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觉扬州梦——之一 十岁青春不负公

千年一觉扬州梦

——梦释《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

引 言

宋、明时期的江南地区，曾广为流传一句俗语——“扬州人无耳朵”（或曰：扬州人忌说“无耳朵”），实际上只是“扬州琼花无二朵”的讹传（《俗语正讹》石成金 清初）。宋欧阳修曾以“琼花天下无双”之意，在扬州建“无双亭”可兹参考。

此语今日听来实在荒诞离奇，当年却能人云亦云、流传数百年，想来彼时必然有人郑重其事，深信不疑。甚至不乏好事之徒旁征博引、著文立说、从旁佐证，于是“扬州人无耳朵”一时间几成定论，不容辩解。然而，事实是扬州人不但有耳朵，而且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都有两只耳朵，这就势必引发一部分执拗的人的理性思考。经过抽丝剥茧、寻踪探源地分析考证，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

厌俗者往往因厌而不肯近俗，而俗者也不当厌俗者为真雅士，各自心存芥蒂，缺乏有效沟通，更奢谈理解，误会也就在所难免。一句俗语尚且如此，流传千古的诗歌名句，一旦尘埃落尽，又会令人有怎样的不胜唏嘘呢？

遣 怀——杜牧

落魄（拓）1江湖（南）2载酒行，

楚腰纤细（肠断）掌中轻（情）3。

十年（三年）4一觉扬州梦，

赢（占）得5青楼薄幸名。

1、落魄Vs落拓：“魄”在这里与“拓”同音，都念tuo（四声），应为音讹。杜牧现存唯一书法真迹《张好好诗并序》（836）中有“落拓”的写法。比较而言“落拓”倾向外在的客观形式，而“落魄”则倾向主观内心感受。

2、江湖Vs江南：“江湖”在此应是指四方各地，近似后世《岳阳楼记》中与“庙堂”相对的概念。而“江南”广义是指江苏、安徽、浙江靠近长江的部分区域，狭义则仅指长江以南的局部，扬州地处江北。

3、纤细、轻Vs肠断、情：纤腰这一概念不止一次出现在杜牧的诗中，而且与“掌中轻”都是熟典，而“掌中情”则明显不合于典，却能与“肠断”相呼应，故应是因“轻”与“情”音讹导致“纤细”讹为“肠断”；

4、十年Vs三年：现在主流意见主张此诗应作于唐大和九年（835），所以应为“三年”，也有一种说法主张作于唐会昌二年（842），且“十年”是比较流行的版本。

5、赢得Vs占得：“占”在此发（zhan一声）音，本意占卜，含有不确定性，引申有出乎意料之意。“赢”在这里是获得、剩下之意，不是输的反义词。相比较，写作“占”的含义显得更丰富，而写作“赢”的流传更广、更普遍。

前 言

“扬州梦”典出晚唐诗人杜牧名作《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如今在大众心中，“扬州梦”已成为“风月繁华”的同义词，并进一步浓缩成为概括杜牧一生“青楼薄幸之名，壮志飘潇，人才落魄。”的代名词。杜牧生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同年他的祖父杜佑，从已任职十五年的淮南节度使任上迁司空、同平章事，终于得以从扬州回到了久别的家乡长安。似乎从一出生，杜牧就注定了与扬州的一份难解之缘。

历来对《遣怀》这首诗的解读重点，普遍集中在“落魄（拓）”和“薄幸”两个关键词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正如杜牧自己所言，“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为北面，虽布衣无耻之士，亦宜访其乐与不乐，况有道之君子乎。”（《荐韩乂书》852）。唐大和二年（828）杜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后获任弘文馆校书郎，当年十月杜牧佐沈传师到洪州（今江西南昌）任江西团练巡官，唐大和四年（830）秋又追随沈传师入宣州（今安徽宣城）幕；至唐大和七年（833)春，杜牧到扬州淮南节度使幕府任推官时已经是三为幕吏。在扬州期间他曾多次上书朝廷谈兵论政（主要有《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虽都切中时弊，却均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幕府为吏、寄人篱下、官微言轻，不能不说这种现实情况，与他经国济世的宏大愿望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于是遂生“落魄（拓）”之感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后世普遍认为，杜牧在扬州期间放浪形骸、沉湎酒色、十年忽忽而逝，最后竟连他曾经留连忘返的青楼也责怪其薄情、负心。近代，俞陛云先生在《诗境浅说续编》中曾这样评论到，“此诗着眼在“薄幸”二字。以扬郡名都，十年久客，纤腰丽质，所见者多矣，而无一真赏者，不怨青楼之萍絮无情，而反躬自嗟其薄幸，非特忏除绮障，亦诗人忠厚之旨。”与多数评论相比，俞先生的评论也可谓忠厚之言。然而，考杜牧一生行迹，前后两次客居扬州的时间总计不足四年，而这“十年久客”想来只是后人读《遣怀》时望文生义罢了，虽无存心陷害之意，却难逃失察杜撰之嫌。

从以上对“落魄（拓）”与“薄幸”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到，如果说“落魄（拓）”更多地反映了作者杜牧的主观感受，那么“薄幸”就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因为“薄幸”出自作者杜牧自己之口，进一步说明“薄幸”这一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或某方面上获得了作者本人的承认。反观“落魄（拓）”之中是否含有“薄幸”的成分，就显得颇为耐人寻味。

既然杜牧承认薄幸于青楼，那么他彼时钟情的又是什么呢？

据杜牧诗中之意彼时他所钟情的不正是“扬州梦”吗？

那么杜牧彼时所钟情的“扬州梦”到底是什么样的梦呢？

正 文

一、十岁青春不负公

若想明确杜牧彼时所钟情的“扬州梦”，就不得不先确认《遣怀》的创作时间。杜牧一生在扬州的主要生活经历有两个阶段，分别是：

1.唐大和七年（833）春至唐大和九年（835），在牛僧孺的淮南节度使幕府任推官、后转掌书记；

2.唐开成二年（837）春夏间至秋末，携石姓眼医至扬州为弟杜顗治疗眼疾，寓居扬州城东禅智寺。

对于《遣怀》的具体创作时间，因为有“三年”和“十年”两个版本，一直以来也就存在唐大和九年（835）和唐会昌四年(842)两种普遍观点，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唐大和七年（833）为起始点粗略计算得出的，正是在那一年杜牧生平第一次来到扬州。

（一）三年之据

主要依据是一则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丞相牛僧儒出任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牛僧儒劝他说“或至尊体乖和”，还拿出巡夜兵卒密报提供的证据来给杜牧看，正所谓“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等等。（《太平广记》卷273）铁证面前，杜牧又是惭愧、又是感激，于是写下了这首《遣怀》，表达对自己这三年风流不羁的扬州生活的深刻忏悔。

姑且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或解读的方式是否准确，也不论杜牧这阶段在扬州生活的真实情况，只要明确杜牧唐大和九年（835）年这次离开扬州，是因官拜真监察御史而返长安任职，一为履职升迁、二为久别（828-835约7年）归家，堪称是喜别扬州。那么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此时的杜牧怎么会有“落魄（拓）江湖”之感呢？即使是追述“三年”前初来扬州之时，也绝非这种心境。虽说当时因惜别故人而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二首（其一）》833春）之叹，但扬州的富庶繁华、佳丽如云怎么说都是远超宣州的吧。

（二）十年之据

这一观点是觉得“十年”从这首诗本身的审美上更具表现力，且恰好唐会昌二年（842）杜牧被外放到偏僻的黄州任刺史，从境遇上倒也与“落魄（拓）江湖”相符。现在普遍认为，这次杜牧被外放是因其涉所谓“牛李党争”而遭排挤，时间、地点、遭遇、心境似乎都能与诗情境对应得上。然而在唐会昌二年（842）到达黄州后，杜牧曾在给时任池州刺史的李方玄的信中写到，“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肠，折仆之胫，知仆者不能持一饭与仆，仆之不死已幸，况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余，乃大幸也，敢望其他？”（《上池州李使君书》842）显然对能到黄州当刺史，杜牧至少当时的心里还是感到很侥幸的。若说“怒仆者”是所谓“牛李党争”中的李党，那么此时李党党魁李德裕正在朝中为相，的确有这个能力。但李、杜两家是世交，杜牧族兄杜悰能当上驸马而后得以身居相位，与李德裕父亲李吉甫当年的推荐有直接关系；杜牧亲弟弟杜顗，还曾在李德裕幕府为巡官，且颇受赏识。据现存文本显示，杜牧最早曾在唐开成三年（838）写给李德裕的《上淮南李相公状》（838）中，明确表达希望李德裕在回朝主政后能对自己够给予提携。后来在李德裕当朝主政期间，杜牧又曾分别在黄州、池州刺史任上三次上书（《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于他，建议具体的用兵的方略，也得到了李德裕的认可和部分采纳。所以无论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现象表明李德裕和杜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怒仆者”究竟为谁？虽然杜牧一直没有明言，却在更晚些时候的诗中有了较明确的指向。

1.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新定途中》846由池转睦）

2.我实刚肠者，形甘短褐髡。曾经触虿尾，犹得凭熊轩。（《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847）

3.误曾公触尾，不敢夜循墙。岂意笼飞鸟，还为锦帐郎。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除官归京睦州雨霁》848）

这三首诗中提到了三个历史人物，其中两个：

1）张纲、字文纪，东汉人，为人鲠直敢言，痛恨宦官乱政，曾慨叹曰：“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后汉书》卷五六本传）；

2）傅燮东汉末年人，忠直敢言，为宦官赵忠所恨，却“惮其名，不敢害。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后汉书》卷五八本传）。

很明显这两个典故所指向的“怒仆者”都应是宦官集团，和东汉年间相似中晚唐也出现了宦官专政的现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宦官时代”。唐后期十个皇帝中有七个是宦官所立，还有两个是宦官所杀，行事风格之跋扈嚣张可见一斑。宦官对皇帝尚且如此，若是一般人得罪了他们那还得了？对于这个事件杜牧自己的说法是“触虿尾”或“公触尾”，虽然没有表示后悔，但却也觉得这样做不太明智。所以，与两个典故中人物的历史事迹相比较，杜牧在诗中用“无端”和“误曾”，表现了他在这件事上的非主观故意。杜牧一边庆幸着“岂意笼飞鸟，还为锦帐郎。”、“曾经触虿尾，犹得凭熊轩。”（这两联诗表达的意思，恰与前面曾引用过的《上池州李使君书》中的内容可以互鉴）；另一边则以“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来提醒自己，以后要在言行上更加小心谨慎。

唐会昌二年（842）冬杜牧在另一首书怀作品中写到“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向来躐等语，长作陷身机。”（《雪中书怀》）。“躐等（躐等：不按次序、等级。）语”的含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从唐大和七年到大和八年（833-834）间，杜牧在扬州幕府所作的以《罪言》为代表的那一系列奏疏。（如果，单就杜牧的“躐等语”而言，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和元年（827），他尚未入仕时写给时任昭义节度使刘悟的《上昭义刘司徒书》）。杜牧在《战论》中分析总结了唐王朝历年与藩镇作战不利的几方面主要原因，称为“五败”，其中最后一条就是“夫大将将兵，柄不得专，恩臣诘责，第来挥之。”，矛头直指宦官监军制度。

杜牧之所以会在这几年间大量上书，集中陈述自己的重要军事主张，应该恰与李德裕这段时期（833.2—834.10）在朝主政有关。除了因为李德裕积极作为的执政方针、军事策略和对藩镇较强硬的态度，更有杜牧的前幕主沈传师也于大和七年（833）四月被召入朝任吏部侍郎。如果杜牧是因为那些奏疏而被“李党”排挤，那为什么他在外放黄州、池州任刺史期间，还要一而再地上书李德裕直言兵事呢？这里我们应留意一个重要差别，杜牧大和年间的奏疏是上奏给朝廷的，是半公开的；而会昌年间的则仅是写给李德裕个人的，是相对隐秘的；所谈问题也更具体，不太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到把柄。随着唐会昌六年（846）三月李德裕再次罢相，狭义上的“牛李党争”就已经基本结束，一方面杜牧不但没有因此而马上得到回归长安任职的机会，反而在当年九月被派往距离长安更远的睦州；另一方面，从此之后杜牧再也没有写过这类被他称为“躐等语”的谏书。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怒仆者”并非李德裕代表的李党，而应该是依旧大权在握的宦官集团。

抛开这些纷纭的历史迷雾，就诗本身而言，如果说《遣怀》创作于会昌二年，最不好解释的是无论是在长安、还是在黄州，事隔十年、地远千里，杜牧怎么会突然想起扬州来了呢？难道是“薄幸”之名此时才刚刚传到他的耳中？

（三）三年和十年之据

杜牧诗中好用数字，其现存四百五十余首各种体裁的诗歌中，含有数字的约二百六十多首，占现存诗歌总数的近百分之六十，占比之大古今应无二人。杜牧以数字入诗，在成就了一种独特的个人作品风格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他的生平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杜牧现存诗作中直接涉及扬州的还有：

1.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二首（其一）》833春）

2.燕雁下扬州，凉风柳陌愁。可怜千里梦，还是一年秋。（《牧陪昭应卢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罢府周岁公宰昭应牧在淮南縻职叙旧成二十二韵用以投寄》834秋）

3.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835或836秋）

4.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扬州三首》837）

5.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题扬州禅智寺》837秋末）

6.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杜秋娘诗》837秋末）

7.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润州二首（其二）》837秋末）

再加上《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共八题。

诗中直接应使用了数字的有一半，已确认的创作时间，都集中在两次扬州生活期间或其前后一两年里。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与多数唐代诗人相比较，杜牧诗中所用的数字有很多是实数，无论是记录距离、时间、地点或引用典故都具有相当的精确性，出现“三年”和“十年”这么悬殊差距的情况，唯独《遣怀》一例。

那么是否会存在一种可能，有这样一个时间点——它既能满足“三年”之说，又能满足“十年”之说呢？想至这里，我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聚焦到了杜牧在扬州生活的第二阶段，那是唐开成二年（837）春至晚秋的一段时光。

唐开成二年（837）春为了给弟弟杜顗治疗眼疾，杜牧从洛阳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任上，同好友韦寿朋一起携石姓眼医来到扬州（杜顗治疗眼疾的情况，在杜牧为弟弟撰写的《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寺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中有详细记述）。按唐代的在职官员休假规定“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唐会要》），杜牧为了照顾病弟，主动放弃了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的闲职。同来的韦楚老则于稍早时返回了职所，杜牧为这位好友送行时写下了“十载丈夫堪耻处，朱云犹掉直言旗。”（《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837春）的诗句；当年稍晚杜牧为了谋求宣州幕府的职位，在写给时任宣歙观察使崔郸的信中写到“小生迩来十年江湖间”、“自十年来，行不益进，业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于心。”（《上宣州崔大夫书》837）；在二次入幕宣州后所作“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念昔游三首其一》838）；在开成四年（839）离开宣州赴长安期间所作“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自宣城赴官上京》839）、“江湖醉渡十年春，牛渚山边六问津。”（《和州绝句》839）。以上这六处明确提到的“十年”这一时间段，都应是以大和二年（828）春为起始点粗略计算得来的，那一年春杜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以从九品上阶的弘文馆校书郎开始了宦海人生；还是在那一年十月，杜牧佐沈传师到洪州（今江西南昌）任江西团练巡官，以幕府为吏开启了江湖岁月。

唐开成二年（837）秋末，杜牧“载病弟与石生自扬州南渡，入宣州幕。”（《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850）。杜牧尚在扬州时写到“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题扬州禅智寺》837），将要离开扬州时写到“杜陵隋苑已绝国，秋晚南游更渡江。”（《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837），路过金陵（实为润州）偶遇衰老穷困杜秋娘时写到“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杜秋娘诗》837）），到达润州时写到“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润州二首（其二）》837）。杜牧此行的终点宣州，对于他而言并不陌生。唐大和四年（830）秋，杜牧追随沈传师从洪州（今江西南昌）入宣州（今安徽宣城）幕，大和七年（833）春也正是从宣州奉沈传师命“北渡扬州聘丞相牛公”（《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并序》850）。数年间的东奔西跑、南来北往之后，杜牧又回到了当年的出发地宣州。此时，当年“分实通家...叨在宾席，幼熟懿行，长奉指教”（《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835）的幕主沈传师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当年“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的张好好远在洛阳“婥婥为当垆。（《张好好诗》836）”；当年一起“奔觥槌鼓助声势，眼底不顾纤腰娘”（《大雨行》838）的“邑中豪健者”们均已星散，此正是“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大雨行》838）。此次南下二次入幕宣州，距大和九年（835）春杜牧喜别扬州已经过去了近三年的时间。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在唐开成二年（837）春，杜牧为给弟弟杜顗治疗眼疾，从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任上请假由洛阳来到了扬州，开启了生平第二阶段的扬州生活。在假期满百日后，杜牧决定放弃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的官职，继续留在扬州陪弟弟杜顗。直到当年秋末，因为经济原因，杜牧不得不二次入幕宣州，仕途被还原到了十年前（唐大和二年828）最初起步时的境地。而此时的宣州从幕主到同僚皆已物是人非，与三年前（大和九年835）离开扬州上京赴任真监察御史时的情形相较，境遇更有天壤之别。此刻而立已半的杜牧，独赡病弟妻儿，处“落魄江湖”之境，赢“青楼薄幸”之名，依旧对“扬州梦”不忘初衷，遂生“十年一觉”之慨。就此，我们基本可以确认杜牧名作《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的真实创作时间，是唐开成二年（837）秋末，杜牧携全家准备离开扬州去往宣州的那个阶段。

在明确了杜牧名作《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创作于唐开成二年（837）秋末之后，却得到了两个“扬州梦”的起始时间，这使我们对杜牧心中“扬州梦”的解读，再一次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于是不得不把解读的语境，拓展得更宽广、更深远些。

题禅院（838春末）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

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