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中国人（一）

    《文化与承诺》，这是1970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晚年所作。最近2天大概通篇看了一遍，文中很多内容引起了我的思考和共鸣，因此写下这篇读后感，本文无新意，乃是对当下我所经历的比较。

                                                                                                                                ————《文化与承诺》读后感

     米德生于1901年，孩提时代家庭经常搬迁，在政治、种族、宗教背景不同的社区生活，这种搬迁养成了她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学到了许多一般孩子学不到的东西。

      搬迁，变迁，变动，这个是现在社会的常态。读到这里时我大概计算了从升高中至今十几年时间里我大概搬迁了18次，时间长的是上学期间可以在一个地方待3年之久，大学因为见习实习从新乡搬到卫辉，又从卫辉搬到洛阳，毕业之际又搬回卫辉，后来工作以后在一个地方待的最长时间是两年，短的一个月。刚刚毕业的时候在老家县城的医院上班，但是我并不安于现状，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总有到处走走看看的愿望，对未来有很多设想。因此踏入社会后数次搬迁，从老家到浙江，到郑州，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团体氛围里路过。我想其他的同龄人也许经历可能有差异，但对未来的不确定，对生活的不稳定，心理上的动荡是相似的。呵呵，有点扯远了，回到原文，我想这种经历能够让玛格丽特更好的去观察不同文化氛围的差别，用一种更宽广的眼光去看待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能理解和敏感于动荡和变化。

     23岁时她完成心理学硕士论文，投身人类学研究。1925年-1926年，孤身一人到萨摩亚人的部落生活，学习观察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并于1928年27岁时出版《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在此之前，美国心理学家对于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都围绕着遗传的生理因素决定人的心理反应这一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认为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普遍性。玛格丽特指出相较于生物学因素，文化因素对于发育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和西方社会的青年相比，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儿童时期萨摩亚人就被鼓励从事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文明人的热情和新奇。从另一方面说，文明社会里儿童教育对于“性爱”的禁忌和遮掩反而造就了文明社会里青春期的紧张、抗争等。恰如陈奕迅一首歌词所言“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对于萨摩亚原始部落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里青年青春期的表现对比，可以看出比起生物学因素，文化的不同影响着青春期的表现。

     随后的1929年，玛格丽特开始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进行研究，历经7年，于1935年著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和气质》，此书被公认为人类学家对于社会心理学家所作的有一次严峻挑战。

     1913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表《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也是我学习心理学之后一直着迷并因此走到现在的动力因素，经典的精神分析认为性本能和攻击驱力是人生来就有的，男性是人类先天行为模式，女性是被阉割了的男性，两性不同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两性生理解剖结构不同。这种理论强调了男女人格特征具有的生物学普遍性，米德以三个部落确凿的事实证明男女两性特征并不依赖生物学的性差异，而依赖于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在此说一些题外话，心理学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由极少一些学者在研究，1997-1999年中德心理治疗班之后心理学逐渐兴盛去来，心理咨询的本土化是我在2014年初入心理咨询行业时所接触的，如果心理学的发展参照的是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那么心理咨询的本土化在我们国家是很有必要去挖掘的。这方面的东西我只是知道一点点，有很多国内的心理学家正在做这样的事。

     米德的研究造成的结果是，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在此之后当心理学家谈及人类行为时，会冠之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

     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米德的视野从原始文化转向当代社会，这个时期，从1939年到1945年，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更何况是波及世界战场的，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联盟，大战后的社会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学生运动，性解放，代沟问题等等，这些变化和冲突引起了米德的兴趣。她将人类学知识运用于阐释当代社会的各类问题。《文化与承诺》乃是米德写自传之前最后一部著作。副标题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提到代沟，通常指的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书中米德从文化传递的差异性看待代沟问题。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文化分为3个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

     前喻文化，即“老年文化”，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整个社会发展缓慢，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后辈的将来，在生活变化微弱，寿命短暂的古代，长者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也成为社会公认尤其是年青一代的行为楷模，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只是简单的生活技能，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和简朴的是非观念。长者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传喻给下一代，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后辈是长辈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美德。这样就构成了前喻文化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这两个缺乏着实震惊了我。今天在我们国家，有多少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还在以“听话”为口头语？当幼小的孩子问十万个你也不知道的为什么的时候，父母的回应又是怎样的呢？是在培养这种质疑还是在浇灭他们的问题？前喻文化的特征，让我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放羊娃的故事。我们的文化毫无疑问在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前喻文化。

     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技发展导致了前喻文化的崩溃，这时并喻文化作为一种过渡产生，诸多原因导致长辈无法再向后辈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行为模式，捷足先登的同伴成了楷模，这就形成了并喻文化，也导致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年轻一代所经历的一切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而年老一代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在新环境下的成长需要。二战前后美国的移民队伍相当庞大，米德在此借用了移民家庭的情况来说明。和父辈相比，年轻一代能够更快的掌握新环境的语言和文化，而年老一代在适应新环境之前，首先要面临先前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丧失，对先前生活的否定，就是对自我的否定，这种过程无疑痛苦。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这种代际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来自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也可能跟日新月异的信息化生活方式有关，年轻一代由于生活的压力从而选择隔代抚养因此而出现的冲突和矛盾，甚至仅仅是老一辈与年轻一代共同生活中间因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同引起的冲突和矛盾，屡见不鲜。在此之前，我一直对父母的训导持否认和拒绝接纳的态度，说实话，读到这篇文章，让我理解了一点他们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所面临的丧失和内心的冲突。

     后喻文化，即“青年文化”，这种文化传递过程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后迅猛的社会变迁上。这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光导纤维、海洋工程、空间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利用等等，几十年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不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年长者的经验丧失了传喻的价值，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的活力。我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在《美国和美国人》里这样写：“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轻一代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的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和冲突。作为年轻一代，我对不敢舍旧的感触不多，但唯恐失新的体会颇有，读到此处刹那间想起广泛议论的“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即将关闭、阶层日益固化”的论调。有人说这是社会原本的常态，没错，这确实是过去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常态，但是如果按照米德所提出的文化类型，现在的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也许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上升通道即将关闭”的唯恐失去机会的心态，也许是新老代际冲突和矛盾的体现。人们往往把“代沟”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米德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上。就像我从心理学里了解到的，青春期的叛逆，与其说是子女的叛逆，不如说是父母对于子女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叛逆”。米德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而非单方面的教导与接受。父母除了教导之外，还应做出聆听，给予子女表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