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在印度，人像垃圾一样被分类”——美国女记者直面印度贫民
想来想去，还是想转转这个。优秀的纪实文学。
原文如下：
《凯瑟琳·布：直视印度最大贫民窟的地下生活》
15岁的贫民窟男孩卡鲁死在孟买国际机场的登机口外。被发现时，他上身裸露，眼睛被鸟啄出，景象凄惨。
卡鲁来自安纳瓦迪贫民窟——它距离“高大上”的孟买国际机场不远，四周被豪华酒店包围着。1991年，一群从印度南部来修机场的民工建起了这个贫民窟。这里肮脏、逼仄、污水横流。三千余居民中，只有六人有正式工作，剩下的不少人，靠从机场捡拾垃圾和盗窃为生。其中，卡鲁是惯犯。
无人知道卡鲁是因偷窃暴露被打死，还是因举报毒贩遭到报复。想快速结案的警察给他安了一个荒诞死因：肺结核……
这样的故事，在《地下城》这本书里屡见不鲜。从2007年开始，普利策获奖记者凯瑟琳·布用时三年，深入采访安纳瓦迪贫民窟的居民，据此写成《地下城》。书里有趴在马路上慢慢死去的肺结核病人，有为权力出卖自己身体的女野心家，有公然索取贿赂、逮捕无辜者的警察，有因嫉妒自焚后诬告邻居的妇女……
过去二十年，凯瑟琳·布一直都在报道贫困地区，思索社会资源不对等问题。《地下城》并未停留在一个旁观者的猎奇视角，而是深入到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还原一个个真实生命的历程。在展现人性的善良之外，它也揭露出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未必会互相扶持，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互相踩踏。
《地下城》一经出版，即引起巨大关注，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比尔·盖茨推荐。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它呈现了印度都市中那些生活动荡、无权无势者的喜悦与悲伤、忧愁与韧性。”
今年，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围绕此书，谷雨邮件采访了其作者凯瑟琳·布。
走入“地下城”
2001年，凯瑟琳·布和她的印度丈夫相识。从那时起，凯瑟琳便开始留意印度因经济大爆发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有些变化是难以忽视的，例如林立的高楼大厦和豪华住宅区。但她也注意到，贫穷地区的状况鲜有问津。在全球高速发展的今天，贫穷问题虽被重点研究，却缺乏普遍关注度。凯瑟琳认为，无论在印度还是美国，研究贫穷问题的专家们更愿意追本溯源深究原因，争论各种方法论的是非对错，却很少有人真正走进穷人的生活，了解他们。
思考后，凯瑟琳选择孟买作为突破口，一是她跟随丈夫在这座城市生活过，二是她发现在大量的书籍和电影偏向于对其富裕程度的渲染，在电影中更是充斥着对诸如大盗妓女宝莱坞化的升格，缺失对在城市中生活的平凡生命的报道和记述。
对凯瑟琳来说，她更感兴趣的是城里女性的家庭生活，目光更多地倾注在为养家糊口而从事临时工种的人群，以及社会教育对于贫困状况的改善。
她试图发现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给贫穷地区个体带来的积极影响。但年复一年，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效益仍未惠及这部分人群，她不得不为这座被描绘成香气浸染的城市叹息。
于是，凯瑟琳·布将视线放在孟买机场附近大大小小的两百多个贫民窟之一——安纳瓦迪上。在采访开始阶段，她发现要取得这些人的信任完全不可能，和一些整天为生存奔波的人们谈信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她经常提及初期去贫民窟的场景：穿过豪华的孟买新机场，很多年轻人和孩子跟在她身后大声喊着：“喜来登，洲际酒店，希尔顿……”他们认为凯瑟琳是一个误闯贫民窟的外国游客。她的发色和皮肤跟周围环境是如此格格不入。
凯瑟琳从来不去想这些人在背后如何谈论她。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开始尝试让他们习惯自己的存在。这一点并不容易，每次凯瑟琳摆开设备准备录制，都会聚集很多围观人群。但是渐渐地，很多当地人开始对她习以为常，只要凯瑟琳的采访不打扰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也慢慢愿意和她攀谈。
有一次，安纳瓦迪贫民窟的孩子们邀请隔壁贫民窟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新来的孩子们发现凯瑟琳正坐在阿卜杜勒仓库里进行采访，他们兴奋地围观。而安纳瓦迪贫民窟的孩子们则并没有显露出过多的关注，凯瑟琳意识到，自己的出现终于不再特别。
从观察到聆听，从个体到共鸣
项目最开始，选择采访对象完全没有可能实现。凯瑟琳只能尽可能地观察所有人。她跟着他们到处走，和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拾荒、垃圾分类、做家务，甚至跟随他们偷窃。但随着交际范围变大，她开始学会区分普通事件和特例。
记者出身的凯瑟琳并没有刻意去寻找重大事件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她将焦点放在那些能让人产生共鸣，能展现一个社会开放架构和基本状况的案例。
同时，采访对象的后期走向也很难预测。
在她开始和阿卜杜勒接触时，凯瑟琳只是希望通过对他的采访，展现在这个被豪华酒店包围的肮脏角落，像阿卜杜勒一样的人们如何通过拾荒、分捡垃圾卖钱来延续自己的生活。她并没有料到会引发关于他偷窃问题和社会公正度的讨论。这种个体带来的争议性是她在预先选择时没有预想到的。
为辅助采访素材的整理，凯瑟琳参考研究了上千份资料。这些资料对凯瑟琳的写作帮助很大。一方面，它为书中描述事件提供背景资料，同时也为采访中列举的实例提供理论支持。
例如，凯瑟琳在考据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在安纳瓦迪贫民窟发生的死亡事件，警局给出的死因都十分荒诞可笑。这一点促使她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她比较了很多关于这些死亡案件的报道，并通过印度的《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到了这些案件的官方资料，对资料进行梳理，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凯瑟琳写作时，采访录制过程中的一些画面会不停地出现在她脑海，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拍摄于孟买恐怖袭击前几天的一个夜晚。那个画面神奇地收录了专属于贫民窟夜晚的背景音：分赃不均的争吵，自缢未遂少女的哭泣，泰米尔式的音乐，左邻右舍关于垃圾收购价格下调的喋喋不休。
就在这种嘈杂又和谐的氛围下，被采访的阿卜杜勒奇迹般地开始张嘴谈论自己的生活。凯瑟琳相信正是这种氛围给了他勇气，让他产生向他人倾诉自己人生的欲望。
“如果易地而处，我将如何生存”
在近三年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每当她与朋友谈论起在贫民窟的特殊经历，他们都会问到，为什么她的很多经历都没有写进书里。凯瑟琳认为她的这本书不应该是一本贫民窟悲惨事件集。这对贫民窟的日常很不公平。
这里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有转动自行车车轴玩耍的儿童，有在公厕里讨论明星的少女，有一边闲话家常一边担心着他们孩子的父母；这里也有诸如Sunil和Sonu这样的双生子，他们在收集垃圾这种事情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想象力，对未来充满希冀。
如果读者们只将视线放在他们困苦的人生上面，他们就沦为社会经济畸形发展下的失败典型。作为作者，凯瑟琳并不乐见这种角色的符号化。“他们是如此地酷，个性如此乐观有趣。我和他们经常交换一些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例如腐败和他人的漠不关心是升迁之路的大忌等。我希望我的读者也能了解这一点，避免典型化，要发现他们的潜能。”
凯瑟琳的采访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她也曾遭遇过警察的威胁，但她并没有在自己的书中提及这类事件。她认为读者过多阅读作者的经历会产生代入感，这是她不想有的效果，她不愿意用自己的经历去左右读者的观点。这会影响他们解读书中各种人物的角度，会影响客观和公正。
另一个角度而言，作者虽然在记录真实，但并不意味着她的观点就是真实的代表。凯瑟琳认为对事件本身的采集就是一种主观的过程，虽然她自始至终都在避免成为只关注自己想表达的、只专注于自己想说的那一类非虚幻类作品的作者。“我不希望读者在读阿卜杜勒的故事时，脑海中呈现的是我坐在他的垃圾收集车上进行采访的画面，而是忽视这些，聚焦阿卜杜勒本身。”
凯瑟琳在关注中不停寻找着贫困的代表，采集到的案例也个性不同。她试图从个体现象中发现一些关联和共性，同时寻找它们来自宗教或地域甚至阶级而产生的区别。就像她的采访中，法蒂玛出于愤怒而自焚或是阿卜杜勒对失去一切的恐惧远胜于自己求之不得的渴望。
如何将个性放入共性中去考量，而不是用贫穷的共性抹杀个性，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用另外的角度来理解人物，并与之建立联系，在阅读时不停地反思——“如果易地而处，我将如何生存”是她一直不停思考的。
每当收到读者关于书中人物的评价和讨论，凯瑟琳都会很兴奋。毕竟她的书描写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出于想象力的局限，也有可能无法让读者产生共鸣。
在写作中她就有这样的疑问：“哲学家John Rawls的问题不停地困扰着我——我将如何构建一个社会？当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将何处生存？当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无助、无望、无力、无保护状态时，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凯瑟琳希望读者也能带着这个疑问去阅读。
她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书中记录的这些人也根本没时间去思考他们所处的世界，以及如何去构建更好的环境。他们每个人都在忙着为生存而斗争，在强权的压制中本能地为自己寻找一线生存之地。凯瑟琳无数次地强调，凭借一本书去改变世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做出改变的先决条件是看到错误之处，这才是这本书之于整个社会的意义。
“理解贫困才能理解社会”
谷雨：过去二十余年内你的采访焦点都放在贫困地区，为什么？
Katherine Boo：贫民区聚集着那些受强权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群，如果我们不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无从了解强权的黑暗、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穷人和那些无权者的故事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理解。
孟买贫民窟安纳瓦迪。
谷雨：你在书中提及致贫的原因之一是中心城市准备不足造成一部分人口没有固定工作，在中心城市清理人口足以缓解当前状况吗？
Katherine Boo：许多印度农村地区的人移民到城市，以逃避农村的严重贫困和种姓歧视。例如我在书中写到的阿莎家族返回Vidarbha的事例，就是典型。（阿莎从孟买回到Vidarbha，因为曾在城市生活而受到礼遇。但她的女儿即便受过教育也无法挣脱种姓的制约，被迫嫁给一个昆比男子。为了摆脱令人绝望的贫困与严苛的种姓制度，许多人选择奔向孟买寻找机遇。）
我认为强行将人们转移到其他地方治标不治本。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和稳定经济，阻止人们不断向过度拥挤的城市迁移。但这一点对印度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且，近几年印度的出生率大幅下降。印度的一个权威社会科学研究调查表明，在女性识字率较高的地方，出生率明显偏低。教育赋予妇女权利会有比政府强力干预人口更好的结果。
谷雨：你认为教育能改善贫困？
Katherine Boo：在世界范围内，教育仍被视作可以治愈一切的灵丹妙药。但在21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被自动化、机器化取代。受教育程度和工作之间的关联大幅减弱。无论低薪高薪人群都有不同的切身体会。我所遇到的很多工人都在采访中传递出深深的担忧。这也是很多政客们避而不答的问题。
席地而坐的贫民窟女孩。
“向读者展示最原生态的贫民窟”
谷雨：你是如何让被采访者敞开心扉的？
Katherine Boo：我发现，作为一名记者，保持不干涉别人生活的透明状态和对事物的尊重是打开别人心门的最好方法。我和他们一起体验生活最困苦的地方，和他们一起了解这些项目的社会意义，让他们觉得自己生活的细微之处会被准确地呈现。
我去询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和潜在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生活时，我反复听到这样的声音： “如果富人真的理解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挑战，我想他们不会那么憎恶我们。”
安纳瓦迪的小巷中玩耍的儿童。
谷雨：如何在采访中保持最大程度的客观公正？
Katherine Boo：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客观，但是我在整理视频或者采访录音时，会将事实情况与官方文件作反复对比，尽我所能去维持客观中立。积累充分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历史上看，低收入人群的故事往往被那些政治权威所忽视。
因此当我指出政治权威的不公正或存在不当行为时，每当有人站出来反驳，我都会告诉他，我有海量的官方资料和强有力的事实证据作为支持。
谷雨：在书中你很少用第一人称表达看法，为什么？
Katherine Boo：因为目前很多国家对穷人的报道中有太多基于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观点，而没有足够多的关于事实的展现。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希望多提供一些精确的事实，这样可以帮助读者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用多角度理解贫穷的人生。美国新闻业有句老话：向读者展示比告诉他更好。我笃信这一点。
谷雨：所以你采用了多个故事并行的叙述方式？
Katherine Boo：是的。因为在很长时间里，我发现贫穷地区的新闻报道往往并不能反映底层社会中存在的多样性，其局限性很大。贫民窟也是个小社会，也有它的阶级分化。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书能准确区分出贫民窟里最下层的居民，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生活状况的不同。
贫民窟也存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区身份的分化。当然书中描述的这些变化不是随意安排，我在整理采访案例时就做出了有意的选择，以此强调孟买贫民窟的多样性。
正在休息的安纳瓦迪男孩。
谷雨：众多读者反馈中不乏比尔·盖茨这样的名人的正面评价，这些反馈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Katherine Boo：能打动比尔·盖茨确实让我觉得惊喜和有趣，但如果只有富人对我的书做出回应，仍旧让人沮丧。不过幸运的是，我也收到很多来自其他国家低收入人群的读者来信。他们和印度贫民窟家庭一样缺乏足够的机遇，境遇相似，并对如何改变现状感到困惑，对书中的人物感同身受。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去发掘真相”
谷雨：在你眼中，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Katherine Boo：我认为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谦逊，随时准备接受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现实。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社会及其运作方式，倾听个人及其境遇的复杂性。第三是尊重他人。这种尊重无关被采访者的社会地位。
谷雨：在贫民窟进行长时间采访，你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的？
Katherine Boo：我有一位非常熟练细致的翻译Unnati Tripathi，她会帮助我进行采访交流。同时我会经常自省，及时发现错误并改正。如果采访时间只有一天，那被采访者可能不会原谅文化差异导致记者对他的冒犯，但如果这个记者常年都与被采访人在一起，那些生存在贫民窟之中的家庭会开始看到他的其他品质，而不是一个只会犯下愚蠢错误的傻瓜。
Katherine的印度翻译Unnati Tripathi
谷雨：作为一名印度人，你的丈夫曾经告诉你不要从外表上判断这个国家，在深入了解过这个国家之后，与你最初的印象相比差别有哪些？
Katherine Boo：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差别有很多，我列举一个：在进行采访前，我认为贫民窟造成了巨大且不必要的人才浪费。深入采访之后我发现：人才浪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贫困儿童上学而募捐的善款被富人阶级挪用贪污。这种做法被当作习以为常甚至受到强权的保护。是贪污腐败阻碍了贫民窟孩子们的成才之路。
谷雨：在你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丈夫持有怎样的态度？他提供了哪方面的支持？
Katherine Boo：我的先生Sunil Khilnani是历史学家和公众人物，在我进行这个项目之前他没有和贫民窟打过交道。所以实操方面他并不能给我有效的指导，但他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在他看来，很多印度人都在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并觉得政府在印度财富状况和经济增长后的社会支出方面没有给民众提供有效的信息，尤其是用来扶贫的支出，无人知道它的流向。
像他一样的爱国人士想要更清晰地了解印度正在发生什么，从而可以更坚实地应对发生的问题。当我的书出版时（在美国和印度同时出版），我发觉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谷雨：采访安纳瓦迪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有哪些？
Katherine Boo：在调查报道过程中我经常因为目睹警察的腐败现象而遭受警察的恐吓，这样的困境使我濒临放弃。
有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例子，他们将我和我的翻译带回警署，并当面讨论应该让我们背负什么样的罪名。为此我们差点被定性为“恐怖主义嫌疑人”！
但当我意识到假如我真的放弃了我的项目，切实地针对孩子和那些家庭的犯罪就不会被记录下来。这促使我鼓起勇气面对不公正的一切，重新拥有将罪恶暴露在阳光下的勇气。
感谢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非虚构写作研究室供稿。
关于凯瑟琳·布
凯瑟琳·布，美国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先后在华盛顿的《城市报》和《华盛顿月刊》任编辑。1993年至2003年，在《华盛顿邮报》任调查记者。2000年因为撰写了一系列揭露华盛顿智障人士收养机构内幕的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类奖”。评委称她的作品“揭露了这个城市中存在的忽视与虐待，迫使官员们承认现状并着手改革”。2002年，凭借一篇抨击美国福利制度的文章获得了“西德尼·希尔曼奖”。2003年，来到《纽约客》，这里为她提供了更大的施展抱负的平台。她写的《婚姻疗法》一文获得了美国“全国杂志奖”的特写单元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