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占鹊巢”的温柔

冬日里难得下一场冷雨，我这样想，心情就开朗起来。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大雪，家乡这边冷得肃清，连叽喳不停的麻雀也被冻默了声音，却丁点雪片都见不着。昨天我母亲说今日会有雨夹雪，我想，“啊，雨夹雪，那会不会也可以看到雪片的啦。”当时听到消息的我好开心哦，连棉服也不穿，穿着一层单衣跑到露台上，盯着黑汪汪的天空看，甚至脑海里已经开始想象零星的白色雪片从那个黑色大洞里飘下来，然后慢慢地密集起来，雪片长成鹅毛那么大的情形。我就那么呆望着，直到单衣凉透，被冻得突然打了个颤后才清醒过来，佝着脖子，哈着白气小跑回屋里。

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呢？作为一个北方孩子，不应该对下雪这样的自然现象习以为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一个北方孩子，看见下雪的第一反映是“啊”地一声惊讶，然后平复语气跟身边人说“外面下雪了诶。”其实内心的想法是‘老天开眼，终于下雪了，我要踩雪窝、打雪仗、堆雪人。’落雪的第二天就能看出北方人对雪的热情来，也不用走出很远，从出门沿街停靠的“白雪牌”私家车们身上就可以看出个道道儿来，雪落的厚一些的，车顶能排三个手掌大小的雪娃娃，雪落的薄一些的，车窗和引擎盖上也写满了大家平日里秘而不宣的爱语。看，多么可爱的北方人啊，他们的温柔被涓涓河流刻在了骨子里，不时漏出来一点，隐忍而克制。

第二天一早，我在阴冷的天气里挣扎着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否披了银装素裹。败兴而归，洗漱后懒散地坐在餐桌旁，母亲还未上班，给我煮了碗馄饨，热气在眼镜上氤氲不散，场景有点熟悉，梦回到疫情之前的北京老胡同口的一家早餐店里，上午九、十点钟，基本没了客人。我走进店里，老板笑着说，我没赶早，小笼包和豆腐脑已经卖没了，我摘下氤氲着热气不散的眼镜，点了碗馄饨。

直到店里鼾声响起，我才注意到对面靠门边的单人桌上，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低着头发略长的板寸头，穿了一身黑色的羽绒服，一手拿着勺，嘴巴已经栽在豆腐脑碗里，正睡得香甜。我闻声看了年轻人一眼，惊讶的地抬头，正巧和老板对上视线。老板见怪不怪，轻笑着说，“年轻人，累了。”我笑着点点头，低头吃起了那碗馄饨，心里五味杂陈一片。

人的脑回路真是奇怪，一桩桩一件件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儿全由“年轻人，累了”这短短的五个字摊开来。刚去北京那会儿，工作没个着落，整个人轻飘飘的，像在钢丝上耍杂技。某天我约了两个面试，上午下午时间并不充裕，在一家面馆坐下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没成想面馆人太多，我拼了个桌儿才坐下，而后是漫长的等餐过程，直到我的闹钟响起，还没准备到我的餐点，我急匆匆地跟店员打了个招呼，请她在餐好了的时候帮我打包一下，冷的热的无所谓（我想着旅店里有微波炉，就多说了一句），我一会儿来取。一会儿到了下午五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公车上下来，去面馆取餐回旅店。忙碌了一天的自己像一只被抽打的陀螺，回到旅店瘫在床上就没有了力气，而后转头在乱糟糟的头发之间看到桌上那碗面，一鼓作气起来，打开外卖盒，面还是温热的散发着热气，一时间觉得热气滚烫熏了眼睛，眼泪豪不值钱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掉进了面里和汤水融为一体。

又想到我和朋友约定去潭柘寺烧香的那天，需要从二环坐到郊外，从地下转为地上，而后是一段公共汽车，路途漫长。我预备了两份早点，在地铁站会合时我们在站台找了两个淡蓝色的塑料椅子，椅子在楼梯下面，很隐蔽，上面铺着两个碎花小垫儿，左右没人，我们就暂且借别人的地方坐一下，把盛着豆腐脑儿的塑料盖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餐已经凉了，我们就快快地吃，想着把最后一丝余温填进肚子里。这时值完班的地铁工作人员毫无防备走过来，是一个年纪和我们相仿的女孩子，梳着一个发髻，画着淡妆。她看见我们，愣了一下，彼时我们正忙着狼吞虎咽呢，听见脚步声看到来人时也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才急忙起来给她让座，她也执意让我们坐，两厢胶着之下，我们仨对视一眼笑了出来，这个座位谁坐都无所谓了。后来我和朋友说我们是“鸠占鹊巢”，她笑道，“三只鸟儿变成了萍水相逢的朋友。”

林林总总这样的事儿我能写上一整天，码过字的朋友们也知道，爬格子是件体力活，我为自己的发懒寻个借口，我们点到为止。我遇见过脾气暴躁的清洁工爷爷，可是他还是很细心地蹲下身来把地上的渣滓都清理掉；我也遇见过软萌可爱的小女孩，愿意为大人的悲伤分出一块软糖；我还遇见过一个上海阿姨，给我的葱油拌面多加了一个煎鸡蛋。有些是我目睹的，未来得及用相机记录而特意印在心里，更多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讲给朋友听的时候，他们常常调侃我过得太过凄惨，他们说：“七秒啊，你是有多惨才让全世界都忍不住散发善意。”我在这里回应，我过得并不凄惨，是他们太过温柔。相比生活上的富裕，我更愿内心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