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方周末》的于欢案报道，一字一句看了，评论，一条一条读了。

这篇报道的记者很专业，全文冷静。没有直露的煽情，没有咄咄逼人的追问，只有讲述，只有场景，只有第三方佐证，还有大量的隐藏信息。

这是优秀记者的职业操守，或“写作技巧”。

但普通人，比如我，起码在此刻，这种冷静，做不到！评论区里，很多人说，“全身发抖”。原来人们在相同心理处境下，大多是一样的反应。

我们天生有“恐惧、愤怒、绝望、抗击”等强烈情绪和行为。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有情感、伦理和底线。人不是动物，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一群刀枪不入、毫无知觉的僵尸。

当一个一再受辱的普通人，企望法律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希望落空，他会陷入怎样的心理情境？

22岁的于欢，在充满绝望气息的案发现场，最后靠一把刀，将受辱终结。

2，

整个事件，充斥着荒诞。

第一，黑社会势力明显已形成“高利贷”产业链，但这在当地似乎很正常。

“实业女企业家”资金困难，银行贷款无望，只得向“房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贷，年利息高达120%（匪夷所思的高利率，已违法）。新闻说，当地企业，大多靠这种借贷度过难关。吴学占的生意模式，就是雇佣一批讨债的流氓。

社会是否应该存在“灰度”？

吴某的“房地产公司”，是不是当地政府GDP的主要来源之一？

这些问题，暂且搁置。但这个高利贷的直接前提，已是明目张胆地违法。这件事，并不是出警人员口中说的，“要钱可以”。

涉黑人员要的钱，已大幅超过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率。流氓们扰乱治安、侮辱殴打公民，已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对人权的基本保障。

当地方“灰度”，超越国家法度；当流氓行径，畅行无阻，这和肉弱强食的丛林社会，还有什么区别？

而一旦弱者依照丛林法则，最后举起了刀，大家又赶紧戴好国法面具，振振有词。

这一切，不是荒诞是什么？

第二，一起奇怪的交通肇事案，杜某在当地，是个神奇的存在。

受雇于老板吴学占的杜志浩，在于欢案之前，曾撞死一个14岁女学生，造成对方身首异处，他逃逸。

受害者家人在采访中说，中间人曾送过一笔钱，但他们从未见过杜志浩，“交警说抓不到人，我是个农民，能怎么办？”

这个“抓不到”的人，的确神奇。

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但杜志浩似乎可以。他可以一边撞人后躲起来，让人“抓不到”，一边大摇大摆出现在涉黑集团，与本应抓他的人面对面，而对方告诉他，“要钱可以，不要打人”。

神奇的存在背后，总有个神奇的保护伞。

第三，法治和人治的冲突。我们需要更有力量、更有威严、更受信任、更具人性的前者。

在古代，人们有冤不得申诉，有两条路。

一条是在衙门前击鼓，指望遇见包拯那样的“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一条就是六月飞雪，整个气候天象，出现异状。

后者，并不是戏文里说着玩的，因为“无产阶级，失去的从来只是锁链”。

法律的意义，人权的保障，社会秩序的维护，正因为人们要安全，要平等，要尊严，而不是被迫用水果刀解决问题，用锁链砸碎一切。

几千年前，无论有多少青天大老爷，几千年后，无论网络上的呼声有多高，其实，都是一种无奈。

我们需要的，是一开始就能阻止这些现象，真正有力量的国家法律，有力量的执法制度。

第四，祖国母亲，和我们自己的母亲。

“萨德事件”余热未消，于欢案下，出现这样一条留言。

“当你说祖国母亲需要我，我全力以赴，而当我保护自己的母亲，你给我这样的结果。”

心生悲凉。

3，

安吉丽娜主演过一部《换子疑云》，根据1928年美国一起轰动的“男孩失踪案”改编。母亲因为质疑司法结果，被关进精神病院，后真相大白。

豆瓣有个高赞短评，“我很愤怒，因为我们还不如那个20年代”。此短评出现的时间，是2008年。

现在，2017年，又是十年，过去了。

这件2016年出现的聊城刺杀案，有幸浮出水面。还有去年，悲惨的杨改兰案，浮出水面。

那么水底呢，那些没能浮出水面的于欢呢？

只要水底暗礁林立，每个脆弱的个体，就可能触礁毁灭。我们需要的，是黑暗的角落也有光照，是罪恶必须在阳光下，接受质询和审判。

一个强大的，给公民以尊严和安全感的国家，是每个人的幸运和期盼。回望来路，我们也许已走得很远，但前路仍然太漫长。

“我不想沉默”，哪怕你的每一步，都艰难，每一步，都跋涉而泥泞。但唯有如此前行，才是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