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一直都是以一个窝囊废的形象存在。

它不仅被北方游牧民族摁在地上摩擦，向别国称臣纳贡，而且北宋皇帝一家还被敌国俘虏，王子、王孙被削籍为奴，公主、嫔妃被逼良为娼，完全是一副积贫积弱、菜鸡的样子。

但是，欧美及我们邻国日本的汉学家却对宋朝大加赞赏、不吝赞美，他们对宋朝的评价非常高。

甚至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中，有一章的内容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

宋代国力不如汉唐强盛，我们本国国民也对宋朝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但是它为何却受海外汉学家的青睐呢？

这是因为，我们国人对本国历史上众多朝代的评价，往往会从国力强弱和领土多寡的角度去评价，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杂着个人情感，这样就做不到评价的客观公正。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评价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也正是因为从文明的角度出发，这些海外学者们探寻到了宋朝诸多了不起的成就，那么他们对宋朝大加赞赏也说得通了。

那么宋朝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让海外学者们大加赞赏，甚至有些汉学家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更有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认为：宋朝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朝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纪社会的明显差异”。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朝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那么宋朝到底有没有迈进了近代的门槛呢？

现代公认的近代化标志是：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那么宋朝究竟有没有迈入近代化的门槛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去衡量看看：

社会的开放及商业的繁荣

北宋中叶，经过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北宋的农业与北宋初期相比，得到了较大的恢复与发展。同时，由于农村租佃制生产关系契约化的普及，使得佃户在秋收后可以自由迁移，因此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以释放，而雇佣劳动的完全合法化更是为宋代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于乡村租佃制关系契约化程度的提高，及租佃制关系向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的推广，使得雇佣劳动合法化，不仅城镇的民营商业大量雇佣工人，而且城市内的官营工场也雇佣了不少工人。同时，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商业及手工业，又相应地增加了城镇的消费人群，因而又增加了对农副产品及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随着川蜀地区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使得货币流通大幅度增加，这些都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繁荣兴盛。

以北宋首都开封为例，我们可以探究一下北宋的商业究竟有多发达。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每一交易，动即千万。”

又有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这只是一条街巷的情况，开封还有许多类似的繁华街道。其中的“瓦子”，类似于今天的综合性商业市场，不仅有各种商店营业，还有许多的“勾栏”（类似于现在的小剧场），上演各种技艺，其中说书，说三国、五代故事及神鬼狐怪，说“浑话、合生”（早期的相声）等，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各种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旧有的“坊”制被打破了。

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

“街鼓”是坊市制的象征，既然已经不闻街鼓之声，那就说明“坊”制已经完全被破坏。

因此，许多的街道清晨五更时分开始营业，直到半夜才歇业，甚至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宋朝开封的商业兴盛，远比唐朝长安商业兴盛繁荣得多。

清明上河图局部放大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描绘了北宋开封繁荣的一面。

不仅仅内陆商业繁荣，就连海外贸易也异常繁盛。

北宋的海外贸易，对外主要输出瓷器和各种丝织品，对内主要输入各种香料、药材、犀牛角、象牙、珊瑚等。

外商自东起日本，西至大食（今阿拉伯半岛），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

据史料记载，北宋末年，政府每年从税收和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利达一百多万贯。

法治的加强

宋朝不仅经济发达，在法治方面的成果也非常显著。

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认为宋代可以称得上是以法治国，并且他对宋代的法治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

宋初，基本沿用的是唐和五代时的法律，并在建隆四年，在后周《显德刑统》基础上，修订成《宋刑统》三十卷、《建隆编敕》四卷，形成了敕、律并行。以后历朝也对敕、律进行过编辑、修订。

到神宗年间，法令制定日益完备，但是神宗认为只有律不能概括一切，因此将律改为敕、令、格、式，原有律仍然保存。

元丰二年，神宗提出关于敕、令、格、式功能区分的理论：

“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

• 凡是自皇帝始，经中书省颁发的，具有“丽刑名轻重者”功能的，称为为敕；
• 约束、禁止行为及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做的的称为令；
• 规定如何实施令所规定的行为事项的称为格；
• 规定公、私文书的模板及名讳词语的法规称为式。

其实质是将敕定为法律，将令、格、式定为法规，这样划分，使得宋朝律法更为合理，更具有理论性及科学性。

比修订法律、法规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懂法并能正确执法的官员。

熙宁四年进行了科举改革，其中，明确规定：

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

但是，在熙宁六年进行的科举考试中，报考新科明法的人数还是不多，为了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在当年科举发榜数日后，下诏：

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注官；如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候二年注官。

规定四、五等进士，诸科，以及任命为试衔监当官、主簿等初级文官的，都要考试律令或断案，才能出任为官，否则两年内不能任命为官。

到熙宁九年科举考试时，已有三十九人考取新科明法。

到下一届元丰二年科举考试时，已经有一百四十六人考取新科明法，达到了当年录取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随后又规定，新科明法考试的举人在考试“断案”时，允许携带律、令、敕等律法来应试，目的在于考查考生运用法律判案的实际能力。

修订了法律，并且也有了懂法且擅长判案的官员，接下来就是向民众宣传、传播法律。

在熙宁六年，神宗规定进士试律令大义或断案才能出任官职后，在国子监设立“律学”，这相当于近代的法律科专业高校，其中设立断案和律令大义两科，生员可以选学其中一科。

与官办“律学”教授律令大义、断案相对应的，是民间的部分士大夫，也仿照朝廷，在民间也“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这就说明神宗时期，允许并鼓励民间传播法律知识。

思想与文化的革新

在欧洲近代开端的时期，文艺开始复苏与繁荣。

同样的，在宋代，这个被海外汉学家称为世界近代萌芽的朝代，它的思想与文化开始变得繁荣与开放。

北宋中叶，改革与创新开始变成社会的主旋律，反映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吸收佛、道学说以阐述儒学的新儒学“宋学”诞生了。

“宋学”讲究“通经学古”和“救时行道”。

“通经学古”是指不再像唐末及五代时期一样，只是学习原先儒学《经》书中的枯燥训语，而是探究儒学经典的义理。也是因为此，宋学也被称为“义理之学”。

“救时行道”是指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此来改善时政，达到改革、创新的效果。

北宋“宋学”的形成，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密不可分。

自五代以来，文坛流行骈体文，讲究声韵优美、辞藻华丽，时称“时文”。但是这种文章往往词不达意，不切实用。

为了改变当代文坛的浮躁之气，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

欧阳修

自唐末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荡，诗人寄情于山水，诗风趋于唯美，所写诗文多是游历、艳情的文字。为改变这种诗风，欧阳修及其友人梅尧臣、苏舜钦决心开创宋诗新风。欧阳修的诗虽然不如他的散文成就高，但是他的诗清新流畅、文字平易舒畅。此后，历代文人所做诗词摒弃了华丽的文字，改为平易之言，以后的诗词开始变得言随意遣、浑然天成。

与此同时，书法与绘画也都有革新。

上承唐代尚法派书法、下启宋代尚意派书法的蔡襄，其行书有“笔甚劲而姿媚有余”之称。尚意派书法的开创者苏轼，其书法“丰润而以韵胜”。

宋代之前少有的生活题材的绘画，也在宋代开始出现。两宋之交的苏汉臣所做的《货郎图》，生动反映了当时乡村货郎贩卖货品的实际情景。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开封繁荣景象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为后人留下了北宋时期的人物服饰、生活用品及车、船、桥梁等的具体景象，这也为后世研究宋代社会风俗，提供了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史料。

结语

通过对以上几方面的概括，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宋朝已经完全迈入了近代的门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宋朝已经接近或已经站在了近代的门槛上。

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西方还处在黑暗、愚昧的中世纪。此时的欧洲，教会通过圣经禁锢人民的思想，通过宗教对其进行洗脑。可以说当时的欧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许多科学家被极端宗教分子活活烧死，科教书籍被付之一炬，可以说当时的欧洲是愚昧至极。

但是，此时的宋朝，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动力而自发形成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世界近代史的大门。不幸的是，随着宋朝的灭亡，元王朝统一了中国，由于元廷统治阶级的文化层次要远远落后于宋人，因此，导致元朝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而只能以最简陋的方式，最粗鄙的治理体系来治理国家，而这种简陋的治理体系无法继续推进文明的演化，及社会与经济的革新，因此，文明演进的历程被影响了。

其后的明朝由于基本上承袭了元朝，原有宋朝的优良体系并没有被采用。更为致命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似乎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乡村更为欣赏，因此，距离宋朝的变革之路愈行愈远。虽然，明朝晚期，随着政府统治力度的变弱，甚至出现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此时的明廷距离灭亡已经不远，随着满清的入关，清廷对明廷制度的全盘接收及强化，中国近代化转型萌芽被彻底掐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