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与利
论语
儿子的高中学校里，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儿子回家打开作文本，我在一边看到了，一则是好玩，一则也是手痒，就“偷偷摸摸”地自己也做了一篇。这个作文题给了两段话。那两段话看上去就隔得远，一中一外，而且时代上也相去颇远。一段话是 《论语·里仁》 篇里的名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合著的那一部 《神圣家族》 里的话：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里面，只有这个“利”的字面，算是相同的。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想了半天，在这两段话的“远距离”中兜了老大的圈子，总觉得合不大拢。还好，在孔子之后，想到了孟子的一段话，那是在“梁惠王”篇里，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里的“利”，说到最后是“何以利吾身”，也就是孔子的小人之“利”，这没有问题。但孟子在这之后发挥了一大篇，专说仁义，却是那样的“实际”：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云云。这与后来董仲舒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却是相反，完全是道义的事功化：道义无论是怎样的高远，总要在具体实际的东西上落实了，那才算是好。这一层，记得知堂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过。
小人之心，永远在自私自利之中，你给他“打小算盘、算小账目”，而且还不要忘记告诉他：这对你多么有利，他才能明白。如果给他说大道大义，他要么听不懂、要么不愿听，反正与他无干。小人受感化，当然是好，但有时候小人一辈子是小人，那也没办法，就暂且不去管他。我们反过来说“君子喻于义”，大道大义怎么样能够“喻”呢，无非还是要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行得了”，那才行。否则，道义老是“悬空”在那里，那就有点“悬”。孟子撇开了“小人之利”，却把仁义说得那样“一五一十”的具体，简直可以说是“细大不捐”。换一句有点“利益”意味的话来说，那就是对于大仁大义，也还是要“打一打大算盘、算一算大账目”，把道义事功化，使它能够落地，接地气。存在是一切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面就是“大利大益”。否则，思想再美好，总像一只炫目的“氢气球”，飞升到高空，最后总是一记声响，散得无影无踪了。
神圣家族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大道大义，我们说不好，那就从其中挑选一点小事来作一个例子，尝试着说说看。比如说“敬老”，孔子“君子喻于义”的“义”里面总也是有的吧，那么，怎样让它落地，见出事功，得以实行，却也并不容易。单单就说一件，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平常想想“有什么难的呢”，立起身来就成了。而实际上，有时候老人站得远，你起身让座他看不见，你要大喊，他又听不见，再喊你又有点儿脸皮薄，不好意思起来；有时候老人又要与你谦让，客气话一来一往，实在有点儿收不了场；有时候你让了老人，老人到站了，你还没到站，他又会客气地硬要你从远处过来再坐下，这些都是好意，而你又觉得难以为情。怎么办呢？ 那还是只有一个办法，即使有这么些“不容易”，却还是要“见了老人让个座”，只有这样，“敬老”的道义才能在事功上表现出来，见出大利大益。否则，因为不容易，有麻烦，虽然内里一片“诚心”，却是干脆就“懒屁股坐着不动”了，那才是“思想如果离开了利益就会出丑”。
说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刚才被暂时搁起的那个“小人之利”。前面说过，小人受到感化，有了变化，那固然好。但有时候小人一辈子是小人，实在让人没办法。近日读了笔会的 《不可“欺心”》 (刊2016年6月2日)，作者由话本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想到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这真的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严肃的话题，但是，如果只是跟着这个题目去做选择、站队贴标签，恐怕也如入彀中了。有的人，年轻时就是惯于“欺心使诈”的人，到了老年，虽然体衰力弱，心术却是本然不变，别人敬老帮助他，他却反而“急智”妄讹帮助他的人，弄得社会上对于敬老助人，竟多少起了一点后顾之忧，在风尚上积累起了“负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欺心”的人多了，干脆那些助老助人的好事就不做了，或者就一门心思“打假”来反“欺心”吧。
加缪
《鼠疫》
记得从前读加缪的名篇 《鼠疫》，其中里厄医生的好友塔鲁说过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人有时候过度去反抗一样东西，弄到最后竟会慢慢变得和他所反抗的东西一样，用他所反抗的方法，去反抗他所反抗的东西。平日与小儿交谈，我常常对他说这样一句话，今后无论升学还是走进社会，都可让周边环境“因你而改变”。小儿初闻，感觉“言重”，有点吃不消。我解释道，这个改变绝不是文言中的“使动”用法，只要你自自然然地说自己认为对的话，做自己认为好的事，成为与别人多少有一点不同的人，那就是改变了。善恶与好恶，拿在手里“丈量”，总还得落在自己的行为事功上，显出它的合乎人性与道理，那才算是一种有效的“天平秤”。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说法，对于“功”向来是不排斥的，因为小人的小利与道义事功上的“大利大益”，毕竟是不同的啊。
（发表于文汇报“笔会”副刊）
文汇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