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淄博师专——惬意的脱产进修
作者|文竹
一九八一年夏天，李宗文校长找到我，说“淄博教育学院”要办进修班，脱产进修，学制两年，让我报名。
全市统一招生考试，试卷类型与高考同。作文题目是《教学生活的甘与苦》。
考试结束，我胸有成竹地回到语文教研组，一进门，同事们就说：
“看神情，考得不错！“
”凯旋啊！”
满分一百分，我考了九十一分，名列全市第一。
那时我淄博师范毕业后在四中教学六年。一九八一年春天，我把一岁半的次子送到他姥姥家，把四岁的长子从他奶奶家接来在四中上幼儿园。我本欲好好培养培养在我身边的长子，我常常想入非非地设想将来他考上了大学，开学时我去送他，给他铺床，我要返回时他再送我到大学门口，我们母子频频招手。不料我的人生中来了这么个上学的机会。我再次把长子送到他奶奶家。
由于我的工作和学习而给孩子的早期教育造成的终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我是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的，我只感到我又有了上学的机会，是多么的幸运，我兴奋之极。将来我会在另一部书中对孩子的不幸作详细的叙述描写，更多的是忏悔。沉痛的教训使得我曾经多次向青年女同事们呼吁：作为一个母亲，千万不要只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而耽误了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母亲在宇宙中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育儿教子！一个优秀的孩子就是母亲最好的作品！这个优秀作品就是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背起行囊，兴高采烈地踏进淄博师专的大门，而立之年再上学！
因“淄博教育学院”设在“淄博师专”校园内，我们进修班的各门课程、任课教师、食宿与淄博师专的学生完全相同。所以，我们进修班的同学习惯于称自己是“淄博师专”的学员。
多年后，一位女同事曾经对着憔悴苍老、形象与年龄不符的我说：“你在淄博师专脱产进修的那两年，气色最好！最显年轻！”
这得益于我的脱产进修学习和生活轻松愉快、其乐无穷———
我们的任课教师都是全国恢复高考后从各校调入淄博师专的一流的教师，我们受教于这些名师，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
《写作》，当年我在淄博师范上学时教我们现代文的丁龙涧老师。丁老师忠厚、善良、纯朴、敬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总是俯首呈现给学生一张笑脸。讲台上，丁老师笑容可掬地讲着《写作》课，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后来他荣任了淄博师专政教处主任。可叹他五十多岁就不幸病故，令人扼腕。老师们说：”他工作太认真，太辛苦，积劳成疾啊！“
《心理学》，聪明、活泼、幽默、风趣的乐天派朱秀德老师。当年我在淄博师范上学时，朱老师是我们的《地理》课老师，水平全市闻名。他讲地理课基本不看课本和备课笔记，教材中很长的数字，他随口说得准确无误。他可以徒手飞快地在黑板上画地图，外国的，中国的，各省的，准确率极高。淄博师专缺心理学教师，朱老师毅然弃地理而改教心理学，虽是半路出家，但水平了得，常常到处作报告。后来淄博师专升格为淄博学院，再后来又升格为山东理工大学，朱老师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学专家。朱老师相貌老成，在师范时，四十岁左右的朱老师带领我们到农村劳动，一位贫下中农问他：“老师，你今年五十几了？”朱老师笑曰：“我今年平六十啊！”一九九一年我们师范师生聚会，同学们赞美朱老师”不见老”“少相”，朱老师笑曰：“我早老下了！一九七五年平六十，今年五十六！“师生哈哈大笑。
《文艺理论》，当年在淄博师范教我们古文的风度翩翩的马拱正老师。马老师的《文艺理论》课与当年的古文课一样，很受学生欢迎。有趣的是，马老师常常是在走上讲台后，伏首翻着那本已经发黄的备课本，问同学们：“上次讲到哪里了？”同学们大笑，然后小声告诉他讲到哪里了。马老师漂亮至极的行楷粉笔字让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板书内容也设计得好，同学们盯着黑板，简直就是在欣赏书法艺术。
《形式逻辑》，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师大的潇洒的赵韧老师。赵老师的夫人朱女士是全市闻名的美女教授，据说他们感情融洽，真正达到了“琴瑟相和”“相敬如宾”的程度。赵老师带领我们到淄博三中观摩公开课，通向学校的一条长长的曲径上，他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他优雅的夫人。他的车骑从我们班的二路纵队旁逶迤慢行，他不时扭头向同学们介绍：“这是你们朱老师！”“这是你们朱老师！”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当代文学》，清瘦文弱的于清才老师，名如其人，人如其名。于老师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他能把几册《古代文学作品选》全部背诵下来，他常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任课教师中，除了年过花甲的赵蔚芝老师坐着讲课，其他老师都是站着讲课。三十岁刚出头的于老师就坐着讲课。他旁若无人地坐在讲台上，从容不迫滔滔不绝地讲。下课铃一响，不管讲到哪里，他立刻起身走出教室。
《教育学》，徐植农老师以吴侬软语，讲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是诗词学家、明清文学专家，著述颇丰。徐老师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据说文革中游街，他不肯迈半步，红卫兵小将只好用大箩筐抬着他。
《古代汉语》，毕业于北师大的年过半百的刘杏宝老师。刘老师小巧玲珑、面目姣好。”平分阴阳，全浊上声变去声，去声不动，入派三声。“她娇嫩动听的讲课声在我耳畔回响。
《现代文学》，朴实无华、和蔼可亲、敬业精神极强的王玉兰老师。王老师讲课认真投入、一丝不苟。”刘半农啊，刘大白啊……”她洪亮清脆的讲课声亦在我耳畔回响。
《哲学》，衣着朴素、知识渊博、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魏训诂老师。魏老师的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语言以少胜多。
《外国文学》，加倍工作、教学认真的徐志邦老师。
徐老师在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戴上“帽子”，人到中年“摘帽”后被安排改行教《外国文学》。
《体育》课，年轻的小张老师，口令标准又动听，动作规范又优美，使同学们领略了大学体育教师的风采。
关于郭弢老师和赵蔚芝老师，1998年教师节前夕，我写过一篇《难忘恩师》，发表在《淄博日报》上———
郭弢老师是我在淄博师专进修时的《语文教学法》老师。他教我们如何备课、如何上课。他大声为我们朗读《大堰河—我的保姆》。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各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印象最深的是在傅家联中的实习，郭老师带领我们把孙犁的《荷花淀》分析得又深又透。讲课时，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又听又记。轮到我讲时，有个地方我没有按照他与我们设计的教案去讲。下课后，他说：“当时我坐在后面急得直跺脚，心想：‘我看你怎么处理！我看你怎么处理！’结果，你处理得还不错！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晚饭后，我们就坐在校门外菜园的田埂上，听郭老师讲他如何于深夜猝然被捕，如何来不及别妇抛雏就被带走，如何蹲监狱又如何出狱，讲他的家人为此受了多少精神创伤，讲他的长女因精神受到刺激而少年夭亡。听郭老师的谈话，我们常常被他渊博的知识和刚正不阿的品德所感染。
至于《古典文学》赵蔚芝老师，那才是地地道道的名师严师呢！可惜我不是高徒。在淄博师专脱产进修的那两年，一到古典文学课，我们早早地就挟了书和笔记，兴致勃勃地坐在合堂教室里静候赵老师的到来。他走下讲台做着“采薇”的动作讲《诗经》，他坐在讲台上眯着眼睛背唐诗宋词。赵老师讲课用博山方言。一次他说：“听说同学们攀我的伴子，嫌我普通话不好。”同学们大笑。其实他这是做话说话，同学们没有人攀他的伴子，因为他用方言讲古典文学更有趣味。讲到”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他说：”她那心就没在那上头！“讲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说：“浓抹：就是胭脂粉的猛往脸上多货。”有位学生迟到，他就指着这个学生说：“你往后紧衬着点！”有位普通话很好的学生说赵老师让给他买竹竿，我们听成了“猪肝”，我们笑道：“这老头还挺馋的。”一次，赵老师走上讲台，说：“我的牙跌坏了，讲课发音可能不太清楚。”下课后，我们几个女生说：“牙都跌坏了，看来这个骨碌摔得不轻。”我们赶忙到赵老师的办公室问候，才知道他说的是假牙，拿下来刷时掉到地上跌坏了。一次晚课突然停电，赵老师就在黑暗中讲，我们就在黑暗中听，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待到电灯一下子亮了，我们师生相视发出哈哈的大笑声。我们对赵老师是既“敬”且“畏”的，我们谁也不敢不完成他的作业；我是古典文学课代表，第一次到他的办公室交作业时，我竟紧张得将一大摞作业本撒了一地。真得感谢他的严，他把我们这些中年人当小学生教，让我们又是站起来背诵又是爬黑板，作业则一字一句批阅，不合格的重做。他的严厉，使我们进修班的学员把知识掌握得很牢固很扎实，为古典文学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老师不仅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更以他高雅的追求、高尚的人格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从食堂打极普通的饭菜，使我们常常背后议论他工资那么高何以如此。待到知道他斗室之中由二十四史组成的书山不是图书馆借来的而是自己收藏的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赵老师是纯粹的知识分子，高品位的文人，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诸如自私、势利、虚伪、傲慢、庸俗、无聊等不良习气。在有些文人斯文扫地、无聊又无耻的今天，赵老师的人格魅力更显得珍贵。他乐于助人，甘做人梯，他的同事一次又一次地进修，他便一次又一次地包揽了同事的全部课程，以致于使自己在退休前无暇去搞学术研究。他退休后退而不休，专注于学术研究，一连出了八本书。他从不溺爱子女，从不为他们去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他的子女、亲友上学就业有求于他，他从来不去为他们走门子，即便就他的身份、地位而言是极其简单极其容易的事。
1998年9月于苦竹斋
我们进修班的同学都是从事了多年语文教学，通过全市语文考试录取的优秀学员，我们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爱好。我们暂时摆脱了繁重的中学语文教学和送高考的沉重教学负担，轻松愉快地学习、生活，其乐无穷。
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做事顾虑重重，凡事总往后退。一入学，搞粉笔字比赛，老师让我参加，我没有参加。后来师生编《作文教材》，让我参加，我也没有参加。进修班和普通班搞女生篮球竞赛，我自然还是不愿参加。我们班六个女生，我不参加，人员也够，我很庆幸。可是一开场不久有位女生的裤子就开了缝，不得不下场，我则不得不上场。我心想：什么叫“赶着鸭子上架”？这就是！我对于乒乓球、排球、羽毛球都略知一二，唯独对篮球一窍不通。我在场上是跟着球走，球到哪里，我就跑到哪里，也不管是不是该去的地方，出尽了洋相。突然，我一脚跳起，抬手把对方举得高高的篮球一下子打掉，篮球正好落在我方一位女生手里，场外大呼“好！”有人赞曰：“她挺灵活！她身体灵活！”
我们这些当过老师的人，如今当学生，其调皮程度不
亚于我们的学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六个女生的座位在第一排。我们上课交头接耳、做小动作、传纸条，下课后南腔北调学老师讲课，悄悄尾随老师身后学老师走路；我们偶尔迟到，就掩口大笑着喊“报告”。我们在黑板上用错别字写同学们的名字，我们给同学们起绰号并常常使用这些绰号。我们女生们把所有任课老师的名字按照音、义更多的是按照谐音串联起来，形成一大段有趣的文章。大家争相创作，每有佳句则手舞足蹈、大笑不已，把宿舍的铁床笑得吱嘎吱嘎响。
合堂教室里，《现代文学》课晚自习补考，我对夹着书本进教室的后来成了国画大家和蒲松龄纪念馆馆长的王佑学同学说：“你不及格，补考有你。”他转身向合堂教室奔去。几分钟后他回来，说：“文竹，你戳哄我！你戳哄我！”同学们哈哈大笑。
早操，男生们迟迟不到操场。班主任马拱正老师到男生宿舍去催，他从西楼头奔进去，男生们从东楼头跑出来，让马老师逮个不着。马老师说：“你们应该早一点起床！”男生们笑曰：“马老师：俺起得晚，但俺可睡得早呢！”师生哈哈大笑。
体育课，“前滚翻”，我不会，迟迟不做。班长喊：“男生闭上眼！“我仍旧不敢做，班长又喊：”男生向后转！”我斗胆向前翻过去，不会抱腿，直挺挺躺在垫子上晕头转向，全体大笑。体育委员朗诵起荀子《劝学》中的句子：“木直中绳。”全体又大笑。“玩双杠”，我一跳、再跳，跳不到位，班长吟诵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诗句：“侍儿扶起娇无力！”全体大笑。我三跳，终于身子略高于双杠，双手撑住持续了几秒钟即跌落下来，全体又大笑。体育毕业考试的考题是“后滚翻”，我们六个女生几乎没有一人会做。不考又不行。大家依次走到垫子前，蹲下，让臀部接触到垫子，身子往后一扬，就此作罢，全体大笑。体育老师只好给我们划上及格。
我们四个住校女生常常到饭店吃水饺。路上甲说吃猪肉馅乙说吃牛肉馅丙说吃羊肉馅，我则沉默不语。她们问我，我即曰：“猪牛羊皆可。”吃完水饺在车站等车，我精疲力尽地蹲在地上，长叹曰：“这人活着真没有意思！不吃饭就饿，吃饱了就浑身无力想睡觉！”大家大笑。
2019年10月于静虚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