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读书摘记_第十二章 天府永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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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收藏，本是风雅之事，但别人做得，唯皇帝做不得。乾隆当然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他无法抑制自己对艺术的热情，于是他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就是为自己的收藏活动赋予某种道德色彩，让那些古老的艺术品，变成政治教材，变成具有启迪价值的道德箴言，去教育朝廷官员不忘民本，引导整个王朝勤政爱民，如他在《春耦斋记》中所写的，“以重农为务，惟土物爱，知稼穑艰”，他的王朝，才能像文武成康领导下的周朝一样，国祚绵长、享年久远。

因此，乾隆对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题材的绘画格外看重。早在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天，二十八岁的乾隆皇帝就下了一道谕旨，敕令画院诸臣办一件大事，那就是依照南宋画家马和之《诗经图》笔意，绘制一幅完整的《毛诗全图》。这是一卷以《诗经》为主题的绘画长卷，乾隆自己还将《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在绘画的边缘，以表达他对《诗经》的敬意。

《诗经》是“五经”之首，记录了王朝创业之艰难，也描绘了百姓劳作之苦状。它是中国人道德和价值的真正来源，是王朝正统性的真正皈依，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经》。《诗经》所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伦理类型的文化，表现出对“德”的高度重视，陈来先生将此称为“德感文化”，而这种“德感文化”，无疑聚焦在“民”的身上。通过对《诗经》这一经典的重述，乾隆志在表达他“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

《毛诗全图》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的酷暑中完成。之后，乾隆兴犹未尽，与清宫著名词臣画家董邦达合作，共同临仿了《豳风图并书》一册，选用宣德笺金丝阑本行楷书《豳风》诗，又选太子仿笺本，墨画诗图，乾隆画人物，董邦达添上树石屋舍。

《毛诗全图》被贮藏在景阳宫后殿，殿名因画名而改，叫“学诗堂”。

前面曾讲到东西六宫，景阳宫原本是其中之一，紫禁城肇建时就有了，但景阳宫无疑是特殊的一座。它是一座二进院落，正门南向，名景阳门，前院正殿即景阳宫，面阔三间，黄琉璃瓦庑殿顶，与东六宫中其他五宫的屋顶形式不同。檐角安放走兽五个，檐下施以斗拱，绘龙和玺彩画。

明万历时，这里曾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被幽禁的冷宫。但景阳宫的特殊之处在于，到清代，这里不再作为嫔妃的寝宫，而是成为贮藏书画的地方。南宋皇帝赵构和画家马和之合作的《诗经图》、乾隆下令绘制的《毛诗全图》，以及《十二宫训图》等，都被收贮在景阳宫学诗堂里。

在《学诗堂记》卷末，乾隆写下这样的话：

高、孝两朝偏安江介，无恢复之志，其有愧《雅》《颂》大旨多矣，则所为绘图、书经，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岂真能学诗者乎。

意思是说，宋高宗、宋孝宗钟情书画，不过是“翰墨娱情”而已，所以他们偏安江南，毫无恢复故土的志向，怎能学到《诗经》的真义呢？

言外之意，只有他乾隆，是从书画中汲取道德力量与圣贤精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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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养心殿停止了呼吸。

三希堂的法帖，他再也不可能触及。

当了三年多太上皇的乾隆，留给儿子嘉庆的遗产，除了那一堆无处安放的宝贝，还有朝廷上一堆贪官以及帝国江山无休无止的起义。

不知是否有人计算过，乾隆一朝，总共发生过多少次起义。

一场场起义，一次次撕开王朝盛世的面纱，仿佛活剥青蛙，让大清王朝鲜血淋漓。

乾隆咽气当天，嘉庆皇帝就降旨，要和珅为乾隆皇帝守灵，“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其出入”，实际上是把和珅软禁在宫中。第二天，嘉庆下达一份诏书，免去和珅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五天后，下令将和珅下狱，进行审讯。和珅连家都没回，直接就进了监狱。又过十天，和珅在狱中收到皇帝发来的一条白练，赐他自尽。按照和珅的二十条大罪，对他千刀万剐也不算过分，不过皇帝还是网开一面，看在他大半生忠心侍主的分上，留他一具全尸。

……

清代史料记载，查抄和珅的宅子时，除了抄没房产、花园外，还抄出白银三百多万两，黄金三万二千多两，土地十万多亩，收租房屋一千多间，当铺银号资本不下十余万处，还有大量古董字画、珠宝器皿等，总家产折合白银约一千万两。

嘉庆知道，官员之贪腐，政治的黑暗，是王朝动荡的祸根。和珅，就是官员贪渎的带头人。

冤有头，债有主。

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猴看。

只是，帝国官场的肮脏与腐败，没有及时清理，天长日久，积重难返。

嘉庆决心再大，无奈一切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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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尸骨未寒，清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

嘉庆后来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

这场起义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一直持续到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郑天挺先生在《清史》中说：“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四百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

白莲教起义，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

但嘉庆不甘心，他要做中兴之主，去重振大清的雄风。但他心中有一个无法说出的秘密：那冤头、那债主，其实是他的父皇，大清王朝的“十全老人”乾隆。

他拨乱反正，却不允许别人说破父皇的“过失”。

就在和珅“自挂东南枝”这一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细数“数十年来，（朝廷）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认为朝廷政治之败坏，根源在乾隆时代。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把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史称：“洪亮吉案”。

但嘉庆的内心深处，对洪亮吉的观点是认同的。他亲政不久就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表明了他已与父亲的所作所为划清了界限。他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

玉石虽贵，但民心更贵。两相比较，嘉庆宁愿把宝玉当作垃圾一样扔掉，不吝惜半分。

张宏杰写道：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嘉庆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景德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

道光皇帝也是一个艰苦朴素的“好皇帝”，乾隆皇帝强烈的物质占有欲在他身上丝毫不见踪影。他穿的龙袍，是打过补丁的；他用的器皿，也多是旧物。每天早上，他甚至不愿惊动御膳房为他烹制早餐，而是掏出一点散碎银两，交给太监，让他们到东华门外的早市上买一点早点，带回宫内，一份给他，一份给他的母亲。

如此勤俭，改不了世界大势。

鸦片战争，就在他在任时发生。

他的一败涂地，终于化成历史课本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被一代代的中国人复习和反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