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旧房子墙后埋藏的信息
文/猫的咖啡馆
几百年后，在一间旧房子的一面墙后，会有人发现它们吗？让我们期待这一切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我相信它不会。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圣经·创世纪》如是说。
于是，基列国得了攻克不育症的妙法：搜集生育过孩子并且“不道德”的女人，比如被强暴过的，当过第三者的，“派遣”她们去上层人物家里，逐字逐句照搬《圣经》指示，躺在女主人膝下，假装她们合二为一，在所有家庭成员包括仆人的注视下与男主人完成“造人”仪式，临盆时两个女人也要摆出这个姿势，完成字面意义上的“生子在她膝下”。等到孩子断奶后，她再去下一家重复这一过程。
“我全身上下，除了包裹着脸的带翅膀的双翼头巾外，全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裙子长至脚踝，宽宽大大的”。一个个血红色的、看不清面目、行动缓慢的人影，从阿特伍德的书里向我们走来，我们有一种幻觉，好像女人一直拥有自己的名字，一个女人天生可以出门工作，拥有银行账户，继承财产，投票选举，而实际上这只是百余年间才刚刚发生的事。
《使女的故事》可以视为两个故事，有两条时间线的交错，主线是主人公自述在弗雷德家不到一年的经历，从她到达，直到离开；副线是在这段日子里，她的思绪在前半生里任意跳转：她上大学，毕业，找了份小白领的工作，赚得不多但能养活自己。一切自然而然，平淡无奇。直到银行卡刷不出来了，她才得知，从那天开始所有女性不再被允许拥有任何财产，紧接着是政府强迫雇主解雇所有的女员工，并宣布所有不符合新版道德规范的家庭是需要解散的。
在基列国，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框框本身，那是借来一用的——所以《使女的故事》并不是一部反宗教的小说。真正重要的是让你害怕，害怕到有人剥夺你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你也只会说“好的”，只要这一次被“挽救”的不是你。而你忘了，“挽救”是会传染的，它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被基列国驯服的小小个体，能否跳脱出时代获得真正的拯救？阿特伍德本人对此是悲观的。在2017 年，阿特伍德撰文再谈《使女的故事》，她说奥芙弗雷德的记录有两种读者，“真正的”读者不是学术会议上那些人，而是“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这个论调，类似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的“隐微教诲”。书，是写给懂的人看的。那些“亲爱的读者”，哪怕相隔几百年，也会在一间旧房子的墙后找到埋藏的信息，让同一个精神的太阳也照到他们。光就是光，太阳永远也不会陈旧。
小说中奥芙弗雷德的母亲——一位女权主义者，其结局是与那些上了年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一起，不知被送到了什么地方，总之是消失不见了。这正说明，女性权益的根基其实不算很牢靠，历史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倒退。
在美国，由于特朗普的上台，《使女的故事》又变成了畅销书，尤其是在女性生育权上引发了更多的共鸣。因为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恢复了一项“全球禁令”，禁止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给支持堕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这意味着要让女性倒退回去，回到1973 年以前。那张签署禁令的照片更是颇具讽刺意义——外媒评论道，在一个都是男性的房间里，签下了对女性身体规范的禁令。
“你在这一生中，绝对不会看到七个女人签署法规，规定男人能对自己的生殖器做什么的照片。”正如阿特伍德所说，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事态正在向《使女的故事》中描绘的情形发展。“一群女人身穿《使女的故事》的戏服，在州议会门口静坐抗议。她们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所以没人有理由驱逐她们。而当时的一张照片显示，她们被一群荷枪实弹的男人包围着，这一幕就好像是把《使女的故事》电视剧中的画面搬到了现实中。”对此，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制作人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说，有一天醒来，会觉得我们不是在拍故事片，我们拍的是纪录片。而在阿特伍德看来，现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小说。
可以说，《使女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今社会的潜在危机，值得每一个人，尤其是女性反思、警惕——因为历史的脆弱和瞬息万变，因为男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的合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