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纪实】吴晓波：激荡十年，世界变了，我们变了

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见到他，事实证明，他比我印象里还要高，还要瘦。

5月13日，母亲节这一天，在北京福瑞林肯中心，上午十点整，伴随着一阵掌声，吴老师走进会场，坐在了第一排的沙发上。

我从倒数第二排站起身来，环视现场，不到100人里，男士是女士的三倍左右。男士们大多着深色休闲装，相比之下，到场的女性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多。

吴老师说，自己是一位作家，在场的就是“衣食父母”，听过老郭相声的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真快，《激荡三十年》下册出版已经过去十年了。

听吴老师说话，和音频里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这一次不像平时，我并不是在洗漱或吃早饭。首先，吴老师讲了三件有关他产生写作想法的事。

第一件，2004年他去哈佛做研究学者，发现中国的很多经济大事件都是由农民创造的，后来他去燕京学社参观，发现有关中国1970年代以后的事，记录是缺失的。

第二件，一次他和杜维明聊天，谈到关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一本带有比较性质的著作，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有一个比喻，船在江上行，多激流险滩，如果只盯着船看，看不清船的走向，要爬到江对面的山上，看纤夫手中绳索的方向。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容易分析一家公司的发展脉络 。

第三件，和一位企业家聊天，企业家说，多少年后，别人不会记得他的公司，他的商品，他的生日，但是他给无锡建的桥还在那里，人们会记得那座桥。中国自古以来，对商人的记述是吝啬的，二十四史中，没有企业史，即使他们深刻改变着社会的形态、人们的认知，但商人本人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很淡。

写书之前，吴老师的眼睛有900多度的近视，从美国做学者回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受激光近视手术，摘掉了眼镜。2008年写完《激荡三十年》，他的眼睛又回到了0.7，是看资料看的。（看来我当年早有预感自己要做记者，按捺住了激光打眼的想法，这一点很明智）

《激荡三十年》出版后，有人问他会不会继续写后面的几年，在吴老师看来，这本书的写作是在自己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完成的，整个人处于亢奋的状态，所有的商业故事都是从零到一，所有的对既有体制的破坏都是正义的，那时候写作，整个人处于亢奋的状态。

而2008-2018这十年，不是一个从零到一的故事，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随时都有新的机会和可能，未来无法预料。

十年前的的中国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十年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没有TMD。十年里，深圳的房价涨了4.7倍，北京涨了5倍多，福州涨了8倍。十年里，腾讯的股价涨了190倍，比特币最高涨了2万倍。十年前还没有天猫，阿里是为外贸服务的。

十年后，中国是世界上最“激进”的国家，交易行为比美国多得多，口袋里没有纸币这件事，只有在中国发生（这让我想起高晓松讲自己在美国电话订外卖，饭店接收订单靠传真；除了用现金交停车费，用信用卡缴费还要输入卡号和邮箱）；中国西部城市的崛起（可参考第一财经两周前发布的2018城市报告），中国高铁的建设。

当然，这十年也发生了很多令人失望的事。吴老师讲到，写《激荡三十年》，里面有阿里、腾讯等等，那时候他们是经济的推动力，但是现在他们变成了垄断，没有垄断时值得赞美的，看看最近的的滴滴顺风车事件，还有早就被人诟病的百度医疗竞价，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在瞬息变幻的时代里，即使是霸主，也会为了能在这把椅子上多坐一会而冥思苦想，那些开始从椅子上往下“溜”的，则更为惶恐，毫无疑问，转型是必要的。但吴老师提到，既得利益者的转型十分困难，转型是对现有盈利模式的切割，除了转变商业模式，还要涉及到对团队的切割。

因此，转型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尽管市场仍然存在，甚至比之前更加繁荣，但在市场上驰骋的，也许不再是之前的那些公司了。

当然，企业和企业家，也只是十年变化中的一小部分参与者，而另外一部分人正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笔墨，那就是消费者。

未来的知识结构和消费市场会变化，人们会对世界更好奇，对自我也更好奇，伴随着这种好奇心，文化、体验类的产业崛起。前两天吴老师去盒马鲜生参观，看到那里的橙子并不是按斤卖，而是4个橙子26块。

人们的恩格尔系数降低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价格不再像从前那般敏感，从一个橙子来看，他们更关心这个橙子有没有打过农药，是不是甜的。还有一点让吴老师感触很多，盒马称不新鲜的产品可以网上申请上门退货，吴老师问，这样不就有很多碰瓷的吗？

答案是，很少，每天只有几单。

大家不愿意做这个了，内心的羞耻感提升了，这种心理和行为的形成，也和物质的丰裕有关。

吴老师讲到这里，坐在我隔壁的一位男士问我，做记者，不是经济或者商科的科班出身，写得好商业报道吗？

说来也巧，当天有很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让我不必思考如何组织语言回答他。现场，一位参加活动的读者说，他感觉到，商学院还在对过去的现象做总结，而企投会是站在现在看未来。吴老师赞同他的观点，在很多企投会上，台上站着的可能只是一名学生，但他懂得不见得比听的人少。

吴老师提到，他不是学商科出身，因此他更愿意从人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经商的过程和做其他的事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做一位作家，或者成为一名钢琴家，都是人对自己的挑战和突破。可能企业家的挑战期更长，直到这个企业家退休，人们才最终为他贴上“成功”或者“失败”的标签，在此之前，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着，评论着。

在吴老师看来，写书的过程和生孩子一样，非常痛苦。有一天，吴老师的女儿问他：

你缺钱吗？

不缺。

那为什么每天都要写东西，每天把自己弄这么累？

吴老师的回答是，如果不写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别的。他觉得觉得写作很值得，他心甘情愿忍受苦痛。

不过和生孩子不同的是，你要对自己的孩子持续负责，相当于开了一家无限责任公司，但一本书诞生以后，跟作者就没什么关系了。读书的感觉如何，与读者的认知、喜好有关，甚至和读这本书时的心情有关。吴老师有两本过100万的书，要问吴老师自己最喜欢的是哪本，并不是这两本中的一本。

最后，签名，拍照，书友会合影，屋内清凉喧闹，屋外艳阳高照。

（部分书友与吴老师合照）

文中难免有一些比较可笑的错误（毕竟我曾经在开会发言的时候，以为南京西路在南京，主编对我投来的目光可以想象）。欢迎批评指正，看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份上，我就不私信你们学费了。

这篇纪实，是在距离会场四公里处的一个麦当劳码完的，一会校对完字，还要驱车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承蒙（北京书友会班长）程子信任，我学传媒出身，对口的职业本是纪录片导演，也曾下定决心要为那个行业，不敢说奉献，至少可以添砖加瓦。

从拿摄像机到拿笔，意味着未来胳膊上的肌肉会少一点，肤色浅一点，外景熬夜少一点，也意味着闯进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域，但话说回来，谁不是一个旁观者，谁又敢说自己看到了，看懂了一切呢。

十年，说长也长，日记写满了一抽屉，说短，一本书的功夫就看遍了。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吴晓波老师《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签书会现场。

文：邓舒夏

排版：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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