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考（李耀胜）

刚才看了一篇澎湃新闻：《一代中专生命运之变：当年成绩优异才能上，如今更多人在基层奉献》。

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羞于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学历，“觉得憋屈”。

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全县中考第５名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１０年，地位一落千丈，倒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佼佼者。“这些人如果当初没有进入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那些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人就会落榜。”孙文桢略显骄傲地评价道。

像他一样心有不甘的人不在少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中等专业学校，姿态风光，受尽了周围同学和家长的羡慕。

我认认真真、一字一句读完了整篇报道。不禁掩卷长叹，陷入深深沉思，心情难以平复。只能感叹时光荏苒，岁月沉浮，到头来只剩下一半欢喜一半哀！既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代人而高兴，又为自己成为这一代人而感到悲悯！

我的中考也是那年、那月、那场景……

会宁本来就是甘肃中部很出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我的老家又在会宁县偏僻的农村。

1986年，我从青江驿乡初级中学毕业。当年，会宁县的中专预选名额共100人。县上分配到我们学校的中师预选名额８人，中专预选名额３人。

那年，全校两个初三班120多名毕业生一致的最高目标，就是考上中师或者中专。三个春秋，风雨无阻，寒来暑往，每个同学都在为这一目标拼搏奋斗。

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中专。很庆幸，预选中我拿到了一个名额，这样才有资格去县里参加正式的中专考试。

我拿到预选名额，着实让全家人高兴了好一阵子。父母亲每天都在为我去县里参加中考做准备。

会宁县城离我家只有45公里。这之前，我却从来没有机会去过。当时我的印象中，去趟县城就和后来我想象去趟北京一样神圣而遥远。

离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心里也越来越紧张。总是害怕会宁县城太大，去了后会把自己弄丢了，再也回不到代家湾那个老家。

父亲在村里找了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三个人，才给我借到了去县城参加中考的５元费用。

父亲坐下来给我细细算了算账：必须提前一天去看考场，６门课考试要用整整３天时间，最后一天返回，这样下来，这次中考去县城总共要用５天时间才能回来。

当时，父亲只知道从青江驿乡到县城的班车单程票价１元１角，一个来回就得花去２元２角，剩下的２元８角就是我在县城５天的全部吃住费用。

去县城的前一天，母亲给我烙了５个锅盔，并把自己攒了近一个月的６个鸡蛋全部煮了，叮嘱我在考试的三天时间，每天早晚各吃一个，让我好好补补大脑。去了后才知道，如果不是母亲的这５个锅盔和６个鸡蛋，我在县城的５天时间就得每天挨饿。

到会宁县城后，我们统一住进了会宁饭店，４个人一间房，每人每晚住宿费５角，我就先交了３个晚上的住宿费，花去１元５角，手里只剩下１元３角钱可以自由支配。

每次考试结束，看到其他考生在会宁饭店花２角钱吃一碗臊子面，我就馋得不停咽口水。终于没有忍住，每次也跟着其他同学花２角钱吃一碗臊子面。

说实话，当时一碗臊子面只能解解馋，根本吃不饱，还得靠母亲的锅盔补给才能安慰肚子。

考试的三天，我花掉１元２角钱吃了６碗臊子面，考试结束后，手上只剩下１角钱。最后一晚的住宿费便没有了着落。

和我一样，同学们手里的钱都所剩无几。最后我们十多个同学商量，把大家的钱凑在一起住一间房，晚上大家挤在一起凑合一晚上。

我们的窘境还是被饭店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们不停地提醒，晚上只能４个人住一间房，绝对不允许超出４个人住一间房子。

我们商量了一个策略，在晚上十二点之前，房间只留４个人。十二点之后，工作人员休息了，大家再全部溜进去住。

好在当时是六月，天气还不是太冷。下午五点开始，我们就在会宁大街上盲目乱转悠。晚上十点，街道上几乎碰不到什么人了。那晚，感觉时间过得太慢、太慢……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十二点。我们开始一个一个有秩序的偷偷溜进房间，把四张床上的垫子铺到地上，睡了满满的一地人。

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各自正在心里庆幸“成功”的时候，咚咚咚……静夜里响亮的敲门声，突然像刀子一样扎在每个人心里，十多个人同时打了个寒颤。

工作人员用钥匙在外面开门，但门锁被我们提前在里面反锁着，门外传来了饭店工作人员的呵斥声：“快开门，再不开门就把你们送公安局去。”

我们所有的人都起来了，用身子死死地顶住房门，说什么也不让工作人员进来。两名工作人员在外面骂了一阵后，骂声慢慢远去了……

大家商量，必须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一个再有秩序的偷偷逃出去。

等我逃出去的时候，空旷的街道上看不见一个人，平生第一次内心恐怖到了极点，想哭又不敢哭出来。走着走着，我碰到了另一个同学，顿时感觉碰到了“救星”。

不知道别的同学逃出去后都跑哪里去了，那晚，有４个同学在大街上我们又走到了一起，当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边走边说。

不知何时，我们走到了北关体育场的戏台上，看见台上堆了一大垛麦草，４个人喜出望外，总算有一个可以安身过夜的地方了。

我们每人在麦草垛里掏出一个洞，然后钻进去睡了……那晚，是我中考在会宁县城的最后一夜。

1986年，我考进了甘肃省定西地区临洮农业学校牧医专业。当年，白银市共在全市初中毕业生中招录中专生186名。我在感觉“很气魄”临洮农业学校，度过了四年的学生时代。当时，同学们都自诩为“小本科”。

最后再摘录这篇报道中的部分内容：

中等专业教育学制源自前苏联，以行业办学为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急缺，中等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拥有专业技能的“栋梁之才”。

当时，中专考试选拔非常严格，通过者也大多智力拔群，学业优异，“考不上中专的，才去上高中”，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认知。

“帮助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都是这样，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中专教育开始受到巨大影响。一方面，毕业生不再享有“包分配”、“铁饭碗”的待遇。另一方面，中专自身的严重扩招，也使其地位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变成了学生考不上高中才去上中专的“无奈选择”。

如今，谁也说不清楚这样的无奈，究竟是时代的无奈，还是个人选择的无奈？究竟是一代人家庭的无奈，还是每个人生活命运的无奈？

我的中考就是这样一场永远没有结束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