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年代一一诗与生命的对谈

朱凌波  苏历铭

2014年3月26日下午

北京香山伴山咖啡店

写诗就是为了对抗死亡

苏：今天来伴山咖啡店的路上，忽然想到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认真谈过诗歌了，今天是海子的忌日，真是感慨万千。

朱：是的，从1985年春节前我跑到佳木斯和你策划《北方没有上帝》诗集到今天，我们真的再没有专门谈过诗。约你来时并没意识到今天是海子的忌日，今天谈诗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说到海子就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诗歌，海子的死对我们这代写诗的人来说，无论是对生命，对精神，还是对灵魂确实有非常大的触动。

苏：每个人都有进入诗歌的时间。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只上半天课，我就在放学后到当时佳木斯的《合江日报》社去玩，在一间废弃的办公室里，无意发现角落里散落的诗歌稿件，虽然那些诗并不是真正的诗，但分行文字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强烈的，它不同于课本上段落的文字，我才知道还有另外文体的存在。我想知道，你的诗歌启蒙或者说诗的发现是什么时间开始的。

朱：我是四岁被父母从牡丹江送到我爷爷奶奶家的，爷爷家在离牡丹江不到二百公里的密山县连珠山公社永新大队。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五、六岁的时候，两次与死亡关联事情的发生，说不清楚的潜意识里最初促使我写诗的很重要的动机。一件是邻居家有一个老爷爷，八十多岁死了，当时那个年龄对死亡没有概念，人怎么会死，怎么会消亡，这让我觉得是特别残酷的事情，怎么想都想不通。另一件有一天下午三点多钟，爷爷奶奶都下地干活去了，我自己在屋里呆着，突然下大暴雨，那时候农村每家墙上悬挂一个广播喇叭，一个闷雷击中了它，立刻冒出一个大火球，恐惧又跟死亡关联起来了。甚至到今天，我认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阴影对我们的笼罩。我写诗是因为诗最能直接表达，从开始到现在我的诗就是为了对抗死亡。

苏：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写作能够追溯到大学以前，也就是说，你的诗歌感觉更早一些，是从幼年时代对死亡的恐惧就开始的，你那么小，离开父母的孤独感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朱：我当时还很小，很懵懂，跟我爷爷奶奶是天然亲。我爷爷领我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就去了乡下，奶奶对我特别好，那个年龄完全是在享受乡村大自然，根本不能体会贫困和辛劳，家里又这么宠你，当时觉得农村很好啊，每天都在玩耍，跟大自然的亲近，去河里抓鱼、掏鸟蛋、打狗，感觉一直都很快乐。

苏：我有一个疑问，你在乡村生活应该有七、八年的时间，可你的诗当从来没有涉及到乡村任何的细节。

朱：我十二岁时，奶奶去世，爷爷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把我们一起接回到牡丹江城里。城乡生活的反差，我不想触碰它，一直把乡村作为我最美好的记忆。那时候对现代诗，甚至古体诗是没有认识的，但我非常想表达，总有东西憋在心里。回到城里后，我们家邻居回忆我当时的样子，每天就站在街上看车来车往，看了一个月，就是迷茫，包括到学校上课，哇，这么多人，那时候农村的小学就十来个人，当时对离开乡村特别惆怅。

没有真正进入到大学生诗潮

苏：这一点我非常理解，虽然没有像你那么久的时间呆在乡下，每年寒暑假我也会去农村的，除了美好就是美好。在乡下，死亡对你有很深的触动，一直想寻找表达的方式，那你什么时候把诗歌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呢？

朱：我父亲也喜欢写点东西，除了他的影响之外，就是阅读唐诗宋词，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高考拿到通知书，写了第一首所谓的诗，按照五言绝句的格式，“天边火烧云，朱户落喜金；醉酒流音乐，圆舞征途新。”。上大学后，因为对金融专业没有兴趣，加上一看大学校园跟中学差不多，就想退学。当时我父亲是牡丹江市商业大厦的党委书记，他对社会很了解，说这个金融专业培养的人才是社会的紧缺人才，未来的社会从业前景、发展空间很大，同时还动用亲戚朋友来劝我，最后在妥协中上了大学。由于对所学专业没有兴趣，我就开始阅读大量专业外的书籍。因为每次借阅图书的册数限制，全班男同学的图书证基本上都在我手上。我住在上铺，弄了个长木板横在床上，上面摆满了书，主要阅读西方十九世纪文学，拜伦、惠特曼、海涅、普希金、雪莱……同时还看了大量的哲学和传记，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可以写了，可以表达了，但写的那个语言完全不是自己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他们都是移植来的，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感受，根本不是自己的语言。我所在的吉林财贸学院，是一个专业院校，和你们吉大不一样，当时全国大学生诗潮已经风起云涌，但在我们学校连诗社都没有，很封闭，所以只能在十九世纪文学的语言和情结里，开始与潮流无关的个人写作。认识你们之后才让我真正感受到大学生诗歌的气息，再加上在长春了解到上一波的诗人，包括徐敬亚、曲有源等人，感觉到所谓的现代诗气息，但是我自己觉得离得很远，没有掌握这种语言形式，也没有进入这种所谓的现代情绪，所以那个时候写的诗基本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诗。现在回顾起来，虽然我们同为那个时代起步的诗人，但从大学生诗派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从语言形式，还是情绪上、感受上，我都没有真正进入到大学生诗潮。

苏：虽然你自认为没有进入所谓的大学生诗潮，实际上现在有些文章把你归到那个诗派当中的一员，你是不是觉得大学生诗潮更多的是青春期的情绪表现，主动不想把自己划归其中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学生诗歌在当年对中国诗歌的贡献是巨大的，即便是诗歌多元化以后，很多优秀诗人追其根源大都和当年的大学生诗潮是有关联的。

朱：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让我置身其外的，第一个原因是从语言上没有找到那种清新的风格，在你们当时出的油印杂志上，我看到张小波的诗让我非常的惊喜，觉得语言可以那样表达，确实被震了一下。第二个原因，无论是从小在农村的这个记忆，还是后来封闭的状态，我都本能地对于任何群体性的结盟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抵触。跟你和临轩的接触，通过你们连接到大学生诗派、连接到现代诗，更多的是从友情而非诗歌本身。在大学的四年里，其实我一直沉湎于个体的诗歌状态，唯一写了一首接近大学生诗歌的作品就是毕业前的一个月，特别像伊甸和于坚那种大长句子的《男子汉宣言》，也就是说我要毕业了，才跟大学生诗歌的语言风格上刮上一点儿边。现在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诗歌中的一员。

苏：大学生诗潮并没有严格的流派划分，而是当时大学在学的诗人的统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大学生诗潮中的重要一员。但实际上，你又和所谓的大学生诗歌确实是有距离的。我印象你当时的诗歌意象是大胆的，如“颀长的大腿”、“白皙的乳房”等等暴露性语言，用包临轩的话来说，朱凌波就是流氓，没法接受，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朱：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身体上性的意识已经开始萌动了。当时我觉得，大学生诗歌的语言要尽可能回避，你们太唯美、阳光、清新，我认为我这种东西用你们的语言是表达不了。同时呢，我看了大量西方十九世纪文学的作品。其中卢梭对我影响蛮深，后来接触到波特莱尔以丑学为代表的诗，包括我喜欢的印象派，尤其喜欢毕加索、达利的绘画，我觉得大学生诗派的语言个人生命本体的东西是有局限的，甚至很苍白，表达不了这种东西，或者是很多人不想表达这种东西，或者是不会表达，对，我觉得我想表达的这种东西，只能借助于这种十九世纪文学的表达形式。我想表达生命觉醒的意识，很多词都是赤裸裸的，包括后来写了号称第一首性诗的《热带雨林》，实际上那时候根本没有性经验，但是写了一首完完整整的性的全过程的诗。《热带雨林》后来发表在《现代诗报》上，浙江詹小林编的，然后徐敬亚还评论过这首诗，说它是性意识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