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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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13,14章

王夫之的学说体系汇聚并强化了传统哲学思辨内蕴的各种理性成分，代表着清初士大夫群体自我批判思潮在哲学上的新思维及其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古典哲学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惩明亡之失，倡“公天下”之论。他认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

王夫之是通变、改制的积极倡导者，他反反复复从哲学和史鉴的角度论证改易更革的必要性。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具有浓烈的进化色彩和变革取向。但是由于其哲学思辨和政治价值的局限，王夫之的历史观与他的其他哲理性命题一样，仍然呈现为一个首尾玄合的理论思维的圆圈。在哲学逻辑结构上，王夫之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理”的主宰性、“和”的普遍性、“静”的绝对性及阳尊阴卑，因此他虽将儒家通变的思想发展到极致，但所谓变只是一种循环。唐宋以来，道器论一直是儒家政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对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哲学思辨，内含着规律与事物、本质与现象、本体与功用、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等一批哲理性问题，在政论上着重讨论政治原则、伦理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政治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

唐宋元明诸儒都把道器关系纳入自己的哲学逻辑结构之中。群儒的道器论千差万别，但道器相依相须，道与器具有统一性，是儒学的一般结论。在儒学追随佛老，升华道论的过程中，强调乃至夸大道的主导性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例如孔颖达的先道后器论、王安石的道散为器论和朱熹的道本器用论。但是，宋代理学诸子并不完全否认和忽视物质器的作用，例如二程有“道亦器，器亦道”说，张栻主道器同体说，陆九渊认为道器一体。朱熹也是以道不离器、器不离道、道在器中、道体器用的组合命题来论说道器关系。但是程朱夸大精神道的主宰作用，其道器论具有道器相分、道生形器、道在器先的倾向，其流弊表现为在政治上空言道理。

王夫之等有识之士抱着“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之志，企图改变社会，净化政治。他们的思想激烈、敏锐、深邃，给人以启迪。但是，他们以伦理论天理，以礼教论公私，以圣人论道统，以心术论治者，必然把政治企盼寄于某一个特定的主体。批判暴君暴政、非法之法的归宿是建立合乎“天理人心”的君主制度。王夫之的道统与治统论，也堪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与群儒相较，王夫之肯定“大公之道”与“帝王之统”在汉文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仁宗、明太祖等帝王身上是大体合一的。但是如何才能保证道与治永远合一，使天下避免一离一合、一治一乱的轮回呢？王夫之排除了庶民议政，甚至非议民贵君轻之说。他只是在传统的调节理论中转圈子，最终只能归结于神秘主义的“非可以力争”的天命。他的著述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艰难坎坷和珍藏埋没之后，俨然成为显学。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都大量刊刻和推崇王夫之的著述。在近代，封建士大夫，如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奉其为理学正宗；维新思想家，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奉其为思想先驱。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称其为启蒙思想家，而新儒家则称其有“豁蒙披昧之力”。无论上述评价是否允当，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王夫之是元明以来最有成就的伟大思想家。吕留良尊程朱为正宗，认为除《四书》之外，无可讲之学。夷夏之防、君臣之义是吕留良政论的主旨。他抨击秦汉以来的暴君和暴政，指斥清朝的帝王和政治，其言辞尤为尖刻、恣肆。他的思想经弟子传之后学曾静。曾静及其门徒图谋颠覆清朝，事发后酿成清代一大文字狱案。

唐甄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心学。他谈心性，则强调事功；论政治，则注重实效。他对程朱之学有所批判。唐甄对秦汉以来暴君、虐政的抨击，言辞尤为激烈、尖刻，是清初士大夫群体批判思潮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1644 年清军进占北京，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全国的序幕。清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在入关前及入关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其文化素质较低。清朝原先的政权体制，也需要改革以适应对内地的统治。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在政治上做到了勤于政务，在政治思想上也各有不同程度的阐发和探讨。清廷总结历代王朝兴败的历史教训，从政权体制上极大地加强了君主的一人专制。同时，清朝皇帝也提出一些相应的政治见解，最为突出之处是将君主专制思想进一步绝对化，其中值得注意的论述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均平，是唐甄提出的改造社会的重要设想之一。在明清之际，均平的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关于如何解决兼并严重、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人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设想。唐甄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怎样看待君与臣在封建政治中的作用，是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与传统儒家学说有所不同，清初的几朝皇帝除康熙前期之外，在政绩和名望方面多排抑臣下，有的简直将大臣视为奴才。

顶峰。“选贤”“任能”之论都被排斥为妄见，惟有君主总揽权柄，扼住群臣使之既无名臣也无奸臣，一个个皆成为庸庸碌碌的差役和奴才，这才是治国根本、社稷之福。这是乾隆帝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清朝皇帝把明季大臣形成朋党，作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总之，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崇正斥邪”，是专制制度的膨胀。至乾隆时期，皇帝不但以至高无上的权势，而且要以最高思想教主的身份审查书籍、文献以及所有文化现象，以自己的意志和见解作为文化领域判别“正”“邪”的标准，进而力图用其思想垂教万世。立嫡、立长是王位宗祧继承的一般原则和传统习惯，成为历代王朝立储的规则之一。康熙帝册立太子允礽即依据这个原则。乾隆帝否定公开册立太子的旧制，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也打破立嫡立长的框框，并且从理论上予以倡明。秘密建储理论的实质是消除储君对君主权威的抗衡，把继承人的选取、更换完全归属于君主个人的意志，同时将极端绝对化的君主独裁坚持到在位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