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到0：写在她们离去之前
三年间，从22到8，这是一部追赶时间的影片，这是一群用等待去对抗余生、认真活着的人。
从买票到观影再到敲下这些字，我赶赴的是一场匆忙的约会，很久没这么勤快了，但此刻，没有时间懈怠。
开始写的那一刻，脑海中依然千头万绪，怎么写、写什么都厘不清，只知道不能拖延。只想着在她们离去之前，去“看”她们一眼。
有人对我说，你大概会看哭；有人问我，它好看吗。我哭得很克制，做不到用三言两语去评价它。
严格来说，《二十二》是一部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纪录电影，它没有故事性，没有剧情化，有的只是真实的人物，琐碎的生活，平淡而温柔。
老人们经历了残忍的过去，心头有深刻的伤口，如果导演愿意，影片可以呈现另一个更激烈更渲染情绪的故事。可是他没有，摒除杂念后，整个拍摄采用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性的标准，不用历史的画面，不用刻意的剧情化，也不去引导她们做出戏剧化的行为。
“我凝视着你，我看着你的存在，十分的尊重，发自内心的珍惜”，这就是整部影片的核心。
对导演郭柯而言，他不想记录痛苦，只想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和观众对话，让大家知道她们姓什么、叫什么、她们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二十二》从农家院里一场追悼会开始，又以茫茫雪野中的一场葬礼结束。在吹拉弹唱中，两位老人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没有等到道歉，没有等到赔偿，像旷野中覆盖的雪慢慢融化，长眠于地下，隐成一抔黄土。
镜头里闪过一个个老人的脸庞，如果不费心去记，可能会很快忘记她们的名字，但忘不掉的是她们的面容，瘦小的身躯、深陷的眼眶、纤细的胳臂、皱巴巴的皮肤，偶尔会笑，偶尔说几句话，更多的是长长的沉默。对时间沉默，对漫长的历史沉默。
住在孝感的老人毛银梅原本是韩国人，幼时逃难来到中国，因为妹妹小，需要妈妈抱着，她曾在混乱中被弄丢过一次。再后来，因为生活艰苦，她被彻底地丢下了。
已经头发花白的老人说起这段往事时总不自觉地望着窗外，她用手比划着带走母亲的火车，眼里偶尔闪过期盼的光，她记得自己哭，记得有人从高处丢下来吃的。她仰望着的地方，够不到的地方，带走了她的妈妈。
后来有一些韩国人来探望她，给她带来故乡的音乐、地图还有其他的礼物。镜头对着瓶子里的花朵和桌上的布偶，背景里传来老人的声音，她用家乡话喊“爸爸”、“妈妈”和“奶奶”，不再清脆的音色，有点撒娇的语气，又因为许久不说而显得缓慢生涩。
有韩国来的人要带她回去看看，可老人没有同意，故乡没了亲人，再见也是无益。朴车顺（老人的本名）的人生早已尘封，或许只能在梦里一遍遍回忆。那个梦里，她是小姑娘，记忆力好得很，没有“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的苦痛经历，依然哼唱着《阿里郎》和《桔梗谣》。
住在海南的老人林爱兰是个女战士，被俘后假意和日本人结婚，把子弹偷出去给抗战的军队，鼓动青年女性加入战斗。她说话硬气眼睛有神，却是在我看来影片中最孤单的一位老人。她没有孩子，敬老院一修好，她就成了最早搬过去的人。
大院里一溜平房，一排几个屋子，每个房间有门有窗，配着防盗网。林爱兰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门口坐着。她有残疾，总是缓慢地撑着粉色塑料椅挪到门口。可能会有人来看她，和她聊聊天，大多的时间里都是独自一人，安静地坐着，安静地等待，等待时间过去，一天又一天 。
她的床边摆着刀，她最珍视抗战胜利60周年的那枚徽章，讲述慰安妇经历时也比别人更有力。提起被日军绑起来扔进河里的母亲时，她捂着眼睛哽咽难言。这样的一个人，她连哭都是很克制的，她没有说多少很辛酸的话，可是看着她，心口忍不住泛疼。在宽大院子的映衬下，她的身影显得很瘦小，就日复一日地守在门口，无聊、沉默。
房间里有点暗，东西摆放地不算整齐，蚂蚁上上下下地在墙壁上爬来爬去。夏日的午后，遭逢一场雷雨。雨哗哗地落下，老人看了一会，又慢慢地从走廊移回屋内，闭紧房门。隔绝了那场大雨，也隔绝了世界。
住在山西的李爱连老人现在有儿孙陪在身边，生活平静，顺带养着邻居家的一窝猫。儿媳妇说她自己吃饭懒得做，但会给猫张罗吃的。有好吃的先给猫，猫不吃的她再吃。哪只猫怀孕了她也记着，一边喂猫一边聊：你怎么自己来了？你孩子呢？
她跟丈夫新婚没多久，丈夫就被抓走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肯，就自己做手工做劳力养活自己，后来被抓去当慰安妇……往事淡如风，老人家说起来也很平静。唯一的情绪激动是说起丈夫，说他没有嫌弃自己。
她说，17岁之后就再也没提过被抓的事情了，儿大女大的还说这些做什么。原本她打算缄口不言，一直到死。
住在海南的李美金老人也是十几岁被抓的，后来逃回家，父母与她抱头痛哭，高兴地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妈妈怕她没得吃，合完生辰八字后就将她嫁给了阿公（丈夫）。
比起被抓的经历，她说更多的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儿女都成人了，也有了孙辈，来看她都会给些钱；有时她也会给他们钱，不在意自己花多花少；她说，她和阿公感情好，没什么吵吵闹闹，阿公中风后，她就喂饭喂水地伺候着，她跟阿公说，你病了，我照顾你。
住在广西的韦绍兰老人是影片主题曲《九重山》的原唱，一晃80年，她再次对着镜头唱起十几岁时学会的童谣，字字句句都仿佛写尽了她漫长的一生。
当年日军入侵广西，她和尚在襁褓的女儿被一起抓走，虽然几个月后得以逃脱，却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那个孩子，如今已经70多岁，因为留着日本人的血，没姑娘肯嫁，一辈子单身，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有记者问他：不是有人说要帮你找个日本媳妇吗？他听了淡淡一笑，略带自嘲地说“笑话”，不再多回答什么。
韦绍兰老人佝偻着背，坐在墙角，认真地将一碗白米饭扒到嘴里，努力咀嚼，认真地看着四周，或许是在看镜头，也或许在看剧组的人。
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
……
不到100分钟的影片记录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有关过去的讲述并不多。想说什么，想说多少都是她们的自由，导演给了她们最大限度地倾听和尊重。
这群心里有伤的老人生活得不富足，却也没大多数人想得那样可怜、怨愤。
比起守着苦痛不放手，她们更多地是在现实中寻找一条活下去的路，用极大的善意和宽容面对生活，和那些曾带来伤害的人。情绪激烈时也只是对着镜头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山西志愿者、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很多时候，对于那段经历，老人们都强迫自己去忘掉，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下意识中，她们反而会强化记忆。
当老人开始哭泣，镜头会定定地停留一会，然后拉远，转到她们身边的人、她们生活的地方，有云飘过的天空，有滴雨的屋檐。影片中有大量的空镜头和远景，有时一个固定的画面会持续一分钟，谈不上节奏，平和又缓慢。
在剪接指导廖庆松眼中，这部影片的拍摄角度非常明确，它回归了情感本身。老人们一说话、一个眼神就已经超越了影像本身。影片只拍她们当下，不去打扰，让这些老人无所畏惧，也无所忌讳。
导演曾在采访中说道，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感慨着慰安妇好可怜，可实际上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这些人要嘛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嘛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
我很认可这段话，从刷排片场次买票到准备写这些文字前，我一直自问是否从心底接纳了这些老人。不是单纯无知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平静尊重地去面对她们现实的生活，只有做到这一点，我才有资格写她们。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心把花起？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己眼泪自抹干。
……
歌词里有她们的一辈子，可她们的一辈子却不仅仅在轻吟浅唱里。
导演说，“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对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去看或去写这部影片，都是如此。
影片里的海南志愿者说，“慰安妇”一词是源起日本的说法，他们是为了诉讼时便于说明情况才给老人们套用了这个身份，其实她们是“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强征虏掠20多万的中国妇女作为性奴，“慰安妇”是日本人强加到她们头上的称号。2012年，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有32位，到2014年，存22位。拍完《二十二》后的两年，又陆续调查出几位。截至2017年7月，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15位，而《二十二》记录的老人中，现在仅存8位。
有许多慰安妇被凌虐至死或自尽身亡，真正活下来的并不多，而存活下来的她们更愿意选择掩饰过去，因为说出来面临的不仅是期待中的理解，还有不堪的议论。
这不只是战争的问题，更是女性人权的问题。二战期间，并非只在中国有慰安妇，韩国、菲律宾等地都是如此。然而，就在韩国全世界摆放纪念慰安妇的少女像时，我们却在拆除慰安所遗址。年轻一代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了解比较好。学生不适合知道太多，了解抗日英雄就可以了。
在整个慰安妇事情上，很多人首先看到的不是历史，而是看到性。因为是与性相关的迫害，所以难以启齿，不愿了解。诚如导演所言，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
影片中，有些老人会说，我们做的事政府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说到这些时她们有种隐隐的安慰，就像有人了解她们受的苦，知道她们做的贡献。可就算知道，情况依然如此，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张双兵从1982年开始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状况，1992年开始组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集体诉讼，三十多年过去，毫无结果。电影的最后，他说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都没有等到。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许多人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影院里冷气开得很足，身体很冷，而这句话背后的意味让我瞬间如坠冰窟。
导演郭柯在跑电影节时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韩国明星也会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我曾在喜欢的演员身上见到那些徽章，有‘少女与花朵’，还有‘少女与蝴蝶’、‘少女与椅子’。而我们中的大多数，甚至连去了解的勇气都没有。
很多时候，历史之于我们，并不是一件可以完全清算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记住。只有整理好过去，才能面对接下来的路。更何况，慰安妇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如何审视过去是我们逃不开的命题。
影片中，海南的王玉开老人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了。照顾她的人哭着念叨：怎么说起不来就起不来了呢。经常去看望老人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去她的坟前祭奠，烧纸钱敬酒，镜头定格在那一堆纸屑和香灰上，继而慢慢拉远，这就是老人留在世间最后的东西。
就在《二十二》上映前夕，海南最后一位参与诉讼的慰安妇黄有良老人也离开了。导演甚至来不及在影片最后给她的名字加框。她们老了，一步步蹒跚地走了几十年，有些累了。
这是一部没有时间轴的影片，二十二个老人轮番出现，掺杂着志愿者和她们亲人的镜头，你不会知道下一个画面切向哪里，会有谁出现在眼前，猜不到影片如何进展。那些琐碎、平淡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子被拍进了片子。季节流转间，这似乎是一个不会结束的放映。
可是，天黑了，人老了，每个日子都会结束，每个生命都有尽头。
我们能做的只有凝视，第一次也或许是最后一次，从心底拥抱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