。

  找到问事处，人不多，我翘起脚把钱递进去说：买一张站台票。里面问：接人还是送人，我说是接人，她说：一看你就不是接人的，接人还背着口袋？接哪次车？

  这下完了，什么也回答不出来灰溜溜的走了。

  从检票口到出站口，从候车室到车站广场，我在车站逛了一圈又一圈，企图混进车站。

  等待上车的乘客排着长长的队伍，乘务员在前面带着队，在广场上忽东忽西忽左忽右的转圈把这混乱不堪的队伍变成了两排。

  徐州火车站要饭的真多，男女老少三五成群，叫花子里面不乏精壮汉子还有像我一样大的孩子。他们各自寻找目标。

  突然，一个赤足裸背的流浪汉夺路而逃，边跑边吃他抢的馍馍，后边追赶的人跑了几步无可奈何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天就要黑了，带的干粮也吃完了，我还在徐州车站，无计可施。姥娘经常说：“一个钱逼倒英雄汉”今天体会到了。

  少年时代，姥娘是我学会谋生的启蒙老师，无论是从记事开始家务劳动的锻炼，还是到自己赚取零花钱，都有姥娘的身影，虽然挨揍是家常便饭。但是从小学会自己赚钱自己花的硬道理。

    那时候砸石子，割草，拉套子，挖枪子，做小买卖倒腾点票证等，好多赚钱的门路。大人没给过零花钱我从来不缺零花钱，上初中的学费大都是我自己解决。

  这次去郯城我悄悄的带上了我全部的家当，一共八块钱。

  二年级就开始学习集邮，几年来有不少收获，我用两套邮票在集邮公司门口换了一张鞋票。后来鞋票卖了七块钱，还有平时积攒的一块。

  出门不仅要有逃票的打算，还要做好买票的准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然就会流浪街头。

  裤衩子口袋里还有七块钱那一块钱买茄子了。

  到售票厅重新排队，好不容易又排到窗口把两块钱递进去。徐州到济南儿童票一块八，买张儿童票。

  售票的孬种不卖。说必须买全票。儿童要有成年人带着才能上火车。真没有天理啊，没办法就买全票吧，不然今天回不了家了。心疼的想骂人。全票七块钱。

  还是晚上的火车，到家已经天亮了。

  多少年后，想起七块钱来都心疼，今天还能感受到心疼的味道。

              2016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