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70天《 轻重己 第八十五》
《管子》学习第270天《 轻重己 第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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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絻青，搢玉揔，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日，牺牲以鱼。发出令曰：“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罪狱勿断，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钻（釒遂），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耟、耒、耨、怀、（釒召）、（釒台）、乂、橿、权、渠、（纟晁）绁，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为酒食，所以为孝敬也。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众，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天子东出其国九十二里而坛，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星。十日之内，室无处女，路无行人。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谓之不服之民。处里为下陈，处师为下通，谓之役夫。三不树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处。皆齐。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讳也。
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祖者，国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无功者无祖。无功者皆称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观于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异贵贱而赏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惢，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搢玉总，带锡监，吹埙箎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月，牺牲以彘。发号出令：“罚而勿赏，夺而勿予，罪狱诛而勿生。终岁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马之实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计也。
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絻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趣山人断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苇，足蓄积。”三月之后，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谓之大通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仅存，不芸之害也。宜获而不获，风雨将作，五谷以削，士民零落，不获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雾气阳阳，宜死者生，宜蛰者鸣，不臧之害也。张耜当弩，铫耨当剑戟，擭渠当胁（革可），蓑笠当（扌永）橹。故耕械具则战械备矣。
字词注释
[1]絻（miǎn）：通“冕”。礼冠。
[2]搢：插。揔：当为“忽”之讹。忽，同“笏”。
[3]监：礼冠的饰物。
[4]樵：烟熏。
[5]墐（jìn）：涂。
[5]怀：当作“欘”。锄头。鉊：镰刀。鈶（sì）：同“枱”。即耜。
[7]又：辅助。㩖：即“橿”，锄柄。权：锤。渠：即“辋”，车轮的外圈。繉（shéng）：同“绳”。
[8]官：即“馆”。房屋。
[9]作：通“诅”。
[10]下陈：后列，末等。
[11]通：列。
[12]衍：沼泽
[13]太宗：太庙的别室。
[14]人：通“仁”。致敬。
[15]处：坐于地上。
[16]大材：即祭品珠象玉石和乐器木金革羽之类。
[17]主始而忌讳：即《论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忌讳，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此当指先王、祖先。
[18]功：立功，功勋。
[19]无功：当作“有功”。下句“有功”当作“无功”。沃：“饫（yù）”的假借字。饫，古代立着举行、昭明大节的宴礼。
[20]太惢：心宿，古代称为大火，即商星，因其光亮强，古人据其在天空的位置判断时令。
[21]风凿：风孔。
[22]作：开始。衍：繁殖。
[23]王：旺。
[24]隆：雷神
[25]发繇：发动徭役。
[26]趣：督促。
[27]通：流通。
[28]令：美好。
[29]铫：大锄头，这里用作动词。
[30]擭：掘取。胁：戟类。（革可），长柄。
[31]（扌永）：拥。橹：大盾牌。
译文参考
洁净的精神生出心，心生出规，规生出矩，矩生出方正，方正生出历法，历法生出四季，四季生出万物。圣明的君主依靠这些来治理国家，这是普遍的道理。
从冬至日开始，总共历经四十六日，冬天结束春天开始。天子向东离开国都四十六里，设祭坛，身穿青色衣服头戴青色礼冠，插上玉笏，佩戴玉监，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号称祭日，用鱼作为牺牲。发号施令道：“养生而不要杀生，赏赐而不要施罚，有罪的下狱之人不审断，等待冬天再处置。”教导百姓烟熏房屋，钻燧取火，涂补灶台，淘净水井，用这些来使百姓安乐长寿。耜、耒、耨，锄头、镰刀、铧，辅以锄柄、锤子、辋、绳子、缰绳，这些用来从事春耕夏耘农事活动的器械必须准备好。教导百姓制作酒和食物，用来孝敬父母。人如果生而没有父母，被称作孤儿。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的，被称作鳏夫。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的，被称作寡妇。这三种人都有房舍收留，可以做事的、不可以做事的像所承诺的一样能够得以谋生糊口而没有被遗弃。多做事的有功，少做事的有罪，所以路上没有了行乞的人。路上有行乞的人，那就是宰相的罪过。这就是天子在春天颁布的政令。
从冬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就是春至。天子向东离开国都九十二里设祭坛，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号称祭星。十天之内，房屋里没有闲居的女子，路上没有闲散的行人。假如不从事耕作，就被称作贼人。下怨地，上恨天的人，被称作不肯任人驱使的人。在里中是末等人，在军队中是后列人，被称作役夫。这三种不肯勤勉耕作的人，就让他们为主管服劳役。这是天子在春天颁布的政令。
从春至日开始，历经四十六日，春天结束夏天开始。天子身穿黄色衣服，静坐于宫中，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发号施令道：“不要聚集民众，不要燃烧大火，不要斩断粗木、责罚大臣，不要砍伐大山，不要毁坏沼泽。毁灭这几种事物对国家会有所损害。”这是天子在夏天颁布的禁令。
从春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就是夏至，麦子成熟。天子在太庙宗祠祭祀，盛放麦子作为祭品。麦子，是粮食的起始。祖宗，是家族的起始。同族的人互相致敬，不同族的人席地而坐。都备齐祭品乐器之后，出宗庙祭祀母系先祖。这是天子之所以重视起始而祭祀祖先的方式。
从夏至日开始，历经四十六日，夏天结束秋天开始，黍成熟。天子祭祀太祖，盛放黍作为祭品。黍，是粮食中的优质产物。太祖，是国家所重视的。立大功的位列太祖庙，立小功的位列小祖庙，没有立功的不设宗庙祭祀。参祭者有功的都按位次站着举行昭明大节的宴礼，没有立功的只能在外观礼。祭祖是按功勋祭祀的，不是按亲疏远近祭祀的。这是天子分辨贵贱而奖赏立功之人的方式。
从夏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就是秋至日。秋天到来禾苗成熟。天子祭祀商星，向西离开国都一百三十八里设祭坛，身穿白色衣服头戴白色礼冠，插上玉笏，佩戴锡监，吹动埙篪的风孔，击打金石，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号称祭月，用猪作为祭品。发号施令，惩罚而不嘉奖，剥夺而不授予。降罪于受牢狱之罚的人，坚决诛杀不姑息。全年的犯罪，禁止赦免。牛马开始兴旺繁殖，遍布原野。这是天子在秋天实施的计划。
从秋至日开始，历经四十六日，秋天结束冬天开始。天子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礼冠静坐于宫中，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巡视百姓，发号施令道：“不要燃烧大火，不要砍伐大山，不要阻塞大水，不要触犯天上的雷神。”这是天子在冬天颁布的禁令。
从秋至日开始，历经九十二日，天子向北离开国都九十二里设祭坛，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礼冠，朝见诸侯卿大夫列士，号称发动徭役。督促山里的人民砍伐树木，预备器械。督促草泽里的人民收取雚苇用作柴草，备足积蓄。发动徭役三个月之后，百姓都能用他们所有的物品，来换取没有的物品，这就是所谓用三个月的积蓄来进行大规模商品流通。
但凡督促耕作却不耕作的，百姓生活就不会好。这是不耕作的危害。需要锄草却不锄草，杂草丛生田园荒芜，百姓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不锄草的危害。应该收获却不收获，假如风雨大作，那么粮食就会减产，百姓就会四散飘零。这是不收获的危害。应当贮藏却不贮藏，雾气大起，应该死亡的却得以生存，应该蛰伏的却在鸣叫。这是不贮藏的危害。张开的耜可当作弩，挥动的锄头可当作剑戟，翻掘的车辋可当作长柄戟，披戴的蓑衣可当作大盾牌。这样耕种的器械齐备，那么作战的装备也就预备齐全了。
核心内容解读
这是全书专论轻重问题的专篇之六，题为《轻重己》。全篇章法严整，与前四篇轻重专论不同。何如璋云：“ 《轻重己》一篇，专记时令，非轻重也。”又云：“此篇乃上古时政之纪，五家治术中之阴阳家也。……宜列《五行》《四时》之次，附《玄宫》为一类。”而马非百云：“ 《轻重》诸篇屡言守时之重要，又曰：‘王者以时作。’况轻重之对象为万物，而万物生于四时，何得谓时令与轻重无关？”又云：“以前各篇所论，皆以通轻重为主，即专注意于现有财物之再分配，本篇则注意于财物之生产，故即以本篇为全书之结束。”今从马说。
本篇主要阐述一年四季天子应推行的政令，最主要包括祭祀、农事等方面，共分为十节。第一节总论四时生万物，君主当“因而理之”。文章开篇说，清净的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矩，规矩产生方正，方正产生正道，正道产生历法，历法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顺应并治理这些规律，道理就遍布天下了。这段话强调了从精神到物质世界的生成过程，体现了古代中国哲学中对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的理解。圣人通过顺应和治理这些自然规律，实现了天下的治理和道理的普及。这种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强调顺应自然、遵循规律的治国之道。
第二节至第九节分别阐述天子的春令、夏令、秋令和冬令。这些政令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关于祭祀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华夏文明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祭祀的对象是天、地、祖先，祭祀的目的是与祭祀对象进行沟通，以求得他们的庇佑。
本篇详细记述了的一年四季从冬至到春至、到夏至、到秋至的时间、不同季节祭祀礼仪活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列士和百姓的具体服饰和行为等礼仪，以及相应的禁忌等。仪式本身就是各种意识、价值的载体。
按照古代祭祀礼仪的划分标准，可将祭礼分成五类，即吉、凶、军、宾、嘉。吉礼包括对天神、地祇和人鬼的祭祀，为祭礼之首。自古以来，祭祀礼仪有着严格的等级，祭天是一种神圣的官方行为，只能由君王主持：“天子”与天神“交流”，祈求天下苍生得到护佑，达成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 这些活动不仅是为了祭祀天地、祖先和神灵，也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和行为，确保国家的安定和繁荣，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具有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功能。
第十节为总结，阐述了不守时令的害处。作者描述了农业生产中不同环节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趣耕而不耕”，指应该进行耕作的时候却没有进行耕作，导致人民无法遵循命令，这样会带来不耕作的危害。“宜芸而不芸”指应该进行除草的时候却没有进行除草，导致杂草丛生，人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样会带来不除草的危害。“宜获而不获”指应该进行收获的时候却没有进行收获，风雨将至，五谷减产，人民生活困苦，这样会带来不收获的危害。“宜藏而不藏”指应该储藏粮食的时候却没有进行储藏，雾气弥漫，适合死亡的生物复活，适合冬眠的动物苏醒，这样会带来不储藏的危害。接下来作者还描述了农业工具和战斗工具的关系。
总结来说，这段文字强调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在适当的时机不进行相应的农业活动，会对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农业工具在战时可以转化为战斗工具，体现了农业和军事的紧密联系。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渊源（六）
六 战国时期法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观念
除了道家，法家也从批判对象儒家学说中获取了大量学派发展的滋养。比如李斯与韩非皆师承儒家的荀子：“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在借鉴了儒家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的同时，法家用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想注入新的历史内涵，从而对儒家展开针锋相对的质疑与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理论体系。
商鞅认为时代在不断改变，统治方式也应与时俱进：“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一而已矣。”这是治理国家的规律与原则所在：“故曰：王道有绳。”因此，君主治理国家，便不应效仿前代，而应随时做出相应的变革：“圣人不法古，不修今。”否则便会落后于时势的发展：“法古则后于时，修今者塞于势。”在此基础上，商鞅对战国时期法古而治的观念进行了质疑与批评：“故圣人之治国也，不法古，不循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今民能变俗矣，而法不易；国形更张矣，而务以古。”对于儒家倡导效仿三代的政治主张，商鞅认为三代统治形式也彼此不同：“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呈现出因缘时势，不断寻求解决新问题的政治立场：“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相应在治理方式上不断变化：“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因此后世也无法模仿。
商鞅认为伴随时代的变迁，民风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战国时期治理国家，不应效仿古代实行德政以感化民众，而应实行法治以约束民众：“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认为君主倡导仁义，并不能使民众皆能循仁义而行：“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而法与义一样，同样强调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有序：“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但与义强调内心修炼不同，法通过制定具体条文，能贯彻于天下民众之中：“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因此圣明君主实行法治，以整肃社会秩序：“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因此，君主不应以仁义教化民众，否则便会导致民众处于放纵状态，而无法管束，最终导致暴乱；而应以官爵吸引民众，以法治威慑民众，使其趋利避害，安居乐业，这才是符合当世的道义：“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
同理，国家实行法治不仅能够实现政权治理，而且能使国家走向强盛，是实行“强道”政治道路的必由之路：“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法治，力量皆得以壮大，彼此制衡，那么发生战争的机率便大为减小，天下也便会复归和谐状态：“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商鞅站在儒家对面的立场，从批评儒家的角度，进行治国理念的阐述。商鞅将儒家思想视为危害国家的虱子：“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认为政权如果以儒家思想为施政方针，将会失去管束民众的权威，无法驱动民众从事农业与战争，最终使国家走向衰落：“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反之，如果不运用儒家思想，那么便能富国强兵，其他国家不敢侵犯：“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总之，在商鞅看来，儒家倡导充满弹性的治理方式，容易造成国家混乱，是致乱之源。而法家却强调政权强力控制社会，能够整肃民众，是兴盛之本：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日以难攻；国好言，日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对于儒家所崇尚的贤能治国，商鞅也完全加以否定，认为会导致政权走向混乱：“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所谓贤能是由党羽私谀而获声名：“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一旦主政，便会援引私人，使民众奔走私门而不忠君主：
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知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
政权便会由此而乱，战争也会由此而失利：“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因此，商鞅反对“任良”，倡导“任奸”，也就是主张任用奸人治国，反对使用良民治国，认为这样民众才不会因亲善而彼此庇护，国家法律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从而实现“法治”：“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法律凌驾于民众之上，国家便能役使民众从事战争，从而提升军事力量：“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反之，国家便会走向动乱与衰弱：“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韩非指出当今政权若欲实现强国的政治目标，便需实行法治，去除乱政：“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之所以实行法治，与商鞅认为古今民风有所不同的观点一样，韩非也认为古代民众朴实，可以用虚名笼络，战国时期民众狡诈，只能实行法治：“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
那么，如何实行法治呢？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政治思想，认为实行法治，便要抛弃儒家所倡导的“仁政”观念：“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在选拔官员时，也不能按照儒家倡导的选贤任能，按照社会舆论选拔人才，认为这会导致官僚集团党比行私，轻视君主：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
韩非将“任贤”“妄举”视作君主治国的两大祸患。将儒家视作危害国家的“五蠹”，即五种蛀虫之一。
抛弃“仁政”观念之后，君主便可以实行法治了：“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完全按照国家制度来选拔、衡量官员，这样君主便能掌握官员情实，并加以控制了：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战国晚期，法家在各国之间都不同程度地获得采纳与实施，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全面实行“以法治国”，利用法家思想彻底改造政治体制、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是秦国。之所以是文化落后的秦国，而不是文化发达的东方六国，充分采用法家，取得最终的成功，源于秦国地处西部边疆，文化落后，反而少了传统的包袱，从而得以轻装上阵。
而秦国为应对艰苦环境与长期战争，从而借鉴法家，对周代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不仅使之更为简约，而且着力提升政治效率，从而发展出较为彻底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荀子对于秦国地缘政治及由此而培育出的政治面貌，有整体的论述：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围绕如何治理国家，产生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但整体而言，都在争霸、兼并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走向加强对地方的强制控制，整合地方资源，从而富国强兵，实现在诸国竞争中的胜利。儒家从“德政”向“礼治”的转变，借助制度体系的建构，主张加强对地方社会的管控与治理。道家从无为而治向因时而变，逐渐产生出对于社会更为积极的管理思想，乃至萌生出法治观念。作为最为晚出的法家，吸收了各派政治思想，主张实行法治，在全国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政治体系，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推动国家资源的有力整合，从而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完）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二册）》，夏春涛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